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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民族精神应该是开放的。“开放”的反义词是封闭和保守。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封闭、保守心态面对民族精神建设的并不乏见。比如，一篇论“乐坛后殖民文化”的文章就曾指责西方以文化为幌子对中国实施的“软性侵略”，目的是窒息我们自己的传统音乐文化。＇54＇从学理上讲，这样的东西自然不值一驳。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种“新保守主义”倾向，持有此种倾向的人多为海外留学返国的知识分子或经常有机会出国研究的学人，他们对西方社会有自己的体验，往往得出“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结论，有的甚至非理性地回归传统。显然，要建设开放的中华民族精神，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持有其他主张的知识分子之间还需进行更深入的对话。
这种民族精神应该是自强的。在本文已经就中国民族国家的历史作过追溯以后，再来强调“自强”问题是否有些画蛇添足？不是这样的。与官方一直在倡导的“民族自豪感”相反，目前在中国各大城市的“时尚”风潮和反映百姓生活的市井文化中，一股浮浅的崇洋媚外之风似乎有越刮越烈之势。北京宽阔的马路两侧到处充斥着“欧陆风情”、“美氏豪宅”之类的房地产广告；专事预告央视电视节目的《中国电视报》居然每期都有一个“国际版”的“娱乐周刊”，把各式各样的洋美女推介给中国读者。如此浅薄又如此深入的“西化”反映了威权主义背景下市场导向和消费潮流的低俗化，对体现人类新文明观的真正的全球化来说，这不啻是一种讽刺。面对这种充满着铜臭气息的民族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重谈民族精神建设中的“自强”问题，显然包含了文化、经济与政治诸层面的多重意义。
最后，这种民族精神应该是宽容的。中国自古就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说法，现代自由主义则强调宪政民主基础之上的多元主义和“重叠共识”。宽容是一种美德，一种境界，它同样可以转化为一种精神建构和一种制度安排。宽容既适用于世界各民族间的关系整合，也适用于国内各民族（特别是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关系整合。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不会支持境内的民族分裂活动，在一个走向全球治理的时代，主张民族分裂将更加不得人心。但是，实现民族团结的政治前提是民主化，宽容则是对民主化的精神引申。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处理海峡两岸关系和港澳自治。在一个制度认同高于文化认同的时代，唯有民主与宽容可以为建构中的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提供动力。
（本文作于2004年5月，8月修改、补充，北京）
来源：香港中文大学这国研究服务中心 2005…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