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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还必须谈一谈对退却线的威胁。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在本章开始就已经提出的那个原则：奉命在敌人背后进行活动的部队不可能同时对敌人的正面发生作用。因此，对敌人背后或翼侧的活动不应该看作力量本身有什么增加，只能看作力量的使用提高了效果。所以，一方面是效果提高了，但另一方面危险也增大了。
任何一种武力抵抗，只要不是直接的和简单的抵抗，要提高效果就必须牺牲安全。翼侧活动就是如此，不论是用集中的兵力从某一面威胁敌人翼侧，还是用分割的兵力从几方面包围敌人，要提高效果都必须牺牲安全。
但是，如果切断敌军退路不是单纯的佯动，而是认真的行动，那么，只有进行决定性会战，或者至少创造决定性会战所必需的一切条件，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正是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包含着较大的成果和较大的危险这两个因素。因此，一个统口巾必须有种种有利条件做根据，才有理由采取这种行动。
在研究这一抵抗方式时，我们必须把前面提到的两种方式区别开。第一种是，统帅企图用整个军队从背后进攻敌人，这种进攻或者是从侧面阵地（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占领的） 发起的，或者是通过正式迂回敌人来进行的；第二种是，统帅把自己的兵力分为两个部分采取包围的部署，以一部分在敌军背后活动，以另一部分在敌军正面活动。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效果的提高是相同的，或者是确实地切断敌人的退路，从而俘虏或击溃敌人大部分兵力，或者是迫使敌军为了逃避这种危险而大幅度地后退。
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危险的增加却不一样。
如果我们用全部兵力迂回敌人，那么危险只在于自己的背后暴露了，因此，这时一切都取决于双方退却线的对比情况。就象在类似情况下威胁敌人交通线时一切取决于交通线的对比情况一样。
如果防御者是在自己国内，那么不论在退却线上还是在交通线上，所受的限制肯定都比进攻者小，因此他更有能力进行战略迂回。然而，这个一般的对比还不足以作为建立有效方法的依据。因此，只有具体场合的总的对比才起决定作用。
我们还能补充的只有：宽阔的地区自然比狭小的地区有更多的有利条件；独立国家比依赖外国援助的弱小国家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因为依赖外国援助的国家的军队首先必须考虑同援军会师的地点；最后，在战局临近结束，进攻者的进攻力量已经衰竭的时候，情况对防御者最为有利；所有这些大体上又同对比交通线的情况时一样。
在1812年，当拿破仑的进攻力量衰竭的时候，俄国军队在莫斯科到卡卢加的道路上占领的侧面阵地就非常有利。但是，假如在德里萨野营的俄军在战局开始时占领这种侧面阵地，而又不能在紧要时刻明智地变更计划，那么就会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
以另一种方式，即以分割的兵力进行的迂回和切断退路的危险是：我军兵力分散，而敌人由于占有内线之利，兵力集中，因而能以优势的兵力各个击破我军。因此，使军队不得不处于无法挽救的不利地位的重要原因只有下列三个：（1） 兵力本来已经分散，但又不愿意消耗太多的时间来改变这种状态，因而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2） 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占有巨大优势，可以采取这种有决定性意义的方式；（3）敌人已经到了进攻路程的终点，已经缺乏进攻力量。
1757年，腓特烈大帝向心地侵入波希米亚，虽然他的目的不是把正面进攻同战略上的背后进攻结合起来（ 至少，这不是他当时的主要目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其他场合作更详细的说明） ，但是，无论如何，他在侵入波希米亚以前不会把兵力集中在西里西亚或者萨克森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果这样集中兵力，他就会丧失出敌不意带来的一切利益。
联军在作1813年战局第二阶段的部署时，由于在兵力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可以考虑用主力袭击拿破仑的右翼，即在易北河畔的军队，因而把战场从奥德河移到易北河去了。至于他们在德累斯顿附近遭到的挫折，并不能归咎于总的部署，这个挫折是战略和战术上一些具体部署不妥当造成的。他们在德累斯顿附近本来可以集中二十二万人来对付拿破仑的十三万人，这个兵力对比是非常理想的，就连后来在来比锡附近的兵力对比（285：157）比它也好不了多少。诚然，拿破仑采用了独特的防御方式，把兵力过分平均地分配在一线上（ 在西里西亚以七万人对抗九万人，在马克以七万人对抗十一万人ｊ，但是，如果他不完全放弃西里西亚，而要在易北河畔集中一支能同联军主力决战的兵力，无论如何也是非常困难的，何况联军可以让符腊德指挥的军队推进到美茵河畔，试探一下能否切断拿破仑通向美因兹的道路。
1812年，俄军终于敢把摩尔达维亚军开往沃伦和立陶宛，以便尔后向法军主力的背后推进，因为莫斯科将是法军进攻的终点，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在这次战局中，俄军对莫斯科以东的领土丝毫不必担心，因此俄军主力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自己兵力太弱。
富耳将军制定的最初的防御计划就曾包括这样的兵力部署，根据这个计划，巴尔克来指挥的军队应该固守德里萨营垒，巴格拉齐昂指挥的军队应该进到法军主力的背后。
但是同一个措施在两个不同时期结果会多么不同啊！ 在战局初期，法军的兵力比俄军大两倍；而在战局后期，俄军却比法军强大得多。在战局初期，拿破仑的主力具有足以打到莫斯科，也就是足以越过德里萨八十普里的进攻力量，而在战局后期，它就不能从莫斯科再前进一步。在战局初期，法军的退却线直到涅曼河畔不过三十普里，而在战局后期却长达一百一十二普里。同样是对敌军退却钱的威胁，在战局后期进行能收到如此卓越的效果，如果是在战局初期进行，那恐怕难免会变成最卤莽的愚蠢行为。
对敌人退却线的威胁（ 如果不仅仅是佯动的话） ，就是对敌人背后进行正式的进攻，似乎还可以再谈下去，但是，这一点放在《进攻》一篇里谈更为恰当，所以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而且我们认为，只要已经说明进行这种抵抗所需的条件也就够了。
但是，当人们企图通过对退却线的威胁来迫使敌人退却时，通常所考虑的主要是佯动而不是实际行动。假如每一有效的佯动都必须以完全可以实现的实际行动为基础（ 初看起来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佯动就会在一切条件上都同实际行动毫无差别。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佯动》一章里将看到，佯动的确是同一些其他条件结合在一起的，关于这一点，请参阅那一章。
第二十五章 向本国腹地退却
我们把主动向本国腹地的退却看作是一种特殊的间接的抵抗方式，采用这种抵抗方式时与其说是用我们的剑消灭敌人，还不如说是让敌人通过自己的劳累拖垮。因此，在向本国腹地退却的情况下，防御者或者根本不准备进行主力会战，或者把主力会战推迟到敌军的兵力已经大大削弱以后才进行。
凡是前进中的进攻军队，其兵力都会由于这种前进而遭到削弱。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七篇中更详细地研究，但在这里我们必须先谈谈这一论断。我们所以能够先谈这个论断，是因为战史上每一次前进路程很长的战局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防御者没有战败，而是带着未受挫折的仍有锐气的军队在进攻者前面主动地退却，并且通过不断的、适当的抵抗使进攻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鲜血，以致进攻者的前进成为一种不断的、艰苦的推进而不是单纯的追击，那么进攻者在前进中所遭到的削弱就会增大。
从另一方面看，如果防御者是在一次会战失败后退却的，那么他遭受的损失要比主动退却时大得多。即使我们假定他能够对追击者进行逐步的抵抗，也至少要受到主动退却时同样大的损失，何况同时还要加上在会战中遭到的损失。而且，这种假定同实际情况是多么不相符合！即使世界上最好的军队，在会战失败后被迫向本国腹地退却时，也会遭到非常大的损失。如果敌人象我们现在谈到的那些情况中所假定的那样，占有显著的优势，并且象在现代历次战争中几乎经常出现的那样，进行猛烈的追击，那么防御者的退却就极有可能变为真正的溃逃，其结果通常是军队遭到彻底的毁灭。
所谓适当中、逐步的抵抗，就是退却者的这种抵抗每次只能进行到战斗的均势尚采完全失去时为止，要及时放弃所保卫的地方，以保证自己不致在战斗中失败。这样的抵抗可以使进攻者兵力的损失至少和防御者相同。防御者在退却中虽然往往不可避免地会有些人被俘，但进攻者由于必须经常在不利的地形条件下进行战斗，会有较多的人死于火力之下；防御者在退却中固然要完全损失自己的重伤员，但进攻者同样也要暂时丢下他的重伤员（ 他们通常需要在医院里住几个月） 。
因此，敌对双方在这种不断的接触中所受到的损失大体上是相同的。
追击战败的军队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场合，退却者由于在会战中兵力受到了损失，队形被打乱了，勇气受到了挫折，对退却产生了忧虑，因而很难进行上述那样的抵抗，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根本不可能进行抵抗。至于追击者，他在前一种情况下十分谨慎，前进时甚至象盲人一样小心翼翼地探索着周围的一切，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以胜利者的坚定步伐、幸运者的大胆和勇士的自信勇往直前，而且，他越是不顾一切地勇往直前，就越可以加速事物向既定的方向发展，因为这里正是各种精神因素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在这里精神因素的力量的不断增长和扩大是不受物质的有限数字和尺度束缚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军队在不同情况下到达可以看作进攻者前进路程终点的地方时，双方的对比情况将多么不同。
上面所说的只是相互杀伤的结果。除此之外，进攻者还要加上在其他方面遭到的削弱（ 关于这一点，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请参阅第七篇） 。退却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却能够得到增援，这些增援的军队可能是通过外援得到的，也可能是经过自己不断的努力重新建立的。
最后，在给养方面，退却者和前进者之间的差别也很大，前者往往绰绰有余，而后者却少得难以维持。
退却者可以在他将要到达的一切地方积存储备物资，而追击者的一切却必须从后方运来。只要他在前进，即使交通线很短，这种运输也是很困难的，因此，他从一开始就会感到物资缺乏。
退却者将优先利用当地所能提供的一切，而且大多把它们消耗殆尽，只留下一些一无所有的村庄和城市，一些践踏过的被割掉庄稼的田野，以及汲干了的水井和污秽的溪流。
前进的军队往往从第一天起就要为取得最急需的物资而奔波。这时根本不可能指望得到敌人的储备物资，即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