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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矩、钩、绳，这些是发挥技巧的工具，但不是获得巧妙的直接原因。所以瑟没有弦，即使是师文也弹不出曲子；但仅仅有了瑟弦，没有技巧的人也奏不出感人的乐调。所以说，瑟弦是弹奏乐曲的基本前提，但不是奏出乐曲的直接原因。工匠制造复杂的机关，各种构件错杂相连，使人阴气闭塞，两眼昏花，达到了神奇莫测的程度。他在工作时进入到心与物感应的微妙境界，根本不用眼睛去接触物体。这种出神入化的本领，就是父亲也无法教给儿子。瞎眼乐师随心所欲地用乐曲来描摹万物的状貌声音，与神相通，与舞蹈的节奏相合，这种本领，即使是兄长也无法传给弟弟。如今一般人是用水准来测平度，用墨绳取直。如果不依靠水准、黑绳就能测平取直，这就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了。所以用一只瑟奏出宫调，另一只瑟也会应和，奏出角调，另一只瑟也会随之振响，这是同音律应和的现象。或者改调成另一类音调，这种音调和宫、商、角徵、羽不相合，另外的同一音调的瑟照样会发生应和现象，这其中的道理是不能言传的。所以说，无形的精神是形体的主宰，寂静无声是一切声音的主宰。
天下的是非没有固定的标准，不同时代的人，都把自己认为正确的当成正确的，把自己认为错误的当作错误的。他们所说的是非各不相同，都以自己为是而以别人为非。这样，符合自己见解的就是是，可见没有真正的是；不符合自己意见的就是非，可见没有真正的非。所以求是的人，不是为了探求真理，而是寻找符合自己见解的东西；求非的人，不是为了排除错误，而是要除掉违背自己意愿的东西。违背自己的东西，不一定不符合别人的意愿；符合自己意愿的，不一定不被世俗所否定。最正确的真理不存在错误，完全错误的东西无正确可言，这样才是真是真非。如果在此为是而在彼为非，在此为非而在彼为是，这种是非观，就像一个角落，而真正的是非观，就像整个宇宙。现在我要选择正确的来遵循它，辨别错误的来避开它，但不明白世人所说的是非，到底谁是谁非。《老子》说：“治理大国，就像烹煮小鱼一样。”这是说心胸宽广的人，不会总去翻搅；而性格苛刻的人一定要做得合味口才罢休。晋平公有一次讲了不得体的话，师旷举起琴砸平公，琴砸在平公的衣襟上，又反弹到墙上，身边的人准备把撞破的墙补好。平公说：“别管它，让它来记载我的过失。”孔子听到这件事，说：“平公并不是不爱惜他的身体，而是以此鼓励群臣进谏。”韩非子听了这件事说：“群臣失礼而不惩罚，这是纵容过失。平公不能称霸诸侯，看来是有原由的。”有故人给宓子贱引见了一位客人，客人离开以后，宓子贱对故人说：“你的这位客人有三样过失：他看着我笑，这是傲慢轻浮；谈话不称赞老师，这是违反师道；交情浅却深淡，这是乱了分寸。”故人说：“看到您笑，这是恭敬而又从容；交谈不称赞老师，这是通达；交情浅而深谈，这是忠厚。”宾客的容貌举止是一样的，有人认为他是君子，有人认为他是小人，这是由于各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志趣相投的人，言语忠诚就会更加亲密；亲系疏远的人，即使谋略恰当也要被猜疑。亲生母亲为儿子治秃疮，弄得血流耳根，看见的人认为这是母亲爱子心切；假若这样做的是继母，那么看见的人会认为继母故意整治他。同样一件事，看法不同，这是由于观察者的立场不同。从城上俯瞰，地上的牛像羊那么大，羊像小猪那么大，这是由于站在高处。从水盘中照脸，脸是圆形的，从杯子中照脸，脸是椭圆形的。同一张脸，有时照成圆形，有时照成椭圆形，这是由于盛水器的形状不同。现在我想端正品行来待人处世，又怎么知道世人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我呢？如果想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处世态度来媚俗，这就好比逃避下雨，不管你跑到哪里，都会被雨打湿。如果总想着处在虚静的境界，却达不到虚静的境界；如果不是人为追求而是自然形成的虚静境界，又不是因为你羡慕就能达到的。所以通达道的人就好像车轴，自己并不转动，却能随车毂而达到千里之遥，运转在无边无际的原野上。不通达道的人就好像迷路之人，告诉他东南西北，他在那地方是明白方向了，只要拐进了幽僻小径，就又认不清路径，重新迷失了方向，所以这种人一辈子受人奴役。就好像测风仪一样随风转动，没有片刻能安定下来。所以圣人和道融为一体，返朴归真，以不变应万变，就差不多可以免于世俗的迷惑了。
太平时代，国家的制度容易坚守，事情容易办成，礼仪容易实行，债务容易偿还。所以一个人不兼几种官职，一种官职不兼管几种事务，士、农、工、商，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差别。所以农民在一起谈论劳力，士人在一起谈论德行，工匠在一起切磋技艺，商贾在一起交流生意。因此士人没有失检的行为，农民不会劳而无获，工匠没有粗劣的产品，商人没有蚀本的买卖，各行各业的人各得其所，互不干扰。所以伊尹兴土木，腿长的就让他们踩锹，背力强的就让他们运土，独眼的就让他们测水平，驼背的就让他们平整土地，各种特点的人都适得其所，所以当时的人就没有什么贵贱之分。胡人善于骑马，越人善于驾船。形状种类不同，换做不相宜的事就会出乱；没有优势地位的人就低贱，得到优势地位的人就高贵。圣人合理使用他们，使他们没有什么差别。
先知先觉，具有远见卓识，自然是奇才，但是君王不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百姓。博闻强记，能言善辨，自然是聪明，但是君王不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群臣。高傲自负，不同流合污，自然是品行高洁，但是君王不用这样的标准来教化百姓。鬼斧神工，不露雕凿痕迹，自然是巧匠，但是君王不要求百姓都掌握如此高超的技艺。苌弘、师旷能预知祸福，从来没有失策的时候，所以他们不能和普通人从事一种职业；公孙龙善于论辨，能分别同异，离析坚白，所以不能和众人具有相同的学说；北人无择非议舜的德行自己投进深渊，他的行为不能作为世人的榜样；公输般、墨子用木料制成鸢鸟，能飞行三天，但不能让他们做普通工匠。所以高不可及的要求，不能作为衡量一般人的标准；难以达到的品行，不能用来衡量一国的风俗。掂量轻重不差铢两的神手，圣人不用他，却用秤来称量；目测高低不差尺寸的神眼，明君不用他，却用望远镜和水准仪。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再好的人才也不能永远供人们使用，而度量器具是可以世代相传的。所以国家太平可以用愚人来管理，控制军队可以用权谋。如果一定要等有了飞兔那样的良马才驾车，那么人们就永远不想乘车了；一定要等遇上西施、落慕那样的绝代佳人才婚配，那么人们一辈子也别想成家了。不必等待出现古代那样的英才，当代的人才足够用了，关键是要对现有人才加以充分的利用。骐骥日行千里，劣马用十天的时间也能走同样的距离。由此可见，再好的人才也不是唯一可以依靠的，而以道治国的原则却可以永久使用。动乱之世就不是这样，把尺度定得很高，人们达不到就治罪；把担子装得很重，人们挑不起就惩罚；把事情搞得很难，人们不敢去做就诛杀。百姓被这三种不切实际的苛求逼得走投无路，自然要想办法欺诈上司，用歪门邪道来免去重担。所以虽然有严刑酷法，也不能禁止奸邪。为什么呢？因为人们达不到那么高难的要求。谚语说：“小鸟到了穷途末路就会啄咬天敌，野兽到了穷途末路就会触撞对手，人到了穷途末路就会欺诈。”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道德犹如日月行空，即使在江南河北，不能改变它们的归宿；驰骋千里，不能改变它们的轨迹。而人们的行为举止，社会的礼仪风俗，就好像住在房屋里，从东边看，它在西边，从西边看，它又在东边，没有固定的方位，即使让公正无私的皋陶来裁决，也不能确定它们的位置。所以同样的言行举止，或受诽谤，或受赞誉，取决于习俗；同样的志向品德，或走投无路，或飞黄腾达，取决于时运。商汤王、周武王积德行善，这是人们能够做到的，但是能否碰上夏桀、商纣王那样的暴君乱世，从而建功扬名，却决定于天运。如果只有商汤王、周武王那种志向，但没有夏桀、商纣王那样的暴君，而想成就一统天下的大业，也是空想。从前周武王持干戈斧钺，战胜殷人，建立了周王朝，于是插着笏板，用殳枪作拐杖，用文治管理天下。武王病逝以后，殷朝遗民乘机作乱。周公辅佐成王，行天子之礼，代理天子的职位，坐在天子的宝座上接受诸侯的朝拜，流放了蔡叔，诛杀了管叔，降服了叛乱的殷朝遗民，杀掉了叛乱的首领，然后在明堂祭祀文王，七年以后归政给成王。周武王先用武力后行文治，不是志向变了，而是为了适应时政；周公流放兄长，诛杀兄弟，不是不仁，而是为了平定叛乱。所以做事切合形势就能成功，行为合乎时宜就能树立名声。从前齐桓公为了修好诸侯，而会盟诸侯，回到国内却以礼义治理国家。齐桓公先柔后刚，晋文公先刚后柔，可是两人都能号令天下，控制诸侯，这是因为他们能够审时度势，随机应变。鲁国有个隐士颜阖，鲁君要用他为相，他不接受。鲁君派人赠给他重礼，他却在住宅的后墙打了一个洞，然后溜了，成了天下著名的隐士。鲁君没有追究他。如果颜阖碰上了商鞅、申不害那样的法家，必定诛连三族，何况他自己呢！世人大多称颂古代的贤人，敬仰他们的德行和成就，可是同时代的贤人却视而不见。并不是这些贤人才能不及古代，而是因为他们的才能不合时宜。所以驾上六匹骐骥，或者是四匹 渡江河，不如乘坐空心树木，这是因为所处的环境不同。所以建功立业的人，做事认真，处世谨慎。
世俗之人，认为只有建立功业才是贤能，战胜祸患才能聪明，认为遭难的人愚笨，为节操而死的人鲁莽。但是我以为他们都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也就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