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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民族结合在一个国家之内，就像人们结合在一个社会中一样，是文明生活的必要条件。生活在政治联合体中较次的种族，可得到智力上更优秀的种族的提高。力竭而衰的种族通过和更年轻的生命交往而得以复兴。在一个更强大、更少腐败的种族的纪律之下，由于专制主义败坏道德的影响或民主制度破坏社会整合的作用而失去组织要素和统治能力的民族，能够得到恢复并重新受到教育。只有生活在一个政府之下，才能够产生这种富有成效的再生过程。国家就像个促进融合的大熔炉，它能够把一部分人的活力、知识和能力传递给另一部分人。如果政治边界和民族边界重合，社会就会停滞不前，民族就会陷入这样一种境地，它同不和同胞交往的人的处境没什么两样。两个人之间的差别把人类联合在一起，不仅是因为这种差别为共同生活的人提供了好处，而且因为它用一条社会或民族的纽带使社会结合在一起。使每个人都可以从他人中找到自己的利益。这或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政府之下，或是因为他们属于同一种族。人道、文明和宗教的利益由此得到了促进。
异教以自己的独特性来肯定自身，而基督教以民族混合为乐事，因为真理是普遍的，而谬误却千差万别各有特点。在古代世界，偶像崇拜与民族特性形影不离，圣经中用同一词来表示这两种现象。教会的使命就是消除民族差别。在它享有无可争议的最高权威的时代，整个西欧遵从着相同的法律，所有的著述使用着相同的语言，基督之国的政体表现为一个单一的权威，它的思想统一体现在每一个大学。古罗马人扫除被征服民族的众神而完成征服，查理大帝仅凭强行废除萨克森人的异教仪式，便打败了他们的民族反抗。在中世纪，从日耳曼族和教会的共同作用中，诞生了一个新的民族体系和新的民族概念。民族和个人的自然属性皆被改造。在异教和未开化时代，民族之间不仅在宗教方面，而且在风俗、语言、性格上都存在着巨大差异。而根据新的法律，它们拥有着许多共同的事物，使它们彼此隔阂的古老屏障被清除了，基督教所教导的新的自治原则，使他们能够生活在共同的权威之下，且不必失却他们所珍视的习惯、风俗或法律。新的自由观使不同民族共存于同一国家之内成为可能。民族不再是古代的那种民族——同属于一个祖先的后裔，或繁衍于一个特定地域的土著，仅仅是自然和物质的存在物，是一个道德的或政治的共同体，它不是地理学或生理学意义上的单位，而是在国家的影响下，在历史进程中发展。它源于国家，而非位于国家之上。一个国家可能在时间的进程中创造一个民族，然而一个民族应当构成一个国家则有悖于近代文明的性质。一个民族是从先前独立的历史中，获得了它的权利与权力。
在这个方面，教会赞同政治进步的趋势，尽力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提醒它们彼此之间的义务，把征服和封地赐爵看作提升落后和沉沦民族的自然手段。但是，尽管它承认根据封建法律、世袭权利和遗嘱安排产生的偶然性结果，因而对民族独立毫无贡献，但是它怀着建设完善的利益共同体的热情去保护民族自由免受统一和集权之害。因为同一个敌人对双方都构成威胁：不愿容忍差别、不愿公正对待不同民族之独特个性的国家，必定出于相同的原因干涉宗教的内部事务。宗教自由与波兰和爱尔兰的解放事业发生联系，并不仅仅是当地境况的偶然结果。政教协定（the Concordot）没有使奥地利的各族臣民团结起来，乃是一种政策的自然后果，这种政策并不想保护其领地的差别和自治，而且通过给予好处来贿赂教会，而非通过给予独立来巩固教会。从宗教在近代史的这种影响中，产生了一种爱国主义的新定义。
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区别体现在爱国情感的性质中。我们与种族的联系仅仅是出于自然，我们对政治民族的义务却是伦理的。一个是用爱与本能联结起来的共同体，这种爱与本能在原始生活中极其重要和强大，但是更多地与动物性而非文明的人相联系；另一个是一种权威，它依法实行统治，制定义务，赋予社会自然关系一种道德的力量和特征。爱国主义之于政治生活，一如信仰之于宗教，它防范着家庭观念和乡土情结，如同信仰防范着狂热和迷信。它有源于私人生活和自然的一面，因为它是家庭情感的延伸，如同部落是家庭的延伸一样。但是就爱国主义真正的政治特征而言，它是从自我保存的本能向可能包含着自我奉献的道德义务的发展。自我保存既是一种本能，又是一种义务，从一个方面说它是自然的和无意识的，同时它又是一种道德义务。本能产生了家庭，义务产生了国家。如果民族可以不要国家而存在，只听命于自我保存的本能，它将无法自我否定、自我控制和自我牺牲，它将只把自己作为目的和尺度。但是在政治秩序中，个人利益甚至个人存在都必须牺牲给所要实现的道德目的和所要追求的政治利益。真正的爱国主义，即自私向奉献的发展，其显著标志在于它是政治生活的产物。种族所引起的义务感并不完全脱离它的自私和本能的基础；而对祖国的爱，如同婚姻之爱，既有物质基础也有道德基础。爱国者必须区分开他所献身的两种目的或目标。惟对祖国（country）才产生的依恋，如同惟对国家（state）才表示的服从——一种对物质强制力的服从。一个将献身祖国看作最高义务的人，与一个让所有权利都屈从于国家的人，在精神上是息息相通的，他们都否认权利高于权威。
柏克曾言，道德和政治上的国家不同于地理上的国家，二者可能是不一致的。武装反抗制宪会议（the Covention）的法国人同武装反抗国王查理的英国人一样都是爱国者，因为他们认为有一种比服从实际统治者更高的义务。柏克说：“在谈及法国时，在试图对付它时，或在考虑任何和它有关的计划时，我们不可能只想到一个地理上的国家，它必定是指一个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国家……事实上，法兰西大于它自身——道德之法兰西不同于地理之法兰西。这所房子的主人已被赶走，强盗霸占了它。如果我们寻找作为一个共同体存在的法兰西人，即从公法的角度看，作为一个团体而存在的法兰西人（我所谓的共同体，意指有思考和决定的自由以及讨论和缔约能力的人们），我们在弗兰德尔、德国、瑞典、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也可发现他们。它们都有世袭君主，都有国家典章制度，都有议会。……可以肯定，如果把这些东西的半数从英国拿走，那么我也很难把剩下的东西再称为英国民族了。”＇5＇在我们所属的国家与对我们行使政治职能的国家之间，卢梭做了类似的区分。《爱弥儿》中有一句话，很难把它的意思翻译过来，“Qui n’a pas une patrie a dumoins un pays”（没有国家的人，哪来的祖国）。他在一篇论述政治经济学的论文中写道：“如果国家对于国民的意义就像对于陌生人的意义，如果它仅仅给与他们对任何人都可给与的东西，人们还怎么爱自己的国家呢？”也在是同样的意义上，他继续说：“La pattie ne pent subsister sans lahberte”（没有自由，祖国又从何说起）。＇6＇
可见，我们只对因国家而形成的民族承担着义务，因此，也只有这种民族拥有政治权利。从人种学上说，瑞士人是法兰西族、意大利族，或日耳曼族，但是除了瑞士这个纯粹的政治民族外，没有任何民族能对他们提出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权利要求。托斯卡纳人（the Tuscan）和那不勒斯人共同的国家形成了一个民族，而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两地的公民彼此并不拥有一个政治共同体。还有一些国家，或是没有成功地将不同的种族凝聚为一个政治民族，或是未能摆脱一个更大的民族的控制而自成一体。奥地利和墨西哥属于前者，帕尔马和巴登属于后者。文明的进步几乎与这种国家无缘。为了保持民族的完整性，它们不得不以联盟或家族联姻的方式依附于某些强国，因此丧失了自己的某些独立性。它们的倾向是维持小国寡民的封闭状态，缩小居民的视野，使他们变得孤陋寡闻。在如此狭隘的地域内，政治舆论无法保持其自由与纯洁，来自更大的共同体的潮流泛滥于一个局促之地。人口较少，成分单纯，几乎无以产生对政府权力构成限制的社会自然分层或内部利益集团。政府和臣民用借来的武器抗争。政府的力量和臣民的渴望皆源于外部世界。结果，国土成为于己无益的斗争工具和战场。这些国家就像中世纪的小型共同体一样，处在大国之中，在保障自治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们有碍社会进步，因为社会进步依靠同一政府下不同民族的共存。
墨西哥出现了一些狂妄和危险的民族权利要求：它们的依据不是政治传统，而仅仅是种族。在那里，依据血统划分种族，各种族并不共同聚居在不同的地区。因而，不可能将它们结合成一个国家，或改造为组成国家的成分。它们是流动的、无形的和互不关联的，无法凝成一体，或形成一个政治制度的基础。因其不可为国家所用，便得不到国家的认可。它们独特的禀性、能力、激情和情感无助于国家，因而不被重视。它们必定受到忽视，因而长久遭到虐待。东方世界实行种姓制度，避免了那些有政治要求而无政治地位的种族产生的难题。哪里仅有两个种族，哪里便是奴隶制之源。但是，如果在一个由若干小国组成的帝国里，不同种族居住于不同地域，这种结合形式最有可能建立一种高度发达的自由制度。在奥地利，两种情况增力口了这个问题的难度，但是也增加了它的重要性。几个民族的发展极不平衡，任何单一民族的力量都不足以征服或同化其他的民族。这是一些政府所能得到的最高度组织的必要条件。它们提供着最丰富多样的智力资源，提供着前进的永恒动力。提供这些动力的不仅仅是竞争，而且还是一个更进步的民族令人羡慕的成就；它们提供着最充足的自治因素，从而使国家不可能凭一己意志统治全体；它们提供着维护地方风俗和传统权利的最充分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