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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他得到了韦伯斯特的充分支持：“在普遍解放的呐喊之下，还有另一种呼声：存在着一条统治公民和私人的原则，即对国家的宪法有着更高义务的原则，因此几个州制定了法律，要阻止、妨碍和破坏这部国会法令被贯彻到极致。……我怀疑所有这一切会是那种迷乱无常的仁爱之心所带来的结果，它让人们对遥远、虚幻和不确定的事物想人非非，因而只会不分时空地把现存事物搞得杂乱无章。”＇76＇
韦伯斯特公正地认为，宪法的真正敌人是废奴主义者，而不是威胁着要退出联邦的奴隶主。超越宪法而呼吁一种更高的法律，谴责一种为宪法明确承认的制度为邪恶的、有悖于自然权利的制度，明白无疑地是对于联邦本身的攻击。法律的条文和精神皆对南部有利。彻底的废奴主义者肯定打算为了他们的理论牺牲联邦。如果基于道德理由对奴隶制的反对高于一切政治权利和利益，那么废奴便是联邦本身义不容辞的责任，尽管其法律反对强行废除。因此这样提醒西华德先生是完全恰当的：当他抨击奴隶制，反对对它表示宽容时，他正是在攻击他据以拥有国会席位的法律。韦伯斯特说：“当事关尊重他人的权利，事关自己对他人所负的公民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义务时，没有人可以任意将自己的良知置于法律之上，连这种倾向也不能允许。”＇77＇
布朗森博士以只有天主教徒才能具备的伟大真诚说：“如果政府的命令一旦与个人对上帝之法的信念不一致，每个人便都有自由不服从它们，那么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存在，甚至不可能想像其存在。超越政府而诉诸私人判断，乃是置私人判断于公共权威之上，置个人于国家之上。”＇78＇
卡尔霍恩面对这些趋势，十分公正地说：“保守力量在蓄奴的各州，他们是国家的稳定力量。”＇79＇
我们在前面已经描述过的他本人的政治信条，充分表明了这一观点。但南部的保守和反革命性格，所依赖的并非其贤哲的影响，而是另一些原因。奴隶制本身与《独立宣言》中确立的平等人权相冲突。奴隶主无法始终如一地解释这一规定，因为这会和他们的利益和日常经验相抵触。但是南部和北部一样，也存在着进步的民主派，他们通过利用北部人民对富有资本家的嫉恨和贵族政治的现象，成功地对北方的政客进行了长期抵抗，于是他们找到了逃避这一困境的手段。提供这种手段的是非洲人种与其他人类相比生来低劣的理论，他们为此引用了美国最伟大的博物学家权威。阿伽西斯说：“我的研究结论是，奴隶在智力上是儿童，在生理上是最低劣的种族之一，和其他黑人，特别是南海（South…Sea）的奴隶一样，大多数都接近于猿类，尽管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有一种朝向真正人类的形态发展的趋势。我一再表达的这个观点，没有任何能被反驳的结论，也许只有一个结论除外：任何有色种族，至少是所有的奴隶，不可能和我们有着相同的起源。”如果这种学说不是欧洲的无神论科学，人们会猜想它一定是为美国人发明的，它是如此适合他们的口味。
韦伯斯特极力抨击北部的计划：“这里总是有着一派反对另一派的普遍呐喊，说它的权利受到侵犯，它的荣誉受到践踏，它的人格受到攻击，以及它在政治权力中的公平参与受到否认。从所有这些叫嚷中，有头脑人的不免会怀疑，那些公开的要求另有所图；他们出于公开或未公开的理由，为已得到补偿或未得到补偿的冤情，内心深处有一种分裂各州的打算。
“在南方各州，在立法机关中，在根据法律召集的会议上，人们公开承认和讨论州的分离问题，建议无条件或有条件地这样做。
“在北方，州政府尚未走到如此过分的地步，而在个人自愿集会做出的那些谴责土地法、表明坚决不服从这些法律的决心的决议中，更清楚地表现出推翻政府的目的。……显而易见，如果这种精神得不到制约，它将危及政府；如果它广为扩散，它将推翻政府。”＇80＇
卡尔霍恩同一时期的言论几乎和韦伯斯特一样。“不管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的安全还是联邦的维护，这种危险具有一种难以妥善对付的性质。如果不迅速果断地解决这个问题，联邦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将变得水火不容，那时势力较弱的我们将别无选择，要么断绝一切政治联系，要么卑恭屈膝地服从。”＇81＇
1850年3月4日，即在他去世前几天，卡尔霍恩在他最后一次伟大的演讲中开篇便说：“我一开始就相信，如果不能用及时而有效的法案禁止有关奴隶制问题的鼓噪，它将导致联邦的解散。”他继续说：“如果不采取一些措施避免它，南部将被迫在废奴和退出之间做出选择。事实上，按事态现在这种发展，联邦的解散并不需要南方的退出。”＇82＇
这些著名人物一致忧虑和极力避免的灾难，在他们逝世之后，由于共和党的兴起而来临了。该党的目标和原则具有十足的革命性，不仅与联邦的存在不一致，而且从一开始就准备抛弃它。新英格兰的哲学家爱默生（Emerson）说：“我看不出一个野蛮社会和一个文明社会怎样能组成一个国家。”为了评价该党宣言的偏激，我们只需引述两个偶然的目击者，一位是波士顿的神学家，另一个是热烈的废奴主义者，他们先后访问过南部，时间相隔大约40年。“与我们北方的行为方式多么不同！在北方，到了20岁的年纪，贪婪和礼节便把老年人的冷漠与无情移植到了年轻人公正无私的热情之中。当我把北方佬的自私与谨慎和一个弗吉尼亚人的慷慨敦厚做比较时，我为我自己的人民害羞。我在这里发现了严重的罪恶，但也发现了比我离开的地方更多的美德。有一种不同于新英格兰人所有美德的独特品格将我和我生活于其中的人民联系在一起——他们不像我们那样爱钱。”＇83＇卡莱尔勋爵在已经提到的演讲中说：“否认这一点是不诚实的，南部各州的种植者与他的同胞中的任何其他阶层相比，在举止和交往方式上更像是英国的乡村绅士”。＇84＇
爱默生的名言表明了急切的废奴主义者打算行动的程度。他们公开谴责联邦政府服务于南方的利益，反对北方的信念。解散联邦的组织在北方为实施分离的目的而行动起来。一些州通过了反对南方和宪法的法律，要求分离的呼声响亮。这就是北方在选举皮尔斯总统继承者时的态度。北部威胁着要分道扬镳，但是北方的候选人如果当选，又威胁着南方的制度。南部宣布了如果弗雷蒙特当选他们就要脱离的打算，并威胁要向华盛顿进军把联邦档案付之一炬。布坎南的当选安抚了南方，但从共和党不断壮大的力量看出，他们最后的胜利是显然的。于是他们利用他们担任公职的朋友，以充分使用留给他们的时间为下次选举做好准备。从1856年共和派展示力量时起，就已经决定了退出，并为此做着准备。不论美国奴隶制多么可怕，让我们同情西华德为首的一派是不可能的。他的政治学不仅是革命的，而且是侵略性的，他不仅赞成绝对专制，而且赞成侵略。在1853年1月26日的演说中，他如此说：“商业和政治事务的趋势，要求合众国对位于这个半球各国的事务发挥至高无上的影响，即成为一个西部大陆的强国并维持这种地位，与欧洲可能的联合相抗衡。国家向这一地位前进，即是许多人所说的‘进步’，而这一地位本身也就是这些人所称的‘明显的命运’。”＇85＇
当卡斯提出提案肯定关于古巴问题的门罗主义时，西华德支持它以及另一个完全与其一致的提案。他说：“它未得到较好的表述，但其中暗示了关于加拿大的政策，它与有关古巴的主要提案所宣布的相一致。”＇86＇这并不是他的野心的全部。他对自己的同胞说：“你们已是美洲大陆的强国。但这已经使你们感到满足了吗？我相信没有。你们需要世界贸易，那是一个世界帝国的贸易。”＇87＇
当参议院接待科索斯时，他是由西华德先生引荐的。他的欧洲政策和他的美洲政策一样明确，也几乎一样受人尊敬。谈及匈牙利，他在1851年12月写道：“我相信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它们对国家的和平或繁荣完全无害，又可促进一个极为符合我们利益和观点的事业，即在欧洲那些有条件的国家建立共和制度。”＇88＇两天后他再次写道：“在暴君同为了不能让渡、不可取消的独立和自治权而战的国家之间的一切冲突中，每个民族都可以也应当表明自己的立场，即当暴君们勾结在一起时，自由的国家可以合法地联合起来。”
像站在宗教立场上赞同无条件废除奴隶制那样，站在政治立场上同情废奴主义者的观点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这件事如在所有其他问题一样，表现出同样抽象的、理想化的绝对主义，它与天主教和英国精神同样势不两立。他们的民主体制毒害着它所触及的一切事物。一切宪法问题皆求助于一种人民主权的基本原则，缺乏政策或权宜的考虑。在1853年马萨诸塞会议上，一个最著名的美国人争辩道，司法人员的选举显然与宪法理论相一致，因此不能根据它对执法的影响来加以讨论。《北美评论》（第86卷，第477页）说：“难道政府更有权利剥夺人民在行政和司法中的代表权而不是在立法中的代表权吗？”在宣布绝对自由时，他们也创造了绝对的权力，而我们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观念是，自由和权威都必须是有限制和有条件的。不忍受限制和义务，拒不承认人民也承担着义务，不承认与之相关的神圣权利，使他们对政府和自由的观点陷入混乱。这些抽象理性的影响——我们应该把欧洲革命归因于它——使一切问题变成了原理和抽象法则的问题。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不管是出于利益还是必然，都诉诸一条原理，结果是，一个错误和专断的政治学说制造了一种错误和专断的伦理法律，废奴的理论和自由的理论一样荒谬。
教会则采取了十分不同的方式，它通过使现实融于理想，使自己适应时代和环境而教化人类。它有关基督教自由的理论，与奴隶制本质上是不相容的。奴隶主对于奴隶的权力，是腐败和罪恶的堡垒之一，最严重地阻碍着它的进步。然而使徒们即使在基督教会中也没有诅咒奴隶制。由基督教带给这个世界、并作为它的公理之一的世俗自由，并不要求废除奴隶制。如果人之自由是由于他们照着上帝的形象被创造，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认识了这一形象，也就在多大程度上拥有了自由。因此，圣保罗指示基督徒奴隶满足于自己的境遇。
我们已用了过多的篇幅讨论合众国革命的原因和特征，因为它们表现出与同时困扰着欧洲的理论和事件的持续相似性。现在已来不及探讨一个极有教益的问题。脱离运动不仅由于奴隶主对自己财产的警觉（林肯的当选使奴隶价格下降了25％到50％）、也是由于北部优势地位的政治危险而引起的。南部各州的普通民众与那些拥有奴隶财产的人一样热衷于分离。因为他们担心共和主义者在解放奴隶的同时，也废除把黑奴与他们所属阶层分开的障碍。与此同时，奴隶们并没有表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