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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直到彼此意见大体一致，如果我们要充分论证对卡莱尔谴责的不当和历史上的法利赛教义，那么我不能接受你这样的标准：我们不应像评价他人一样评价教皇和国王，而应当采取一个有利的假定，即他们是不会犯错误的。如果存在着一个假定的话，它却是不利于权力拥有者的，权力越大，越是不利。历史责任必须弥补法律责任之不足。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大人物往往是坏人物，即使在他们运用影响而非权威之时。当你再补充上权威造成的腐败趋势或确定性时，就更是如此。最为有害的异端邪说，莫过于那种认为职权使入神圣的观点。这是天主教敌人和自由主义敌人的会合与欢庆之地，也是让目的学会了为手段正名之地。你会把一个像拉瓦亚克一样没有地位的人推上绞架。但如果历史是真实的，那么伊丽莎白曾要求狱吏杀害玛丽，威廉三世曾命令苏格兰事务大臣夷除一个家族，这些更可恶的罪行有关的更伟大的名字，你却可以因为某种神秘的理由而宽宥这些罪犯。但我会为了显而易见的正义，把他们吊得比哈曼还要高；为历史科学考虑，则要把更多罪犯吊在更高的绞刑架之上。
考虑时代因素会降低道德标准，而对地位的尊敬则降低得更甚。历史英雄若是成了道德楷模，褒扬他们的历史学家，如弗劳德、麦考莱、卡莱尔，便成了道德导师和正人君子。坦率而言，我认为没有比这更大的错误了。依我之见，道德法典的弹性标准是权威、尊严、历史功用的秘密所在。如果我们可以因为才智、成功、地位、名望而降低通行的标准，我们也可以因为某人的影响、信仰、党派或者因他的荣辱而兴衰的高尚事业而降低这些标准。这样一来，历史学便不再是一门科学，不再是争论者的裁判，迷途者的灯塔，不再是世俗权力和宗教本身一直倾向于压低的道德标准的支柱。它的作用体现于它应当支配的领域，它对最邪恶事业的制约，比对于最纯洁事业的促进更明显、更有力。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是辩护史学和我愿称之为良知史学的区别所在：某届意大利政府受到教皇的唆使，高额悬赏逃走的某些公民的头颅，这些公民被怀疑是新教徒。但无人领赏。教皇的一名大臣给该政府写信说，圣父等得不耐烦了，期望不久便可以听到可信、有赏、英勇的杀人事迹。写信人现在躺在世界上最宏伟的陵墓之中，他被合法、感激、趣味相投的罗马权威人物封为圣徒，在祝福他的声音中，他的雕像以祝福的姿态在阿尔卑斯高山上俯视着伦巴第平原。他的画像挂在我们的教堂里；他的牌位摆在我们的祭坛上；他的著作在我们的学校里教授和传阅。他的编者特别赞扬我提到的那封信；纽曼称颂他是一位光荣的圣徒。
这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甚至不止这些。他生活在多年之前，他拥有最高的社会地位，有成功，有荣誉。最富才智的天主教徒、改宗者、沉醉于新教英格兰的信念（或许是偏见）的人们，对他顶礼膜拜，视他为一面圣洁之镜的教会随着他的好名声而兴衰，而你若称他是一个可耻的谋杀者，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将会受到伤害，将会为此而痛苦。
我们该如何称呼他呢？In foro conscientiae（在良知面前），你如何看待此人和他的崇拜者？你将如何评价夏洛特·科黛——如果她刺杀的是博罗梅奥而非马拉？在你看来，他处在但丁笔下的朝拜者旅程中的哪一个阶段？
既然你说，你对罗马学说精髓的赞许在我这里得不到共鸣，尽管你在措辞上不够严谨。那么有人也许要问，这些精髓是什么？为了在罗马教会内得救，我们应当接受追授这种圣徒所包含的意义，这就算得其精髓了吗？还是我们不应当接受它呢？哪种行为符合它的精髓？当纽曼或曼宁祈求圣查理·博罗梅奥的时候，他们的行动符合罗马学说的精髓，还是与它直接抵触？简言之：一个人若听从这一系列论证，这一群证人，这一帮权威，去追随圣查理的足迹，他能否得救？
当然，我知道，你有时的确严厉地谴责了一些大人物。但是我反对的那种学说体现在你的序言中，体现在你很难想像教皇是个投毒者的事情上。这是史学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其重要性远远大于你这些话的含义：你说， “我认为你惟恐有失偏颇；仿佛你写作的目的似乎是为了安抚人心，你反对那些认为教皇比平常人更加邪恶的人。”这不是我的意思，因为你对宗教法庭的看法的确使我感到迷惑不解。而且，你对佛罗伦萨阴谋中的西克斯图斯四世要比对其他人，例如卡波尼或鲁蒙特，严厉得多。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天主教的权贵们特别邪恶，而是指权威人物普遍邪恶——路德和茨温利和加尔文和克兰默和诺克斯，玛丽·斯图亚特和亨利三世，菲利普二世和伊丽莎白，克伦威尔和路易十四，詹姆斯和查理和威廉，波舒哀和肯。在这些事面前，说神学家比俗人更不诚实，说我们教会中的教士普遍渎神（而渎神是一桩严重的事情），都不过是细枝末节。再进一言，以解释我对你使用史料的反对意见。那位帕斯托尔自诩掌握很多你不知道的资料。他的见解并不十分高明，甚至他的信仰似乎主要是教会的信仰。但是我的确了解他的丰富知识给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动力，这是他优越于你的地方。就此而论，我对以文化史（Culturstufe）为论题（如你的论题）的著作因各种原因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而感到遗憾。我的意思不是要忽略可以从相反角度提出的意见。在你开始写作时，对手当中格雷戈罗维乌斯最具竞争力。现在不同了。我本应该祝福你充实自己以有力地对付一个新的危险。我确信，你将把这封冗长而好斗的信，视为对发自内心的信任和尊重，而非敌意的证明——尽管我竭力反对你的做法。我的做法对我而言似乎更明了和更稳妥；但是仅仅因为学识不足，它从未能够使我试着写一部历史著作。我将把它归纳成如下一些原则，而把对它们的阐释和发展留给你去做。
依然是你最诚挚的 阿克顿
给欲治史者的忠告：勿要造访炼狱山，即奥斯丁所说的生产泻盐的镁矿石山；或者忽视细微、隐蔽之处。
在道德科学中，偏见即不诚实。
史学家必须与这些诱惑作斗争：他的特殊生活方式的诱惑，来自他的国家、阶级、教派、学派、党派、权威人物、亲朋好友的诱惑。
这些影响因素中最可尊敬者乃是最危险者。
没能根除它们的历史学家，恰如按一己好恶投票之陪审员。
在评判人物和事件上，伦理标准先于宗教、政治或民族。
历史伦理学不能囿于派别门户。
做出判断时，不要依照宗教、哲学、政治体系的正统标准，而要依照事物是否促进良知的正直、诚实和权威。
把良知置于学说和成功之上。
历史学既不给不幸提供补偿，也不给错误施加惩罚。
道德法典的主体部分亘古不变，久为人知。甚至现在，它在欧洲尚未被普遍接受。今昔道德原则并无很大差别。但是对良知的认识和分析不过才有1700年历史；而对诚实的认识和分析不早于我们这个时代——阻碍东西方圣典的时代。
在基督教世界，时间和空间不是藉口——假如使徒的圣典足以拯救世界。
非凡的头脑深思熟虑，完备而缜密，不可以俗套释之。
根据词义（Ex vi termini），好人物和大人物超脱环境的影响。
但是善德通常与权威结盟，为环境所支持，极少反映孤独心智的力量和智慧。
罪恶横行之普遍，无意识谬误的影响之微小，胜过史家所言。善与恶比邻而居。不要在一个人的身上寻求人为的单一性。
历史传授着一种并非私人经历和家庭传记的心理学。
公共道德的原则同私人生活的道德原则一样明确，但是它们并不同一。
高尚事业所给予某人的免责少于邪恶事业所给予他的罪责。
最后的裁决取决于最恶的行为。
检验品格，看他的行为不如看他的真情实感。人很少比其言语更优秀。
信函比史书更好地记录着历史：让一个人自证其罪。
没有公共人物经得起私人言谈和信件的暴露。
细察之下，最好的名声也不复存在，对此要有所准备。
在历史领域，公共生活中的邪恶少于罪行。
积极主动的罪恶应受到更多的谴责。
最严重的犯罪是杀人。
同谋者不好于谋杀者，策划者更坏。
出于私人动机或公共动机、政治动机或宗教动机而杀人，eadem est ratio（应同等论处）。在道德上，后者都是最坏的。犯罪之源是pars melior nostri（我们中的更杰出者）。应当拯救的，却在行着毁灭。恶者顽固不化，证据不利于忏悔。
信仰必须真诚。受罪恶的保护，它便不再真诚，从神学上看那不是信仰。主的恩典不是藉罪恶维持的。
颠倒主动者与被动者的位置，看看事情会怎样。
历史关系着生，宗教关系着死。它的诸多作用和精神非吾侪所能知。
在宗教信仰、实际功用和科学性上，巴罗、巴克斯特，波舒哀的学说超过佩恩的学说。按我们的尺度，他的高尚道德超过他们。
合法权威的罪行比图桑夫人选中的不法平民的罪恶更严重。谋杀除可用毒药或匕首，还可用法律，用貌似合理与有利可图的战争，用诽谤。
伍斯特学院
1887年4月9日
亲爱的阿克顿勋爵：
来信收悉，表露出的一番真情实意，我的感激之情不胜言表。您在我面前树立起这样的标准，对我是弥足珍贵的鼓励。以此自省，我无话可说，惟有接受：efficaci do manus scientiae（我给予强大的知识之手——原文为拉丁文）。面对这一理念，我只能承认自己的肤浅、轻率，和自己学识的浅陋。史学在您心目中是塑造人格的艺术，治史需最严格、最充分的训练。无法不同意你的意见，因为的确应当如此。
我只是认为，自己非常缺乏从事所担当工作的必要条件。我曾为此默默苦读，在我的脑子里，动笔写作是遥遥无期的事情。当时，我收到一封来信，请求我整理一位老绅士的文稿。我与这位绅士相识不深，但他在弥留之际曾让我担任他的遗作管理人。我是在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与他结识的，他在此研究大学史。他享年七十四岁，留下了一大摞笔记。其中我所能联缀成篇的只有一篇论述威克里夫牛津生活的论文。这些笔记簿使我惴惴不安，激励我认真地动笔写作。我认为自己已最真诚地做了我所能做到的事情。一切皆是为了继承前人的遗志。我为此而写作。
我完全同意您有关历史评价的原则。但是很明显，我所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