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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现代自由生成的理性能力的有限性，产生于宗教上对神明事业的最高精神想像，法国大革命结束了理性有限性的生命。原因倒不是由于人们不能忍受贫穷、痛苦和悲惨的煎熬，而是因为人们被教育成了宁可选择毁灭和死亡，也不要错误。
为什么自由会生生不息地一代一代延续下来呢？这确实是由于社会生活中一个现代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个因素存在于过去2阗年的时光里，并且由于最新的法律上的进步而使它得以改善。而且，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历史就会丧失其发展进程的一致性。没有任何其他因素与这一因素的所有部分有关联。没有任何其他原则可作为一种历史哲学的基础或可以证明上帝给人类启示的道路或揭示出神明的设想。
（四）对自由的各种威胁
对自由的威胁首先来自自由与各种障碍，甚至与伪装成自由的朋友的冲突。这种冲突在胜利成功之时就会来到并掠夺其胜利果实。其表现有：（1）权力欲；（2）平均主义；（3）共产主义；（4）不信仰宗教。
自由不但有它需要战胜的敌人，而且也有要掠夺其胜利果实的背信弃义的朋友：绝对民主、社会主义。
政治无神论——目的证明手段正确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在所有对自由有害的观点中，这一直是流传最广的言论。功利主义者倒不是自由最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特别是他们最伟大的鼻祖密尔，是真诚爱慕自由的。
自由的许多新的敌人：叔本华、黑格尔、孔德、傅立叶、普鲁土、费希特。
作为自由的敌人的斯宾塞遗产：斯宾塞主张要从作为进步之根源的环境里获得解放，如果依附于环境或其他因素，就会阻碍进步——这是通过聆听上帝的教诲而不是人的教诲才完成的事情。它说明了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发展乃至革命。
种族主义是众多旨在否认自由意志、责任和罪过的阴谋之一。并且通过武力培植道德。
种族主义者坚持种族的影响力——这会减损并毁弃自由。
天国的目标就是自由。人类离这个目标还有多么的遥远啊！非洲还没有开始——亚洲的起点也微乎其微。而美洲和澳洲以及南部非洲则正陷在从我们这里传播出去的革命理念之中，这些传播出去的革命理念正在主导世界潮流，但是，革命理念所产生的反响却发生在欧洲。
良知
（一）良知的理念
良知是人类必须坚守的不可或缺的堡垒，在这个堡垒里人们完成其性格的塑造并发展出抵御榜样和众多法律条文之影响的能力来。
良知发挥作用的大小同摆脱外界影响和环境干扰的程度大小成正比。
良知的至高无上性否认那种固定僵化的标准。每一个人都必须按照他自己的标准去判断事物。
人们绝不应当因为遵从自己的良知而遭受谴责。在经过历史的检验和洗礼之后，良知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启蒙的作用。
良知也不是绝对正确无误，它是长期训练和熏陶的结果。
（二）良知与宗教
我们都知道大概有二三十种思想潮流或精神价值取向或承载着制度主张的原则，它们共同作用或单独作用编织了人类历史的网络并形成了时代的文明开化的舆论。所有这些思想精神和原则，我认为，都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人应当加以思考的东西，无论是其中影响力大的还是影响力小的，无论是它们产生的原因还是现实的效果，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应当加以认真的思考。这些思想、精神和原则不是宗教性的东西就是宗教的替代品，反正二者必居其一。例如，马丁·路德的思想、新教教义、英国圣公会的教义、信奉教皇极权的思想、神秘主义的思想、唯理主义的思想、功利主义的原则、唯意志论思想、实证主义、悲观主义、唯物主义等等。任何对历史的透彻理解都有赖于一个人对塑造了历史的各种力量的充分理解，在这个潮流的过程中，宗教的各种力量是最活跃和最明确无误的。我们没有必要对人类心灵的各种因素都去追根溯源，只要我们把握了宗教这一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比如，只要我们知道了一个人是否是浸礼派信徒，是否是自然神论者，或是否是犹太教教徒，那么，我们就拥有了理解历史前进的核心钥匙，我们就站在了众所周知的立场，我们的工作就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宗教……若没有其他因素的支持，当然不足以维系支撑一个人在人间的生活……我认为信义意味着真诚，真诚是一种不会在不诚实的心中安家落户的天赋。要成为一个真诚的人，那么，也就必须与隐藏在自己心灵中的各种引发错误的因素作斗争。他必须经常用明亮的灯光照亮那些偏见得以藏身以及因激情、草率的判断和固执的盲目而使人看不见真实情况的阴暗的角落。他必须经常根除那些未经修正的各种影响在他心灵中遗留下来的精神垃圾。所有这些影响力的本质属性不是源于家庭、学院、乡村或党派，而是源于宗教上的相互对抗性。一个高度原则化的人，更具有干出不公正事情的危险，成为错误信条的追随者。……对良知的发展、改善和捍卫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最伟大的成就，是任何生活领域都应当遵循的首要宗旨，也是使得宗教成为真正的宗教的内在品质。
良知自由是所有各种自由中的首要先锋，因为它是人们得以避免邪恶的自由。
良知是人们从被邪恶所奴役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工具。
如果良知指挥不了它自身的道德律令的话，它也就指挥不了它自身的宗教律令，这时良知就还不是自己的主人。这种软弱状态应该归因于宗教上的素养还不够火候。除非良知是宗教熏陶出来的产物，否则，良知就不会成为宗教意义上的法官。
对一个人来说，如果宗教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不是良知问题，那么，他永远也不会感觉到宗教的意蕴。
（三）良知在政治上的表现
如果上帝与心灵对话，那么，它也必定涉及与政治对话。法律理念的形成是与利益保障的要求截然不相关联的。
我们的良知为我们自己而存在并发挥作用。它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它只受其他良知的限制。它只对个人自己而不是对他人产生足够的影响力。它尊重别人的良知。因此它倾向于控制权威而扩大自由。它是一种自我管理的法则。
良知越是更积极地走上社会生活的前沿，那么，我们考虑得更多的就不是国家已做了什么，而是国家允许人们能做什么；那么，我们考虑得更多的就不是国家的行为——它的行为的力量以及对这种力量的运用，而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及其对权力的分立。社会要优先于国家——个体心灵要优先于国家权力。
良知是由我来决定呢还是由社会来决定呢？如果由我来决定，那就不要权威；如果由社会来决定，那就不要自由。二者之间需要一个协调的角色，那就是教会这一机构。自由和权威二者皆须得到适当的维持。
良知与一套清晰明确的伦理关念密切相关。模糊不清的伦理观意味着不完美的良知，因此，模糊不清的伦理观也就意味着不完美的自由。因为并不是一套随随便便的伦理体系就能带来自由，必须是一套非常发达的伦理体系才会产生自由。因此，自由在中世纪时代是不完善的，因为当时既缺乏良好的手段，又由于良知的软弱无力，以及由于伦理观的混乱而导致的某些行为的干扰。
良知是自由的一个基石，因此，宗教也是自由的一个基石。
良知的思想把宗教指引到自由的事业中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
正是通过良知的作用才使得宗教服务于自由的事业。
来自良知的平等——在其中我们都是相同的，没有差别。
良知主张：主要的危险来自专制主义，因此，主要的安全来自反对专制主义，其次反对极端民主。
良知的思想是赞成君主制的，因为君主制具有这样一种良知：这种良知包含着旨在为社会干好事的力量。一个由众多的人们组成的机构是缺乏这样一种力量的。正如个人的责任感是微弱的一样，良知的影响力也是微弱的。一个由众多的人们组成的机构是没有灵魂的。
正如个体有良知一样，一个民族也有良知。一个人的是非对错观念也依赖于他人在这方面的观念。从性质上讲，这种观念不是独立和至高无上的。
（四）良知的历史
良知意味着社会个体在历史进程中占有很大的一席之地。
在我们的生活中和时代的进程中，良知会变得更加完善。
在东方的宗教中，良知尚未获得人们的认知和承认。他们只知道从外部给人们灌输德行、惩罚等观念。然而，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检验什么是正确的标准就存在于良知这一意识之中。在《圣经·旧约》之中，是心灵守护着良知的领地。
在古希腊社会生活发生转折之时，在神话崩溃和民主兴起的时候，良知走进了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戏剧之中，走进了苏格拉底的哲学之中。
古希腊：不是那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而是当时的权威和追求一致的同意导致了极端民主。作为对这种极端民主的反对，良知或个人自治的要求出现了：苏格拉底的例子。当苏格拉底宣称宁愿遵从上帝的旨意而不是人的命令时，他的意思是上帝已把良知扎根于他的心中了——没有神谕，没有神圣的书本，也没有专职的牧师来告诉他本该那样做。
古希腊所有关于良知的看法和观念都是从消极的、警示的意义上讲的，而不是从积极的、好的良知这个意义上谈论良知。
良知：它是在迫害达到高潮时产生的。
思想发展所坚定遵循的路线就是那些使基督教思想和经典思想得以独立自主地相互融合的道路——它们是良知和自然法存在的形式。
古罗马思想家塞涅卡的著作使得良知普受欢迎，而那些禁欲主义的作品则不是这样。
由于支持独裁君主制，霍布斯拒绝接受良知。因此，巴特勒对良知的恢复就是建立自由的开始。
在霍布斯的学说之后，所有自由都存在于被恢复了的良知之中。
正是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良知走上了斗争的前台。这场斗争终于在17世纪末开始走向胜利。
良知的理论已经完全成熟了。它的核心要体现在一个非常独特的状态上：主张内心深处的灵光。内心深处的灵光必定会坚定地为追求自由而战斗。
从以上角度所理解的良知为自由提供了新的基础。它承载了更宽泛的自由主义的领域。
国家
（一）国家的观念
国家是自由得到充分保障以制约政府和过分理想化的民众安全之所。
结社权要先于现实中的国家而存在。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