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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克在1790年到1795年之间的言论，几乎成了法律和预言。
柏克也寻求各种原则，但是，在他没有考虑到具体的环境条件时，他不会让这些原则主宰他。在他那广阔的心灵世界里为相反的原则留存了空间，以适合不同条件。他不想让普遍原则绝对化并否决任何其他考虑。他仔细估量什么样的环境需要什么原则。这就是柏克与别人产生差异的根源。柏克的头脑是历史的，而不是系统的。他从不抛弃理论，但承认理论只该用于解决问题，与事实相结合才行。柏克也研究哲学，但从不让自己成为抽象思想的俘虏。他在英国的制度下土生土长，但这一制度到他手里就成了哲学。他把这个制度蕴含的真理一般化。这个真理就是民族习惯，按照先辈经验朝前走——是发展而不是创新。往深处讲，这也是英国法律发展的方式。苏格兰人更是完全不同。他们没有任何制度，不受现实约束，从来不像斯宾诺莎、康德、边沁那样从事推理工作。
从1770年到1778年，从1778年到1782年，柏克变得越来越自由。随后就发生了他的预言遭到毁灭的事情。
为什么柏克不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是的，他是多么地渴望彻底的自由——良知的自由、财产的自由、贸易的自由、奴隶的自由，等等。既然如此，柏克为什么还要站在反对彻底自由的立场上呢？是什么原因使他产生这样的认识的呢？这是缘于他对历史的理解，对过去的权利要求、对时间的权威、对已逝先辈们的意愿、对历史的连续性等因素的理解。在柏克以前也有其他人持有这方面的认识，但是，他们只把握了保守主义的其他部分内容。柏克则是一个十足的保守主义性质的人，这种十足性也把柏克信奉的其他所有原则都涵括起来，使得柏克第一个成为既是自由主义又是保守主义的人。这就是统一性和一致性的事物。其实柏克也不是一致的，但是，最后占优势的事物的存在又是源于统一性。
有一个教条并且只有这个教条是值得告诫人们的——柏克一生的每个阶段都对这个教条充满警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个教条就是党高居国家之上，就像原则高于利益之上一样。我们对自己国家的依赖就像乘客对轮船的依赖一样，他的安全是他自己的事情。我们对我们的党的依恋就像对宗教的依恋一样，因为我们相信它是正确的。
柏克理解政治经济学。但是，一旦撰写有关政治经济学的文章时，柏克从思想上就一直非常注意例外的情形，而且，与其说柏克是一位财政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位政治家。在其他事情上柏克也如此。
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
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歧存在于自由的朋友和其他人之间。从原则上讲，分歧是长久的、基本的、决定性的。
如何辨别辉格党人和自由主义者：前者是实践的、渐进的、准备妥协的；后者是从哲学上弄出一条原则来。前者是一种旨在形成哲学的策略；后者是一种旨在寻求策略的哲学。
从本质上讲，辉格党人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承担各种责任，尊重习俗和传统。但自由主义者从本质上讲是反对政府的，为了自由，他们宁愿不担任公职。
辉格党人受妥协统治——而自由主义者则开始于理念的统治。
自由主义的构成要素：绝对正确的良知理念；个人优于大众的至高无上性；属于个人的永恒利益要优于属于国家的暂时利益；合法的权威来源于形成这种权威的舆论；其行为不正义的政府注定要被摧毁；革命是合法性的应有之义。
自由主义——1707年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首次使用这个词。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能分辨出自由是一个目的而不是一个手段。为自己或他人做某些事情时，其他事情就不能做。绝不能拿自由去与任何数量的、无论是多么大的国家的伟大和光荣、繁荣和财富、启迪和道德等东西相交换。
自由主义者承认别人有信仰的自由。现在很多人都是不信仰宗教的人。自由主义者拒绝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他接受客观现实。他能管理好一个由部分信教和部分不信教的人组成的社区。他会为双方寻找一部共同的法律，双方共同受该法律的约束，共同承认该法律。他会把自己吸引力的重心越来越多地从一个宗教领域转移到一个没有宗教影响力的领域。这就是说，他运用的是受到不信教者也承认的动机，因此，无信仰者也就多了起来。于是宗教不得不去非宗教的法庭上为自己的存在进行辩护。最终，宗教还是遭到废黜，它的地盘也被它的敌人所剥夺。从这种程度上讲，宽容打破了平衡，使敌人不只受到宽容而且变得至高无上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首要品质就是凡事要一视同仁，不能有例外和特权，要考虑到所有的人们和所有的国家，承认那源于自然和宇宙的个人权利要优先于那通过武力或不是来自上天的方式获得的国家或集团的原始权利。
公共利益如果以牺牲个人的代价去换取，那么，这样的公共利益不值得考虑。
自由主义者把所有权威都置于正确与错误的考验之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据以作出判断的标准是那些在几个世纪的进程里都变化很少的原则，也就是说，是根据犯罪的行为而不是根据犯罪的动机进行裁决。
自由主义不但是一种政治原理，而且也是一种历史和进步的哲学。
自由主义认为你必须让上帝发挥作用——而不是用固定的障碍去审查上帝的行为，这是他们要求的天意自由。上帝对人产生影响的行为方式就是让人具备辨别善恶美丑羞耻的体面感。体面感是一种个人感受。应该把个人单独置于体面感的氛围里。不要把良知埋葬在破碎时代的废墟下面。
从根本上讲，自由主义建立于良知的理念之上。一个人不仅靠外在的物质手段生存，而且还必须依赖心灵的光辉去生活——听从上帝的声音而不是人的声音。
这就自由的原理：心灵是目的，其他所有一切都是手段。
忠诚、权威、传统、习俗、舆论在自由主义的观点里都不起决定性作用，还有超越于这些事物之上的东西。
深思熟虑地下决心毁掉自己过去几个世纪的工作成果——毁掉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所建立起来的东西：这是自由主义策略的胜利，是人类使自己遵从自由的逻辑的胜利。
过去的经验教训是反对自由主义者的。在过去的岁月里，所延续的东西是暴力而不是自由，法律的重心也不是倾向于自由主义的。
美国《独立宣言》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同一年发表问世，二者都是自由的理论。阻碍需要时间才能克服，微妙的平衡需要时间才能建立，自由的养成也是如此。只有专制主义不需要时间，它可以马上建成。这是自由主义的天然要求。
在还没有真正掌握、理解和实践过保守主义的哲学以前，一个自由主义者也只不过是偏见的集大成者而已。
保守主义的原则是利己主义，自由主义的原则是宽宏大量。现在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是宽宏大量的，它只为本阶级着想。因此，自由主义不是由一个阶级决定的，它是纯粹个人的事情。保守主义——狭隘的范围，它局限于国家意图，局限于基督教的影响范围，局限于地域性、暂时性。因此，保守主义更多地倾向于促进利益——优势——并拒绝原则、普遍的理念和良知。自由主义的观念源于世界普遍的历史，源于国家、教会、哲学家们等的继承性。他从根据普遍实践所归纳出来的普遍规则出发——这是一种更为宽泛的归纳——从而更加广泛地把握了原则。把今天的保守主义者同正统王权的拥护者和专制主义者、同17世纪的保皇党人和16世纪的宗教迫害者们紧密贯穿起来的是一连串的偏见和错误。
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不存在绝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一个时间、空间和策略问题。自由主义承认人类并非总是能熟练地运用自由；保守主义则希望能保存自由，但又不致于让自由成为祸害。
保守主义者说：自由主义对人持信任态度，否认人的原罪，相信良知的功效。保守主义相信人是污秽的，如果让他无拘无束，他就会犯错误。他需要帮助，需要约束，需要所有来自别人对他的提醒。善与恶是一个长期的文明发展的结果。
托利党保守主义表现为否定自由，拥护暴力、宗教、习俗、财产和权威。
法律的连续性是保守主义的基础，这是它与专制主义不同之处。专制主义不存在法律的连续性，它是死人的统治。
保守主义主张保护宗教、道德、财产、公正，不让这些东西受到任何威胁。保皇党人、资本主义者、牧师、贵族政治论者等，这些人的保守主义观点丝毫没有科学的品味，缺乏公正无私的性质。这样，就有了穷人、不可知论者和民主主义者的慷慨大方。那么，谁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呢？
美国的保守主义者：汉密尔顿、韦伯斯特、卡尔霍恩这些人比欧洲的保守主义者对我们更有价值。欧洲的保守主义根源于一种历史的、宗教的、习俗的基础，它依赖于上帝统治世界这么一种理论。他不是在激发事物，而是在压制事物。
民主
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民主？因为民主意味着让人民大众享有自由。哪里不存在强有力的民主制度，哪里就不存在强有力的自由。
谈到民主，我想下述情形是正确的：刚刚获得选举权的民众是完全无知的，他们极容易被偏见和狂热的煽动所欺骗，并导致他们的思想观点常常不稳定，以致要向他们解释清楚经济问题很困难，向他们解释应如何把他们的利益与国家利益联系起来也很困难。这些困难如果不对个人财产的安全构成威胁的话，也会对公共利益构成威胁。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同一个民主主义者明显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永远在自己心目中牢记这些危险。
造成上述情形的原因在于：你不可能不打碎一个鸡蛋就能制做一个煎蛋饼——有失才有得，政治生活不只是由阴谋诡计所构成，也由真理，由那些早已广为人知的真理所构成。
政治经济学的觉醒把这么一种体恤推向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出于这种体恤，我们被迫平等地与工人阶级分享政府的权力。亚当·斯密建立了两个这样的命题——即劳资间签订的契约必须是自由的和劳动是财富的源泉，有时他又说是唯一的源泉。如果说后一句话从最广泛的意义讲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拒绝这样一个结论：即国家繁荣所依赖的那个阶级应当是统治阶级，而不是毫无作用的非生产性阶级，而且赢得财富增长的阶级也应该享受这些财富。这就是亚当·斯密的理论在国外引发的效果——法国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作为拒绝亚当·斯密这一极端主题的我们，却无法抗拒亚当·斯密关于劳资间契约自由的主题所产生的逻辑压力。如果在公开的市场上，劳资之间存在契约自由，那么，下述说法就是站不住脚的：签订契约的双方中的一方有权制定法律、位居管理者的地位、控制着是否与对方和解的权力、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