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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春秋+刘凤舞-第1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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莸奈侍狻@畲箢热衔斓脊阒萁逃ぷ鳎辛礁鲋匾饔茫海�1)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广泛的带到广东去;(2)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组织。  陈独秀对广东寄有较大希望,认为广东有革命的光荣传统,很想去那里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广东党组织,一面从事教育改革。于是,他向陈炯明提出去广州任职的3项条件:(1)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2)以广东全省财政收入的1A10拨充教育经费;(3)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作同一之趋势。  陈炯明答应陈独秀的条件,并电促他来粤。陈独秀离开上海之前,把上海发起组书记职务交给李汉俊代理,于12月17日乘船去广州,同行的有袁振英、李季等人。  12月25日,陈独秀等抵达广州,下榻大东酒店。他首先和米涅尔、别斯林取得联系,接着同梁冰弦、区声白等7位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开会,研究党组织问题。陈独秀在会上把他起草的一份党纲拿出来讨论,7位无政府主义者见内有无产阶级专政等观点,表示不愿接受。虽经陈独秀再三说明,他们仍然反对。于是陈独秀提出:大家主义不同,终究是要分开的,联合起来,会因活动手段、策略不同,引起争论,不如现在就分开,各走各的路好。  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共产党,北京、上海的无政府主义者也相继退出了共产党组织。  已在广州的3位学生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在陈独秀出现在大东酒店时,便赶来欢迎。陈独秀对他们办的《群报》很是称赞,要他们不尚空谈,切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进行踏实的工作,并和他们商谈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经过几次酝酿,在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党不久,他们重新建立了广东共产党支部,由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管宣传。  陈独秀不久定居在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11号楼2楼,他在门口贴着上书“看云楼”的白纸。陈独秀在“看云楼”安营扎寨,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以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推荐谭平山任副委员长,委托陈公博办宣传员养成所,培养革命骨干。宣传员养成所不久改为宣传员学校,陈公博任校长,谭植棠任教导主任,是一所培养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理论知识,向广大工农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校。  广州党组织的成员除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外,从上海来到广州的原上海发起组成员沈玄庐、李季、袁振英等也参加了广州支部的活动。1921年5月,李达、李汉俊派包惠僧到广州,要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党的工作,包惠僧也暂时留在广州,参加支部的活动。  在留洋学生中,除参加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成立日本小组外,张申府在留法学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  从1919年春到1920年底,中国有1600余名青年涌入法国勤工俭学。他们中间有蔡和森、蔡畅、李富春、向警予、李维汉、刘清扬、周恩来、陈公培、赵世炎、王若飞、李立三、徐特立、陈毅、聂荣臻、邓小平、傅钟、萧三、陈延年、陈乔年等等。  张申府在1920年秋加入北京支部后,同蔡元培一起来到法国。张应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的聘请担任逻辑学教授。  张申府在法国发展了刘清扬入党,并结为夫妻。张申府、刘清扬发展了周恩来入党。  周恩来字翔宇,祖籍浙江绍兴。他的祖父周殿魁因为当师爷,由绍兴来到苏北淮安,晚年在淮安府山阳县做过知县。周恩来出生于淮安。他刚1岁时,父母将他过继给病危的叔叔当养子,不久叔父病逝。周恩来4岁时,嗣母就教他识字;  5岁起便送他进私塾读书。  1904年,6岁的周恩来随同父母亲、嗣母迁到清河县清江浦,并到外祖父家的家塾里读书。1907年夏,母亲病逝,次年7月嗣母病逝。两个母亲去世,家里债台高筑。父亲经别人介绍,去湖北谋事,周恩来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尽管他只有10岁,却不得不管理家务,因为他的另一位叔父从年轻时就偏瘫在床,家里的事都要周恩来出头。周恩来不但承担了这一切,还到东门附近表舅家的家塾里读书。  周恩来12岁时被伯父接到沈阳读书,伯父在那里担任职员,他没有子女,又十分喜爱周恩来。  1913年,伯父调往天津工作,周恩来也随着来到天津,并考入南开学校读书。4年后毕业,前往日本留学。五四运动爆发时回到天津,组织了觉悟社,与李大钊联系,成为天津学生领袖。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在狱中度过半年铁窗生活,出狱后去法国留学。  1921年春,有两名青年手持陈独秀的介绍信找到张申府,参加巴黎小组的活动。他们是赵世炎和陈公培。这两位留学生分别在1920年5月和7月由北京经上海赴法国,他们在上海与陈独秀会面,经陈独秀介绍入党。这样一来,巴黎小组便有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5人组成,张申府是小组负责人。  既然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以及旅日留学生、旅欧留学生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条件已日臻成熟。1921年2月,陈独秀起草了一份党章,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这份党章由广州寄给李汉俊,李看后甚为不满,认为陈独秀要在党内搞个人独裁,他也起草了一份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使中央成为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并寄给陈独秀。陈独秀看后,大发雷霆。他们两人本来就有分歧,现在的关系更加恶化。但陈独秀的威信远在李之上,李无法与陈抗衡,于是不愿再担任代理书记,把党的工作交给了李达,李达便成了上海党组织的代理书记。  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极为关切,1920年8月,根据列宁的推荐,共产国际委任马林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于1921年3月从莫斯科动身,取道欧洲赴上海,当年6月3日到达上海。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尼可尔斯基也来到上海。此时维经斯基已回俄国。  马林、尼可尔斯基立即同李达、李汉俊接头。二李都能讲英语,李汉俊还会讲德语,马林会讲英语。他们通过交谈,认为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决定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两人来上海开会。马林拿出带来的经费,寄给每位代表路费100元,回去时再给50元。  李达分别与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议,得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同意后,李达、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以及日本留学学生中的党组织或党员,通知他们各派2名代表来上海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至于法国留学生的党组织,因路途遥远,已经来不及,故未通知。  北京党组织接到通知后,立即开会讨论谁去上海的问题。李大钊本是当然代表,但他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并兼北大教授,又是北京8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时值学年终结,公务繁忙,不能亲自去上海。会议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为代表。李大钊指定张国焘参与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因此,张国焘会后便动身南下。  张国焘途经济南时停留一天,约王尽美、邓恩铭等济南党员,在大明湖的游船上详谈,确定王尽美、邓恩铭为济南党组织代表。  长沙党组织的代表是毛泽东、何叔衡。由于湖南军阀的残暴统治,人身安全没有保证,毛泽东、何叔衡不得不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动身赴沪。  武汉党组织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  李达、李汉俊在5月中旬派包惠僧去广州。包惠僧当时已无固定职业,陈独秀就通过友人把他介绍到报馆工作。陈独秀接到上海来信要他本人和2名广州代表一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陈独秀召集广州党员在谭植棠家开会。陈在会上说:“第一,我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我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我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  陈公博很想去上海,他当时有点中暑,很想转地疗养;他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此机会去办个手续;再者,他去年和李励庄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期中补度蜜月。陈独秀要他去上海开会,正中下怀。  陈独秀年长,又是其他人的老师,他讲的话,众人都同意了。于是,陈公博便偕妻子由广州出发,经香港转赴上海。  包惠僧则从广州乘海轮直赴上海。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党员代表周佛海,于7月中旬到达上海。  上海党组织的代表是李达、李汉俊。  各地代表干7月23日前都来到了上海。因上海负有发起之责,又是开会所在地,所以,李达、李汉俊承担了会议的联络、筹备和会务工作。  李达交代他的妻子王会悟安排代表住宿的地方。王会悟在上海女界活动中,结识了法租界博文女子学校校长黄兆兰。因博文女校离开会地址较近,行动方便,博文女校师生因暑假均已离校,代表住在那里便于保密。王会悟就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名义,向黄兆兰租借了房间。外地代表除陈公博夫妇住在大东旅社外,均住进了博文女校。代表们住在陈设简单的房间,有的房间内有简易木板床,有的没有床铺,便在地板上铺了草席。他们寄宿在这简朴而清静的校舍内,开展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工作。  中共“一大”会议的地址选择在李书城的公馆里。李书城与李汉俊兄弟已由三益里17号迁往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106、108号,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106、108号内部打通,共用106号斜度较大的大楼梯。上楼之后,便是李汉俊的房间,朝西走,则是李书城的卧室。李书城此时在湖南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会场设在楼下客堂中间。  1921年7月23日晚8时,出席会议的代表三三两两来到会场,他们是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广东代表包惠僧、陈公博,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共13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年龄最大的是何叔衡,45岁,其次是马林,38岁,董必武35岁,李汉俊、陈公博、李达31岁,毛泽东28岁,包惠僧27岁,陈潭秋25岁,周佛海、张国焘24岁,王尽美、尼可尔斯基23岁,邓恩铭20岁,刘仁静19岁。  代表们围坐在一张长形餐桌的四周。  因陈独秀、李大钊未能出席会议,李达、李汉俊虽然做了会议准备工作,但他们都不喜欢交往,是学者型的人物,不轻易附和别人,爱坦率地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喜怒形于色。他们与马林之间关系不太融洽。马林毫不客气地要他们报告工作情况,又要他们的工作计划和预算。他们便坦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未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还没有决定。共产国际如果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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