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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对程璧光说：“你的病需要每天早晨到野外散步，呼吸新鲜空气，方可治愈。”
程璧光果真这么办了，孙中山陪他到郊外散步，借机谈天说地，批评时政，终于同程璧光结成朋友。
孙中山同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旧友保持密切联系，又先后结交了左斗山、王质甫、魏友琴、程奎光、程璧光、程耀宸、周昭岳等志士。
1893年冬，孙中山考虑成立革命团体，他召集朋友们到广州雅书局内南园抗风轩秘密聚会，酝酿筹备成立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的“兴中会”组织。他们开始行动。陆皓尔、尤列、周昭岳合资在顺德县北水乡创办兴利蚕子公司，作为联络会党的场所。
郑士良四处奔走，结纳会党，联络防营，门经既通，端倪略备。
但是，要立即组织武装暴动，推翻清廷，仅仅依靠十几个朋友，而这些朋友除程璧光、程奎光是海军军官外，其他人都是手无寸铁的书生。孙中山反躬自问：“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此路不通。他转而把目光射向清朝政府中“识时务”的大臣李鸿章，如果李鸿章能够接受自己的主张，也未尝不可挽救贫弱的中国。
李鸿章当时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手握军政大权的汉族重臣，他经营“自强求富”的洋务及海军30多年。香港西医书院的康德黎博士称他是“中国之俾斯麦”。李鸿章曾通过康德黎向孙中山表示：“同意孙中山进京候缺。”
1894年1月，孙中山悄悄地回到了翠亨村，关起门来，用10天时间，埋头写了6000字的《上李鸿章书》。 孙中山在陆皓东的陪同下，从广州乘轮船前往上海。在那里，他们拜访了郑观应、王韬。郑观应立即给老友李鸿章的幕僚盛宣怀写了一封介绍信：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有志农桑生殖之要术，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及游西北各省履勘荒旷之区，招人开垦，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其志不可谓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兹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一白其胸中之素蕴。弟特敢以尺函为其介，俾其叩谒台端，尚祈进而教之，则同深纫佩矣。
孙中山和陆皓东兴冲冲地乘船赶到天津，盛宣怀正在天津筹办东征转运。盛宣怀接到介绍信，在信封上手批：“孙医士事。”介绍孙中山等往见李鸿章。李鸿章传出话来：“等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上书改良成为泡影。
1894年夏秋，孙中山和陆皓东漫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在天津，他们“窥”到李鸿章的底细：李由于“军功”，在外国人的帮助下，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被提升为总督、大臣，被尊为傅相，成了清朝政府忠实的看家犬。李鸿章发财致富靠的是各级文武官员的供礼。这些官员携带敲诈勒索来的钱，蜂拥前来向他进贡以寻找提升的门路。一位青年海军军官告诉孙中山、陆皓东：他不得不签署一个几吨煤炭的受货单，而这受货单是作为火药订单付款的。他气愤不过而辞去了职务。
北京城内的政治之龌龊，百倍于广州，甲午战争即将爆发，国家危在旦夕，而清政府却热衷于筹备慈禧太后的60大寿。慈禧太后下令动用饷需和边防军费100万两，挪用铁路工程经费200万两，向各省和京内各衙门摊派强征290多万两，专供她挥霍。
孙中山和陆皓东这才觉醒，对腐败无力的清廷是无法用改良的办法挽救的。他们决定分头活动，创立兴中会，准备武装起义。孙中山乘轮船到了檀香山，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在1894年11月底建立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的兴中会，吸收会员20多人。会员填写了入会盟书，由孙中山领导，举行了秘密宣誓仪式。选出刘祥、许直臣为檀香山兴中会正副主席。
檀香山兴中会派员到各埠扩展组织，在茄荷蕾埠建立了以孙眉为主席的兴中分会；孙盾又到百衣建立了以邓荫南为主席的兴中分会。檀香山在很短的时间内吸收会员130人之多。孙中山又到了香港，召集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杨鹤龄等人，讨论在香港建立兴中会组织事宜。
1895年2月，在香港建立了兴中会总机关，参加人数达几十人。为避人耳目，对外用“乾亨行”名义作掩护。孙中山、陆皓东、郑士良、邓荫南赴广州秘密串连，设立了广州兴中会分会，陆续加入者达数百人，设立了起义机关。孙中山筹集军费，令宋居仁、夏百子等20多人组织兵操队，聘请一位丹麦人为教官，进行军事训练。孙中山打着行医的招牌，积极联络会党、绿林、游勇、防营、水师，兵谋举事。
他们奔走于港、粤之间，策划部署，在广州设立“农学会”作为掩护起义的机关，确定起义计划和起义后的具体政策。孙中山亲自担任军务，拟订攻取方略；陆皓东主持广州起义总机关工作，设计起义的旗帜——青天白日旗，决定在农历9月初9（10月26日）重阳节起义。孙中山命杨衢云在香港负责筹措经费和购运军械等工作，经过半年多时间的活动，购买了600枝新式手枪。孙中山派郑士良前往北江，联络英德、清远、花县一带会党；派李杞、侯艾泉联络香山、顺德各县绿休；又派人联络潮汕、惠州的会党和广州三元里的乡团。
他们在广州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双门底圣教书楼后礼拜堂设立了机关和接待站，接纳往来志士，贮藏文件、武器；在广州河南洲头咀设置由美国化学师奇列负责的炸弹制造所，组成了由陈清负责的炸弹队；还购置了两只作为运输工具的小火轮。
起义工作筹备甚周，声势颇众。孙中山提出公举一位会长领导广州起义。大家同意他的意见，便在10月10日召开兴中会会议，选举会长（也称总统）。结果孙中山当选。大家同他握手道贺，预祝起义成功。孙中山当选了总统，决定回广州主持起义。他把银行里的存款、在香港的所有军械统统交给杨衢云负责，他们商定10月25日晚上由杨衢云率领三合会3000人搭夜船到广州，天亮上岸，立即发动起义。
过了一天，杨衢云忽然对孙中山说：“前天商议的办法，都是好的。但我在香港主持一切，不可以没有一个名义，所以我想请你把总统的名义让给我，待我到了省城，把事情办好了，再还给你，你看怎样？”孙中山本是一位无私的战士，听到杨衢云这么说，沉思片刻，便很坦率地回答说：“这有什么不可以呢？但这个总统名义是大家公举的，所以你要当，还是请大家再来商量好了。”
孙中山立即找来陈少白、郑士良等，把事情告诉他们。郑士良听罢勃然大怒，大声嚷道：“这是不能答应的！我一个人去对付他，我非杀他不可。”陈少白摇摇头，慢条斯理地说：“这是不对的。杀了他，在香港就出了人命案，我们还能起事吗？按我的意思，我们先去省城办事。办成功那就没有问题了；办不成功，随便什么人做总统都是没有关系的。”孙中山点头称是，采纳了陈少白的意见。当天晚上，兴中会再召开一次会议，孙中山主动提出把总统的名义让给杨衢云。由于事前已经说妥，表决时大家便通过了。
第二章 流血广州
10月13日，孙中山到了广州，陈少白、郑士良等人也来到广州。重阳节前夕，广州附近的各路队伍，打着醒目的灯笼，云集广州。省城巡防勇丁和城外兵丁的战斗力很弱。有战斗力的安勇一部3000人，经过兴中会运动，答应起义时反正。珠江中吨位最大的安澜、镇涛两艘军舰，也由兴中会会员程奎光控制，准备响应起义。陈清率领的炸弹队，在城内要道埋伏。 翌日，天刚黎明，好几路会党、绿林、民团首领已经在起义总机关等候命令。他们以“除暴安良”作口号，红带缠臂做标志。身藏利器的100多名卫队战士，也在起义总机关周围待命。
等待孙中山下命令，可是，孙中山没有按时回到起义总机关。原来，孙中山在自己的住所接到汕头、西江两路会党的报告：“官军戒备，无法前进。”他还接到杨衢云的电报：“货不能来，延期两日。”孙中山匆匆赶到起义总机关，向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说明情况有变化，商量应急办法。
陈少白大吃一惊，连忙说：“凡事过了期，风声必然走漏，如果硬要发动，一定要失败的。我们还是暂时把事情压下去，待以后再说吧！”这话说得有道理。孙中山当机立断，把钱分发给各路首领，叫他们回去再听命令。孙中山意识到形势必然是越来越危险，他命令战友们立即离开广州，走晚了恐怕出不去了。他自己去给杨衢云发电报：“货不要来，以待后命。”形势果然发生突变。
当天上午，两广总督谭钟麟接到香港总督密电：“有人从香港私运武器进入广州，请留神。”年迈昏愦的谭钟麟淡淡一笑，说道：“英国人连是谁私运武器也没弄清楚，要我留神，岂非捕风捉影？”省缉捕统带李家焯气喘吁吁地跑来向谭钟麟报告：“市面外地人突然大增，行迹可疑，可能是要造反。”谭钟麟半信半疑地问道：“党首是哪一个？” “孙文！”
谭钟麟认识这位名医孙文，孙文常出入督府给少爷、小姐看病。他不相信孙文会造反，不由仰面哈哈大笑：“孙乃狂士，好作大言，岂敢造反？”但谭钟麟毕竟是个老奸巨滑之徒。他闭目沉思了一会，决定派人暗中监视孙中山，并令军队加强巡防。侦探到了河南瑞华坊，并不知道孙中山的住处，便问在街口闲坐的轿夫：“孙医生住在这里吗？”轿夫平日与孙中山友好，见来者不善，便佯装着糊涂： “这里只有伊医生，并没有孙医生。”侦探信以为真，也就走了。
孙中山宛如常日一样，他和区凤墀牧师准时赴王煜初牧师娶媳宴会。城内谣言四起，街上兵弁来回不断。孙中山情知有变，仍然谈笑自若，旁若无人。区凤墀却很诧异，问孙中山：“为什么今天的兵弁这么多？”孙中山微微一笑：“是来侦探我的行迹的吧！”区凤墀大吃一惊，忙回：“什么缘故？”孙中山反问他：“行人都说我孙文要举事，你没有听到吗？”
谭钟麟得到飞报，兴中会会员朱淇自首告密，他大吃一惊，连忙调兵遣将，把守各处关口、码头。朱淇的哥哥朱湘，是清举人，主持西关清平局事务，当他知道朱淇名列党籍，作《讨满檄文》，生怕株连自己，便冒用朱淇名义向李家焯自首告密。陆皓东得到消息，立即安排机关人员转移，自己最后离开，走到半路，忽然想起党员名册，不知经管的同志是否带走，决定返回机关寻找。这样做十分危险，同行的同志极力劝阻他。陆皓东说：“党员名册最重要，如果落人敌手，我们岂不是被一网打尽？我个人即使冒生命危险，也要保全同志，实属份内的事。”说罢，毅然返回机关。
陆皓东进了机关，迅速紧闭大门，取出党员名册烧毁。门外，兵勇果然接踵而来，将机关包围得水泄不通。待兵勇破门而入，名册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