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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后来时来运转，1905年春，孙中山突然接到一群湖北籍留欧学生的来函并汇有八千法郎，邀请他到欧洲一游。原来，当时张之洞在湖北主政，那些新式学堂的革命小青年成天闹事，把老张弄得是头皮发麻，后来他心生一计，何不用公款将他们送出国外，既可以让自己的地头清静，也博得善教爱才之名。不过，在派送的时候，张之洞特意留了个心眼，那就是闹腾动静小的送日本，动静大的就送欧洲——这样离得远一点嘛。
当时在欧洲的那些湖北官费留学生个个都很有财，他们大都出身富裕家庭，加上官费又充足，日子过得逍遥自在。贫困催反心，这饱暖有时也会闹革命（君不见参加辛亥革命的革命党、留学生大都为富家子弟）。这些官费留学生到欧洲后又想搞点革命活动，但苦于没有带头大哥，难有影响。后来，他们听说孙中山在欧洲的名声很大，这时恰好有个叫刘成禺的留学生和孙中山有过交往，于是便通过他将孙中山邀请过来，以壮声势。孙中山接到这笔巨款，当然喜不自禁，很快便乐滋滋的逃离美国，前往欧洲。
到欧洲后，孙中山拿出了他的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设民国，平均地权”，立马把那些小革命党唬得一愣一愣的。由此，孙中山便在他们的资助下，借机在欧洲各大城市如布鲁塞尔、柏林、巴黎兜了一圈，将他的十六字纲领大加宣传一番后便直接去了日本。
当时的日本还有更大的事情等着孙中山。1905年的时候，由于清廷鼓励留学特别是留学日本，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已经有近万人之多，而且大都聚集在东京。在那些留学生中，以黄兴最为知名。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他早年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中过秀才；1898年进武昌两湖书院深造，1902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曾经组织过拒俄义勇队。黄兴后来又回长沙与宋教仁、张继、吴禄贞、刘揆一筹人建立了华兴会，并自任会长。1904年，黄兴筹划长沙起义失败后亡命日本，是留学生中响当当的革命实力派。华兴会和长江中下游的哥老会多有联系，除了黄兴、宋教仁、赵声等头头逃到日本外，其成员多隐身于新军、新式学堂来自教堂和巡警等机构中。
在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引见下，孙中山和黄兴两人进行了首次“伟人的握手”。两人初次会面后便一见如故，“谈论极洽”。随后，孙中山又在《二十世纪之支那》（华兴会的机关报）会晤了华兴会的另外一些骨干分子如宋教仁和陈天华等人，决定联合在日的各革命团体，组织一个统一的革命大团体，这就是后来的中国同盟会。
当时比较有影响的革命团体除了华兴会之外，还有光复会。光复会主要以江苏、浙江、安徽的留学生为主，成员包括徐锡麟、秋瑾、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会长为曾经中过进士的蔡元培，光复会和江浙一带的青帮关系也很紧密。另外，还有一个由湖北青年组织的“科学补习所”，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湖北新军中，社员有曹亚伯等人。
1905年7月30日，中国同盟会预备会议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地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中举行（日本人对中国革命抱有浓厚的兴趣，其动机颇令人猜疑），当时参会的有76人，来自湖南、湖北、广东、江西、浙江等十个省，其中就包括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汪精卫、陈天华、张继、马君武、朱执信、曹亚伯等人。会议最后确定革命的联合团体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宗旨便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
半个月后，日本留学生界召开了欢迎孙中山的大会，这次大会来了一千多的留日学生，人头攒动，规模空前。在大家的翘首以盼中，孙中山来了！只见孙先生头戴草帽，身穿白哔叽西装，台上一站，帽子一摘，向下一挥手——哇塞，果然是世界级革命家的风度！
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激情澎湃，其演讲口才也的确有过人之处（要不他外号怎么叫“孙大炮”呢）。通过这次演讲，孙中山一炮而红，在场的留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然后这些人又把孙中山的威名传遍在日留学生，进而传到整个华人世界，奠定了孙中山不可动摇的革命领袖地位。
再过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当天到会者便有上百人之多。成立大会上，孙中山被选举为总理，同盟会机构则按三权分立的形式，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执行部分庶务、内务、外务、书记、会计、调查六科，黄兴担任庶务总干事，地位仅次于孙中山，马君武、陈天华为书记，朱炳麟任内务，廖仲恺任外务；评议部议长为汪精卫，议员有曹亚伯、冯自由、胡汉民、熊克武、吴玉章、朱执信、秋瑾等人；司法部判事长为邓家彦，张继、何天瀚任判事，宋教仁为检事。
同盟会成立后，在黄兴的提议下，宋教仁等人主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名为《民报》，作为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年11月26日，《民报》第一号出版，孙中山为《民报》作发刊词，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宗旨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也就是后来为人们所熟悉的三民主义了。
同盟会的成立，开创了清末革命的新纪元，革命事业由此上了一个新台阶。不到一年，参加同盟会的会员便激增到一万多人，“学界、工界、商界、军人、会党无不同趋于一主义之下，以各致其力”，“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从此后，中国同盟会作为全国性的革命团体，便开始成为清末革命的领导中心。正如孙中山后来说的，“自同盟会成立之后，集合全国之英俊，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
正所谓，晚清风云起激荡，立宪派风波未平，革命者后来居上。
第七章、慈禧太后归去，摄政王载沣上台
一、迷雾重重的光绪和慈禧太后之死
据清人野史《十叶野乘》中记载，1908年七月的一个傍晚，天色渐暗，有个名叫赵士敬的士人和一群朋友吃完了饭，大家正坐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时候，突然窗外有大光亮，同时空中还伴有隆隆霍霍的响声，似雷非雷，似鸟飞鸟。这时，院子外面的仆人大叫：“呀，这么大的一个流星啊！”赵士敬等人听后，都急忙出屋观看。大家出来后，只见天上真有一颗大流星从西北掠过，声音如雷，尾长数十丈，极为耀眼，且速度很慢。伴着爆裂的声响，这颗大流星飞向东南方向陨落。由于持续时间长，当时看见这颗大流星的人很多，大家在一起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紫微星堕落，恐怕这年要出大事了。
果不其然，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的傍晚，年仅三十八岁的光绪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黯然离开人世。那天早晨，御医周景焘曾入内看脉，据他说，当时看见“光绪仰卧在床上，瞪目指口，大概是想吃东西，而那时身边一个太监都没有。就连寝宫里的器皿，也都被太监们盗窃殆尽，只剩下一个玉鼎”。颇为凄惨的是，光绪临终前，没有一名亲属及大臣在身旁，等到被人发现的时候，早已死去多时了。
而据《清光绪外传》中说，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的生日，身体虚弱的光绪前去给慈禧太后贺寿。进门前，有值班的太监窥见光绪正扶着近侍的肩膀，在做疏松筋骨的动作，大概他担心给慈禧太后跪拜的时候爬不起来了。但正要进去的时候，太监传来慈禧的懿旨说：“皇帝卧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礼，取消贺拜仪式。”
原来，慈禧太后当时也快不行了，她当时患有痢疾，拉肚子已经有一两个月。慈禧太后毕竟年事已高，经这么一折腾，也已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听到这个消息后，光绪便返回知己寝宫，心情似乎还不错。于是便有太监跑去密告慈禧太后说，皇上听说太后病重，脸有喜色。
慈禧太后听后勃然大怒：“我不能死在你前头！”随后的几天，慈禧太后和光绪的病情都无任何好转的迹象，太监和宫女们个个脸色阴沉，整个皇宫一片悚然。七月十八日，庆亲王奕劻奉慈禧太后之命，前往普陀峪的陵区视察寿宫，也不知道当时是慈禧估计自己不行了，还是觉得光绪不行了，或者觉得两个人都不行了。
七月十九日，皇宫禁门开始增加卫兵，凡是出入宫的人都要检查，当时都传慈禧太后和光绪都随时可能挂掉，宫中气氛非常紧张。二十一日，隆裕皇后去寝宫看光绪的时候，光绪早已死去多时，当时竟然无人知道。隆裕皇后心里害怕，大哭而出，奔到慈禧太后那里告知光绪已死。慈禧太后听后，也只是长叹一声——这次她又比光绪稍胜一筹。
随后，光绪的遗体被早已准备好的吉祥轿抬到乾清宫，由于光绪死前没人在身边，当时也没有换寿衣，正当隆裕皇后指挥那些太监七手八脚的安顿光绪遗体时，一太监急匆匆的赶过来说，慈禧太后也已经不行了，隆裕皇后慌得不行，又丢下光绪的遗体，带着太监们急急忙忙往慈禧太后那里赶。当时太监李莲英看见光绪的遗体放在殿中无人看管，心有不忍，便对身边的小太监说：“我们先把皇上弄弄好吧？”最后在李莲英的指挥下，光绪的遗体这才被草草料理好放进梓宫。
就在隆裕皇后为光绪遗体穿衣的时候，慈禧太后也撒手人寰，死在了中南海仪鸾殿内，终年七十四岁。慈禧的死亡时间是在光绪死去的第二天下午，两者相差不到一天。
《清光绪外传》是清宫野史，不可全信，但也透露了部分的真相。戊戌政变之后，这两个大清帝国的权力象征者和实际掌握者一直是矛盾重重。光绪和慈禧太后姨甥血亲，据宫内太监称，光绪在宫中一直叫慈禧为“亲爸爸”。但是在政治上，他们又是竞争对手。在这场皇宫的权力斗争中，光绪从小就一直处于劣势，在最后的十年中更是郁郁寡欢，饱受打击。到最后，两人的竞争变成了身体和生命存续的竞争，体弱多病的光绪和年迈衰败的慈禧展开了一场时间上的持久战。
1908年，两人都已经意识到自己不行了，但却盼着对方先死。十月十六日在西苑勤政殿，是慈禧太后和光绪最后一次召见大臣，据那天被召见的新任直隶提学使傅增湘说，“太后神态疲惫，据说几个月的痢疾腹泻不止。而皇上脸色晦暗，说话声音无力，靠座位中间垫了几个靠枕，才勉强支持”。看来，两人在这个马拉松式的争夺中都已经是筋疲力尽，随时都有可能会倒下其中的一个。
很可惜，先倒下的却是光绪。光绪终生活在慈禧太后的阴影下，而死亡之日又恰在慈禧咽气的前一天。对此，朝野人士议论纷纷，猜测里面可能的隐情，而这或许又是一个千古难解的宫闱疑案了。当时被怀疑的对象，不仅仅包括慈禧，或许还有袁世凯、李莲英等都有可能。但是，这件事情查无对证，又旷隔多年，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很难说清楚。
据清宫太监的回忆录《清宫琐谈》中说：光绪在弥留之际，当时在瀛台侍疾者共六名，其中两人饿死，剩下几人食不果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