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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走笑着给我端来一碗饺子。他很年轻，身材小巧玲珑，圆脸尖下巴挺可爱，大眼睛小嘴巴确实不难看。听到二臭用俨然丈夫的口气评价自己，他没有脸红，或感到不好意思（昨晚四川小代明都懂得害羞），还是天真的笑着。我，我真的无语了。不过，人各有志，不能把自个儿的观点强加到别人头上，也不能随便就说别人的某种做法是荣是耻。况且，在中队，现在我也需要二臭的帮助，虽然他反改造，但他不反我，在中队犯人中间还有一定的地位，而且他也流露出希望借小走来拉近与我的关系。那，他与小走这种关系，我就先不说什么。
我笑着端过碗来吃。二臭很大气地说：“过年了，咱先让小嵬子们板油们吃好，再咋说他们也是每天出工的，不能跟咱比，是吧小白。”我点点头。
“我让他们放开肚皮管饱吃。已经和大灶上我那几个老乡说好了，一会儿去领面馅的时候我也去，他们给我弄了半袋面，一盆馅，拿回来就先放你那儿吧。”我又点点头。从初一到初六，每天上午饺子、下午肉菜。二臭搞回来的这些面和馅加上中队给发的，足够每天吃三顿饱饭了！我的办公室里没火气凉快，门窗严没老鼠，把东西放我那儿几天，也行。虽然郝导曾特意嘱咐过我的坐班房只能放办公用品、绝对不能放违禁品，不过这几天他不会来检查，就算查到了，也可以说是中队发的。嗯，我点头表示允许。
八点，郝导来值班。一会儿，来了两三个与他年纪相仿（估计职位也相仿）的干部打扑克。我隔一会进去给他们添茶水，还得时刻看着对面小院里煮饺子的犯人们悄声点，挺紧张，根本没时间上中队看电视，也忘了这是大年初一。其实想起来也扯淡。年有个屁用，年过好了就能不把帮了？只有时刻听候郝导的指令，全心全意为管教组服务，这才是我唯一的出路！
中午干部们下了班后，二臭叫我上去吃饭。
嗬！好家伙！除了几大盆饺子外，还有可乐、酱牛肉、鱼罐头等，琳琅满目，不错嘛！我觉得自己两手空空白吃白喝有点过意不去，但转念一想也没什么，自己这张脸还是有些份量的。
二臭和小走坐在一起，那个体贴缠绵劲儿就不说了。其他人见怪不怪，实在是24中队下瓜的太多了。我只管低头吃喝，有时和老乡们聊几句。三个与我同县的，电工组的海军和二组的小驴、三兵。虽然我还说着普通话，但听到他们熟悉的乡音还是倍感亲切。
下午、晚上，郝导都没来，只给我打来电话。唉，这大年初一也得值班，也真难为这些当干部的。
初一到初六，每天下午的收工饭总是馒头肉菜，还是大块大块的肉。我和小龙在大门口先干掉几碗，餐厅勤务犯把饭菜挑上去后，楼道坐班犯和中队几个大油便下餐厅先行吃饭了。这些人餐厅勤务犯是惹不起的，只得由他们挑走大块的肉。很快，各组的三大员也下来要求先吃饭。他们个个膀壮腰园，恶声恶气地要求挑大块肉吃：“咋！别人能先吃，老子就不能先吃！老子们出工，低人一等了？！”餐厅勤务犯还是惹不起。最后，轮到各生产组的板油们吃饭时，菜里只有零星的肉沫了。当然是牢骚满腹怨气冲天。
这种情况，当老五还在的那几年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老五说过，让组里的先吃。于是，中队的积委会成员及大傻二臭等大油，想先下餐厅吃点饭，得先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那么大的脸面。没有人敢造次，基本上做到了绝对权力控制下的无为而治。此时，面对这种无视自己主任权威的乱糟糟的局面，大杨发火了。他先骂了一通楼道坐班犯：“你他妈的个凄鬼！把人都放下餐厅了还看（一声）个屁的楼道？！能看了看，不能看了一过正月十五给老子滚到组里把帮去！”楼道坐班的虽满腹怨言却也不敢分辨：这哪能怪我啊，敢先下吃饭的都是些甚的人嘛，都是大油！
我想这便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系网吧？楼道坐班不是不敢管理，而是平时就与这些大油互相利用互相依赖所以此时无法管理，俱损俱荣，不出事怎么都好，一旦出了事谁也别说自己冤枉，因为谁的屁股也不干净！所以他挨了骂只敢向我发两句牢骚而不敢顶撞大杨半句。
然后大杨又拎了把椅子坐在餐厅门口。中队犯人从刘务、范朋，到二臭、有付，再到各组三大员，都知趣地不敢下餐厅先行吃饭，怕撞到枪口上大过年的挨打。等餐厅勤务犯分好饭菜后统一吃饭，这样，每个人的碗里都有了一些肉块了。犯人们的要求就是如此简单，中队很快又恢复了节目的喜庆和平静。
当然，大杨在中队不管咋样，他管不住我和小龙在大门口就先舀走几碗大肉块这一步。
对了，大杨骂人时用了“凄鬼”这个词，这是本市的方言，是“凄死野鬼”的简称。我猜想，这原意是说谁谁活得窝囊死得凄苦？当然骂人时是不会考虑这么文雅的，这儿骂人“凄鬼”如同省城骂人时所用的“讨吃鬼”一样，看谁不顺眼就可以脱口而出地骂他“凄鬼！”，亲切地笑骂时也会用“凄凄”、“二凄”来表示对方是很凄很凄的凄死野鬼。比如电工组的副值星员任二凄，就是多年以来得到的绰号。任二凄与李安有些相似之处：身材高挑面貌儒雅，都是破极的老瓜旦，不同点就在于李安戴金丝边眼镜有点儿文化，懂得用避开此类话题来遗忘过去，而任二凄是文盲也没戴眼镜，人老珠黄色衰瓜松之后，却也偶尔找个小板油下个瓜以求证自己的男士性别。
自古文人相轻，距离产生美。我慢慢发现，23、24、25三个中队的所有勤务犯及三大员中，越是没的越对我恭敬，而有文化的三个学习委员中，23队的与我关系不错，24队的刘务与我仅是点头之交颇不服气，25队的王兴宙纯粹漫不经心。也难怪，人家是郝导扶持的重点。对于这些大油，我想，若能拿住他们哪个则拿，拿不住也尽量不能被拿。而24中队的大杨大傻嘛，毕竟他俩马上就要出狱，而我还有六年的徒刑呢。
从正月初七开始，出工饭又恢复为大米馒头等，收工饭又恢复为抿圪抖，而且一天只有两顿饭，我想多吃一碗抿圪抖都不行。二臭从大灶老乡处拿回来的面馅没几顿就吃完了：我们饭量大，一脸盆饺子（带点汤），我和老乡们三个人就可以消灭掉。伙食恢复了，但人心还未平静，因为还有个元宵节。
过年，只有过了正月十五的元宵，才能算是过完了年。正月十六夜井下开始送风，正月十七，各中队在放过鞭炮后，才开始出今年的第一个早班。
初一到初六，光让犯人们在监舍里大吃大喝了，展示不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欢乐祥和的改造氛围，而元宵节，就要由各大队、科室准备节目，在监内大院演出，届时监狱领导、武警部队领导、市、区领导、及一些特邀嘉宾会到现场观看，摄像机就有内容可摄然后往省局省厅上报了，所以说，劳改队里对官方而言，元宵比初一重要。各大队、中队的犯人如果有机会，可以在平时排练世上时看一下本大队的节目，在正月十三的彩排、正月十四的汇演、正月十五的表演这三天里，他们是没机会从头到尾看下来的。如此注重形式的“年”，叫我怎能不对它印象极寡啊。
哦也不对，24中队及七大队的28、29中队，由于监舍的窗户对着大院，也是可以看到整个表演的全过程的。还有，由于每年的表演都有全程摄像，所以全监所有犯人都可以通过监内闭路在电视上看到表演。不过，我发现组员们好多人都对这些欢天喜地展示一派大好形势的文艺活动不感兴趣：宁愿睡一会儿或谝一会儿，也不想参加什么集体活动，除非是歌咏比赛那样非得参加的。组员们更愿意拎着小凳到文化室钻进乱哄哄的人群中看一会中央六台电影频道那些已经放过无数遍的旧电影并且趁机与老乡拉拉家常等。
每个大队科室都有自己的传统节目，改制以后，新成立的六大队也形成了与别家不相冲突的元宵节目：一大队的舞龙，二大队的旱船，三大队的高跷，四大队的秧歌，五大队的抬轿，七大队的舞狮，生活科的忘了，教育科的威风锣鼓和跑驴，狱政科好象没有，六大队是二鬼摔跤和大头娃娃。荫矿的传统习俗是犯人表演，干部奏乐，以显示融洽的改造环境乎？
郝导当初让六大队选用这两个节目，看重的是它花钱少，技术动作要求低，道具可以重复利用。由于23中队监舍后面有篮球场，便于排练，又是郝导的根据地，所以六大队的节目道具平时就放在23队的库房，演出犯人也由23队犯人担任。刘森带领二鬼摔跤组排练，柳大荣带领大头娃娃组。
二鬼摔跤的道具，下面是个长约一米、宽三十公分的木框子，两端各竖着个六十公分高的木棍，顶上各绑一个买来的鬼脑袋。躯干处用从库房找出的便衣捆扎填充，再套上各色彩绸做的衣服，并把同一个架子上的俩“鬼”的四条胳膊绑在一起做纠缠状，架子下面再垂下七十公分高的绸子遮挡表演者即可。表演时，一个犯人背一副架子，弓下腰，手上套两只高筒黑胶鞋，脚上也穿两只相对，把头向下低，故意把身子一歪一扭，脊背上的“二鬼”就好象在狰狞恐怖张牙舞爪地“摔跤”开了。大头娃娃扭秧歌，更简单，买回来十多个大头及彩绸服装就行了。这些道具，买（做）一次能用好几年，花钱也很少，料想六大队成立之初，各项经费紧张，郝导为了在元宵节目这项工作（也属于犯人的思想改造）上不落人后，也是煞费苦心。
三 十 九 元 宵 节 目 汇 演
第三十九条 听到收工号令，迅速擦拭、清理、保养机器设备或其他劳动工具，打扫现场卫生，按规定时间和要求进行交接班。
我调任管教组坐班犯时间还不长，今年在准备元宵节目这方面也起不上什么作用，只跟着干部们去23中队看过几次。
二鬼摔跤和大头娃娃的道具全摆在23中队的文化室修整。一对对的鬼头青面獠牙凸眼赤发，很是狰狞，大头娃娃则一个个慈眉善目，浮肿的脸上堆着假笑，在灯光下泛着淡淡的虚伪的光泽。当然我在尚马街两年多，经历了无数生死离别，对鬼怪这些是引不起什么联想从而也就不害怕的，这些道具带给我的只是一股一股的亦真亦幻感。
排练时，演二鬼摔跤的犯人须弓腰缩头（脑袋扬起则正好顶在另一侧鬼的屁股处，影响鬼的造型。我看到谁扬起头了就过去拍他一下），双手双脚在下面左转右挪，上面的双鬼便有模有样地摔开跤了。确实搞笑。我起初也觉得搞笑，不过慢慢就只能看出哪个犯人动作辐度小或花样少或太机械而看不出搞笑了（这就是审美疲劳？）。大头娃娃队简单多了，女童头像者每人拿条彩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