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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鲁迅接受了个性主义文化传统后，思路后来尽管有所变化，但其底色，是一直蕴于其中的；周作人对性心理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的偏爱，最终导致了他一生学者式的情感方式。这是早期记忆对人生之路影响的结果。但之所以价值选择略有区别，心性的差异，恐怕是不能排除的一个原因。周作人是喜爱人类深层的知识结构过程的，鲁迅则对人类的生命深层的运作方式抱有兴致。例如对尼采，鲁迅投入的精力，是很多的。他在早期论文中，一再提及此人，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都谈到尼采个性的文化价值。在鲁迅看来，尼采的思想是人类从苦难中摆脱困惑的一种内在精神力量。人们常常祈求上帝、祈求上天，可是偏偏忽略人类自己内在的潜能，即自由意志。尼采式的超人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民族，是一剂强心的药，那种蔑视一切偶像、推倒一切神圣、亵渎一切神灵的勇气，恰恰是中国所一向缺少的。鲁迅从这位诗人狂飙突进的艺术精神中，看到了自己久久期待而并不清晰的精神画图。那翻江倒海的气势，大气磅礴的锐力，生命的深层内省，对人有着怎样的亲情！鲁迅很快就接受了他的否定传统的思想，并把这一思想运用到自己的文艺活动中。应当说，鲁迅对尼采的接受是独特的。按日本学者伊藤虎丸的解释，当时日本人对尼采的接受，许多是从生命的本能的角度出发的。日本学人几乎没有一个人像鲁迅那样站在亚洲人的角度，站在被压迫者的角度来理解尼采。鲁迅很敏锐地看到了尼采世界最核心的东西，并把它视为人自我超越的动力，他的反抗意志在尼采思想的启示下获得了一种形而上的力量。与鲁迅不同，周作人视野里的西方文明，除了个性精神外，最吸引他的是其中所散发的知识的力量和道义的力量，鲁迅侧重于行为的一面，周作人则注重知识的一面。侧重于行为，当然就具有很强的使命感，思想的张力就不同凡俗；看重知识，则文风便沉稳，即便是抨击时弊，内在的情致，依然有文雅之气。所以，读鲁迅的文章，是有朝气的，文采亦昂扬不已，如狂风吹来，读后被强烈地撼动着；而周作人则不急不躁，舒展自如，似湖面的柔风，温和的气氛飘然而至。但那时尚无后来的绅士气，情致属于青年式的，所以思想的锐气，依然暗藏其间，只不过没有汪洋恣肆的气派罢了。与鲁迅发表《摩罗诗力说》、《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同时，周作人发表了《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来论文之失》和《哀弦篇》等，可说是对鲁迅思想的一个呼应。这些文章，思想与鲁迅颇为接近，论证问题也有力度，但不及鲁迅文章内蕴那么博大，这显然是未受尼采气质影响之故。从那时兄弟俩所发表的文章中，可看到精神的某种相近性。其一，强调精神对一个民族的作用，如：鲁迅呼唤精神界的战士，主张立人；周作人亦认为“众生之有魂气”甚为重要。其二，注重对域外个性文化精神的吸收，批判传统思想的陈腐气。他们不约而同地看到中国落后的根底，对儒学思想进行了很猛烈的抨击，主张用个性意识与旧俗抗争，如鲁迅之强调引入“摩罗”精神，周作人则告知人们广泛接受域外进步文学。其三，蔑视洋务救国，主张文学救国。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开化，其作用是不可小视的，周氏兄弟的留学，其实亦是洋务运动的结果。但洋务运动忽略了人的精神启蒙，乃其一弊。周氏兄弟对其“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给予纠正，并以文学启蒙意识来左右之，可谓一种较好的提示。两人同时看到了文学对陶冶人的性灵的价值。但这种文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载道之作，它是个性的自由意识的性灵之光，是人的文学，爱的文学。周氏兄弟把他们所学的知识，用到了文章之中，虽行文颇古奥，在社会未引起什么轰动，但这是两人思想重要的起点，没有这个先声，便不会有后来两人更深入的社会启蒙工作了。
读那时兄弟俩的文章，鲁迅给我的印象，一直深于周作人。坦率说，鲁迅在自然科学史、文学史、哲学史方面所下的功力，是很大的，思想也较为严密。他已初步具有了科学意识和自由主义哲学意识，这一点十分重要，他的文章的背后，支撑着一座精神的高山，那些对人的历史进程的论述，对西方浪漫诗学的介绍，都是深刻的。这些文章少有年轻人的轻浮、狂傲和极端主义情绪。那是一团团火炽成的生命之光，散着异样的热力。康有为、梁启超之后，鲁迅的文章大概是最有力度的奇文，今天读它，其感召力依然那么强烈。周作人给人的印象，是另外一种样式。我读他的文章，对其读书之多、之广是惊异不已的，其知识的广度，可说超过其兄。但他不像其兄在生命哲学与个体体验上那么深入下去，故力度被其广度所掩，冲击力便弱了许多。周作人是佩服其兄的，鲁迅的风格，只可认同之，向往之，但却不易学之。这一点，在以后的道路中，看得更为明显了。
在域外的几年，还有一件事情，也很值得一提。这便是与章太炎的接触，随他读书。鲁迅与周作人在日后的文章中，均有所提及，现在看来，这在两人的生活中，也是很有影响的事情。
章太炎是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学界影响最大的人物。他的国学根底很深，为晚清以来汉学界的一代宗师。章太炎系章炳麟的号，又名绛，浙江余杭人。他于1899年出版了著名著作《訄书》，后几经修改，反清排满的内容越来越浓。那时能看懂章太炎著作的青年很少，连周作人这样的杂家，后来提及这位学人，也很是尊敬，对其学识亦仰视着。不过在鲁迅眼里，章太炎的业绩并不在于他的学术，而是革命的精神。1903年，章太炎在上海《苏报》上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著〈革命军〉序言》诸文，公开与保皇党论战，后被捕入狱。但他大义不减，在狱中表现出耿耿的学人风范，其诗其文，泽被华夏，一时成为世间绝妙文章。周氏兄弟是很钦佩太炎先生的。1906年，太炎先生出狱后，到了日本，主持《民报》。他不断在报上撰文，与诸种保守势力斗争，文章大气磅礴，很受青年注意。周氏兄弟对这些也留意得很，每有佳作印出，辄争相购阅，彼此呼应，确有心向往之的感觉。1908年，章太炎在《民报》社主讲《说文》，所开设的课程，很受欢迎，听者甚众。鲁迅兄弟当时和许寿裳等人住在一起，留学生中的事情、消息也较灵便。不久，他们便获得了一个听课的机会。每周日上午，几个同学聚在一起，共8人，持续有一年的时间。周作人回忆时写道：
往民报社听讲，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是一九○八至九年的事，大约继续了有一年多的光景。这事是由龚未生发起的，太炎当时在东京一面主持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一面办国学讲习会，借神田地方的大成中学定期讲学，在留学界很有影响。鲁迅与许季茀和龚未生谈起，想听章先生讲书，怕大班太杂沓，未生去对太炎说了，请他可否于星期日午前在民报社另开一班，他便答应了。伍舍方面去了四个，即许季茀和钱家治。还有我们两人。未生和钱夏（后改名玄同），朱希，朱宗莱，都是原来在大成的，也跑来参加，一总是八个听讲的人。民报社在小石川区新小川町，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哈喇菩萨。中国文字中本来有些素朴的说法，太炎也便笑嘻嘻的加以申明；特别是卷八尸部中“尼”字，据说原意训路，即后世的昵字，而许叔重的“从后近之也”的话很有点怪里怪气，这里也就不能说得更好；而且又拉扯上孔夫子的“尼丘”来说，所以更显得不大雅驯了。［15］
许寿裳回忆这一段学习的情形时，这样说道：
章先生讲书这样活泼，所以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就是有时随便谈天，也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其《新方言》及《小学答问》两书，都是课余写成的，其体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也起于此时。我们同班听讲的，是朱蓬仙（名宗莱），龚未生，钱玄同（夏），朱逷先（希祖），周豫才（树人，即鲁迅），周起孟（作人），钱均夫（家治），和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听讲时，以逷先笔记为最勤；谈天时以玄同说话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绰号曰“爬来爬去”。
鲁迅听讲，极少发言，只有一次，因为章先生问及文学的定义如何，鲁迅答道：“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先生听了说：这样分法虽较胜于前人，然仍有不当。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何尝能动人哀乐呢。鲁迅默然不服，退而和我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分别的，《江赋》、《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这可见鲁迅治学“爱吾师尤爱真理”的态度！［16］
不管鲁迅当时具体接受了些什么思想，我想，与章太炎那里获取的国学知识，显然是不少的。他后来偶撰古文时所表现出的大气，与深谙“小学”很有关系。周作人在古文化修养的成就，章太炎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人生能遇到一位博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