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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周作人-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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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昔读说部,吾爱段柯古。名列三十六,姓氏略能数。不爱余诗文,但知有杂俎。最喜诺皋记,亦读肉攫部。金经出鸠异,黥梦并分组。旁求得金椎,灰娘失玉履。童话与民谭,纪录此鼻祖。抱此一函书,乃忘读书苦。引人入胜地,工力比水浒。深入而不出,遂与蠹鱼伍。”
  但书堆里没有怎样深入,这回却又钻进了新书里去,虽然也还是“半瓶醋”,可是这一回却是泡得很久;有一次曾经说过,自己的那些“杂学”,十之七八都是从这方面来的。我的一个从前的朋友,曾说我是“横通”,这句褒贬各半的话,我却觉得实在恰如其分的。没有一种专门知识与技能,怎么能够做到“直通”呢?我弄杂学虽然有种种方面的师傅,但这《天方夜谭》总要算是第一个了。我得到它之后,似乎满足一部分的欲望了;对于学堂功课的麻胡,学业的无成就,似乎也没有烦恼,一心只想把那夜谭里有趣的几篇故事翻译了出来。那时我所得到的恐怕只是极普通的雷恩的译本罢了,但也尽够使得我们向往,哪里梦想到有理查白敦勋爵的完全译注本呢?就是现在我们也只得暂且以美国的现代丛书里的选本为满足,世间尚有不少笃信天主教的白敦夫人,白敦本就不见得会流行吧。这阿利巴巴与四十个强盗是谁也知道的有名的故事,但是有名的不只是阿利巴巴;此外还有那水手辛八和得着神灯的阿拉廷,可是辛八的旅行述异既有译本,阿拉廷的故事也着实奇怪可喜,我愿意译它出来,却被一幅画弄坏了。这画里阿拉廷拿着神灯,神气活现,但是不幸在他的脑突瓜儿上拖着一根小辫子,故事里说他是支那人,那么岂能没有辫子呢,况且有了它也很好玩,小时候看那变把戏的人,在开始以前说白道:“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说话未了,只把头一摇,那条辫发便像活的蛇一样,已蟠在额上,辫梢头恰好塞在圈内。这怎能怪得画家,要利用作材料了,但是在当时看了,也怪不得我得发生反感,不愿意来翻译它了。还有一层,阿利巴巴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女奴,所以译了送登《女子世界》,后来由《小说林》单行出版……[13]
  南京读书的岁月,在兄弟二人记忆中,可感可叹的都写在了两人后来的文章中。鲁迅颇简约,周作人则津津乐道。就自恋的程度说,弟弟很重,哥哥几乎了无痕迹。这是气质上的原因,或性格的因由。我读到鲁迅于《琐记》中所说的话,很感动于他冷静的态度,虽亦念念不忘于读《天演论》时的妙境,可苍然之态,还是流于笔端的。只是到了南京,他才真正感到,中国社会非变革不可,陈腐之气不除,国人之态难有更新之日。
  那时中国正处于民族灾难之地,《辛丑条约》的签订,义和团的失败,使国难日趋严重。对时事较为留意的周氏兄弟,朦胧的民族意识已渐渐萌生,家难国难,系于一身,远离故土,渐知新学,真情真义,能不苍然淋漓?
  新的世界在慢慢地走来,他们似乎已听到了远边迟缓的历史足音。
  注 释
  [1] 《鲁迅全集》第一卷,5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周作人文选》第三卷,442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3] 《知堂回想录》,18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4] 《知堂回想录》,16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5] 《鲁迅全集》第二卷,2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 四弟不久因病夭折。
  [7] 《知堂回想录》,31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8] 钱理群:《周作人传》,40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9] 《鲁迅全集》第二卷,2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0] 周作人:《鲁迅的故家》。
  [11] 《周作人文选》第二卷,584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12] 《知堂回想录》,53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13] 《知堂回想录》,137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周氏兄弟和日本的关系,说起来很值得玩味。两人曾一同东渡扶桑,在那儿呆了多年。鲁迅去日本,是1902年的4月;周作人则是1906年夏在长兄带领下开始了留学生涯。鲁迅在日本一共生活学习了近8年,周作人比哥哥少了两年。现在人们谈及晚清中国人的留学历史,无不提及周氏兄弟,可见其影响之大。推其因由,一是两人后来学术与创作成绩斐然,二是当时接触域外文明时的价值态度迥异于他人,不独对中国人影响深厚,在日本人那里,也被深深感染。周作人后来娶的是日本妻子,和东洋的关系自然深厚,以至后来当了汉奸,这和早年留学时接受的教育,多少有些关联。鲁迅也可算是半个日本通,他晚年朋友中,日本人就有多个,且感情甚好,后来有人攻击他是汉奸,其原因,大概是和此类友人相交甚深,以致引起误解。所以我想,周氏兄弟与日本的关系,很可以细致研究一番。就中国与域外文化的关联史而言,他们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是带有标本意义的。
  日本学习的内容,已大不同于南京,学制与程序,是地道的洋学堂式的。日本国自明治维新后,最早引进的,是西方的教育机制。所学课程,亦按洋人的套路,并不像国内洋学堂的浓厚东方味。周氏兄弟选择日本作为留学之地,是当时清帝国的国策使然。当时一些知识分子认为,要维新,必去异域。张之洞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这也感化了清朝政府的一些决策人。所以,鲁迅去日本时,正是中国留学热升温之时。人们向往西学,多以学自然科学为主,所谓科学救国,是当时许多人的梦想。周氏兄弟,照例也被这梦所深深地感染过。
  鲁迅是在1902年4月4日抵达日本横滨的。13日,便把去日本途中的日记《扶桑记行》寄给国内的周作人,文中记叙了出国的心境,内容很是引人。可惜《扶桑记行》已佚,只在周作人回忆中略有印象。这日记对周作人影响不小,大哥的远行,对他无疑是个刺激。鲁迅当时入的是东京私立弘文学院,共生活了两年,主要是攻读日本语。入学不久,便穿着弘文学院制服,照了三张照片,其中一份寄给了周作人。照片背后题词云:“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仲弟之英盼。”鲁迅的英姿很是引人,眉宇间有种神气在,周作人接到信后,羡慕与怀恋,一时涌现出来。他在当日的日记中说:“拟放假日往城南配壳子,悬之一室,不啻觌面。”这是兄弟间友情的例证,此时二周的心境,被同样一种情怀所笼罩着。读周作人的文字,其情其态,真是跃然纸上。
  鲁迅到日本后,不断有信寄给弟弟,并将在东洋读书的感想告知家人。他向作人推荐了许多好书,使弟弟眼界顿开。周作人日记载:
  [壬寅六月十五日(1902年7月19日)]又作致韵仙信,托买闽人严几道复新译穆勒《名学》,格致书也,大哥来信云甚好,嘱购阅,故托彼往买。信未发,待有来函,知寓何处,始可寄往。
  [壬寅年十一月廿九日(1902年12月28日)]谢西园来,交大哥十七信五纸,并浙江同乡会章程乙本,系十月新定,会中月出《浙江潮》杂志一种,每本四角,约八万言,悉载浙事,并设调查部查浙江事宜,极为详备,浙人阅之为便,定明正出书,大哥已定,后当寄回,并梁任公《新小说》云亦已购,皆佳书也。
  [癸卯三月初六日(1903年4月3日)]接日本二十函,由韵君处转交,内云谢西园君下月中旬回国,当寄回《清议报》、《新小说》,闻之喜跃欲狂。
  鲁迅初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了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1]那是求学心切的年龄,又在异国,精神的兴奋,使自己处于一种冲动之中。除日语外,他涉猎了大量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书籍,思想活跃得很。周作人虽远在国内,但依稀地可感受到哥哥的脉息,寻求异国流出的精神资源,对他们是件快意的事情。
  那时的中国人,已渐渐意识到维新的意义。而且日本也成了中国变革者集居之地。自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后,不断有人在东洋从事思想活动。人们多主张学习日本文,可增进新知。梁启超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中说:
  我国人之有志于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所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中国人而得此,则智慧固可以骤增,而人才固可以聚出。如久餍糟糠之人,享以鸡豚亦已足裹腹矣,岂必太牢然后为礼哉?且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先通日文,以读日本所有之书;而更肄英文,以读欧洲之书,不亦可乎?[2]
  鲁迅与周作人那时都喜读梁启超之文,想必类似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周作人后来也步长兄的后尘,到日本来,也是求生路的选择。现代中国文明史,留学生是起到巨大作用的。从别国盗来新生的火种,对那代人来说,是当务之急。
  20世纪初,日本差不多成了反满抗清的华人集聚的大本营。鲁迅初到日本,遇到的最激动人心的场景,就是革命党人的集会。名气颇大的章太炎当时正在日本,他与人发起了“支那亡国纪念会”,旨在“排满”,振兴中华。孙中山也参与了此项活动,给章太炎不少的声援。从国内来到日本的学生,稍有头脑者,便很快染上革命情绪,叛逆之意遂起,留学人员暗自参加“排满”的人甚多。鲁迅开始还只是个旁观者,后来热情渐高,与许多人有了联系。他曾参加过留学生会馆举行的团拜会,和东京的绍兴同乡恳亲会,也有交往。大约这个时期,他的民族意识萌动起来,知道中国确是一个弱国,而且做奴隶的时间又是这样的漫长。异国他乡,新奇的事物,可唤起的感情很多,但自尊心在此时却比南京时代强烈起来。那时中国的留学生,头上均扎着长长的辫子。日本小孩儿见到中国的学生,常讥之为“猪尾巴”,起哄更是常见。鲁迅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觉得这是一种民族的耻辱。试想,在维新后的日本,西装革履或衣着雅态的和服的民族,见到长袍马褂,拖着长辫的中国人,其内心是何种感受!落后与蛮荒且不说,形象之陋,已不堪寓目了。
  但清国的留学生,混日子、四处作乐寻欢的人并不在少数。那时出国者,也不乏有权有钱人的后代,积习也带到了国外去。敏感的鲁迅很快意识到了国民性的问题,对民族的失望与期冀,混杂地交织于一体。《藤野先生》中讥讽留学生跳舞时的描写,很能体现鲁迅的心情。他对汉文化下的国人的诸种病态,已有了本能的敌视。
  去日本不久,学校的学监大久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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