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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朋友好像沉不住气了，因为在我和朋友对坐喝酒当中，她不时从我身后一闪探出脸来。
“叫人心里不安啊！”
“不要介意，”我说，“又没什么害处。”
“那是那是。可有点心慌意乱。”
“噢。”
“到底从哪里背来的，那玩艺儿？”
“哪里也不哪里。”我说，“只是，我一直考虑很多事情，顾不上别的。”
朋友点点头，叹息一声。“知道的。以前你就这性格。”
“呃。”
我们很不来劲地继续喝了一个小时威士忌。
“我说，”我问，“到底什么地方让你那么心慌意乱？”
“就是说，总好像给老娘盯着似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显得大为不解，“因为你背上贴着的是我母亲嘛！”
综合几个人的这类印象（我本身看不见她什么样），我背上贴的并非某个特定形象的穷婶母，而是能够随所看之人心中图像不断变换的类似乙醚的东西。
对一个朋友来说，乃是去年秋天死于食道癌的秋田狗。
“十五岁了，老得一塌糊涂。可干嘛偏偏得什么食道癌呢？可怜！”
“食道癌？”
“是的，食道里的癌，够受的！这玩艺儿可千万别沾我。成天唏唏嘘嘘地哭，甚至声音都发不全。”
“唔。”
“真想给它来个安乐死，但母亲反对。”
“那又何苦？”
“天晓得！肯定是不想玷污自己的手吧。”他兴味索然地说，“靠打点滴活了两个月，在贮藏室的地板上。地狱啊！”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
“倒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狗。胆小，见人就叫，百无一用，光是讨人嫌。皮肤病都得了。”
我点点头。
“倒不如不是狗，托生为蝉什么的说不定对它更幸福——怎么叫也不让人讨厌，又不至于得皮肤病。”
然而它依然是狗，口里插着一根塑料管贴在我背上。
对于一个不动产商来说，则是很早以前的小学女老师。
“昭和二十五年（注：一九五○年。），记得是朝鲜战争开始那年，”他边说边用厚毛巾揩脸上的汗，“她带我们班，带了两年。令人怀念啊！怀念归怀念，实际上差不多忘光了。”
看样子他把我当成了那位女老师的亲戚或别的什么人，劝我喝冷麦茶。
“想来人也够可怜的。结婚那年丈夫就给抓去当兵，坐运输船途中‘嘣’一声完了。那是昭和十八年。她一直在小学教书，第二年空袭当中身上着了火，从左脸颊烧到左臂。”他用指尖从左脸颊往左臂划一条长线，一口喝干自己的麦茶，再次拿手巾揩汗。“人像是蛮漂亮，可怜啊……性格都好像变了。若是活着，也怕快六十了。是的，是昭和二十五年……”
这么着，如同绘制街区地图或安排婚礼座席，穷婶母的范围以我的背部为中心一圈圈扩展开去。
但与此同时，一个人又一个人如梳齿脱落一样从我身边离去。
“那家伙本人倒不坏。”他们说，“问题是每次见面都不得不看老娘（或死于食道癌的老狗或留下火烧伤痕的女老师）那张让人心慌的脸，实在吃不消。”
我觉得自己仿佛成了牙医的椅子。谁都不责怪我，也不怨恨我，却又全部躲避我，偶尔见面也都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赶紧逃之夭夭。跟你在一起觉得挺别扭的——一个女孩老实说道。
不是我的责任。
知道。说着，她难为情似的笑笑。若是你背着立伞架什么的，我想倒还可以忍受……
立伞架。
也罢，我想，本来我就不善于交往，较之背什么立伞架活着，眼下这样岂不好得多！
另一方面，我陷入了不得不应付几家杂志采访的困境。他们每隔一天来给我和婶母拍照。一旦她的相照不好，对方便气急败坏，提一大堆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我本身当然不会翻看刊登这类报道的杂志，如果翻看的话，肯定把绳子套到脖颈上去。
一次还上过电视的晨间节目。早上六点就被拖下床，用车拉去演播室，喝了杯不知什么味道的咖啡。主持人是个仿佛能从身体此侧看到彼侧的中年播音员，每天笃定刷六次牙。
“好了，这位是今天早晨的嘉宾……先生。”
鼓掌。
“早上好！”
“早上好！”
“呃——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得……先生背上了穷婶母。请您谈一下事情的经过和个中辛苦……”
“其实也谈不上有多么辛苦。”我说，“既不重，又不至于把我敲骨吸髓。”
“那么肩酸背痛什么的……”
“没那回事。”
“从什么时候开始赖在那里不动的呢？”
我简单介绍了独角兽铜像广场上的事，但主持人似乎没能吃透我的意思。
“也就是说，”他清清嗓子，“您坐在池边，而池中潜伏着穷婶母，穷婶母附到您背上去了——是这样的吧？”
我摇摇头。说到底，人们所需求的不过是笑话或蹩脚的鬼怪故事罢了。
“穷婶母不是幽灵。既不会潜伏在什么地方，又不至于附到谁身上。不妨说，那仅仅是词语。”我很无奈地予以解释，“只是词语。”
谁也不置一词。
“也就是说，词语这东西类似连接意识的电极。只要通过电极持续给予同一刺激，那里必然发生某种反应。反应的类型当然因人而异，就我而言，则类似独立的存在感，恰如舌头在口中急剧膨胀的感觉。而附在我背上的，归根结蒂乃是穷婶母这一词语，既没有含义又无所谓形式。说得夸张些，好比概念性符号。”
主持人一副不无困惑的神色。“您说既没有含义又无所谓形式，然而我们可以在你背部清楚地看见某种形迹，我们心中因之产生各所不一的含义……”
我耸耸肩：“所谓符号便是这么个东西吧。”
“果真如此，”年轻的女助手打破了僵局，“如果你想消除，就能以自己的意志把那个印象或者存在什么的随意消除喽？”
“那不可能。一度产生的东西，必然脱离我的意志而存在下去。”
年轻的女助手现出费解的神情，继续发问：“比方说吧，您刚才所说的词语，莫非我也能将其化为概念性符号不成？”
“能的。”我回答。
“假如我，”主持人此时插嘴进来，“每天无数遍重复概念性这个词语，那么我背部就迟早可能出现概念性形迹，是吧？”
“想必。”
“概念性一词转化为概念性符号啰？”
“完全如此。”演播室强烈的灯光弄得我头开始痛了。
“可是，所谓概念性究竟是怎么一副尊容呢？”
不晓得，我说。这个问题超出我的想象力，光是穷婶母一个人已经压得我够呛了。
当然世界上滑稽是无所不在的，有谁能从中逃脱呢？从强烈灯光照射下的演播室到深山老林中隐士的草庵，一切皆然。我背负穷婶母在这样的世界上踽踽独行。无须说，即使在如此滑稽的世界上我也是格外滑稽的，毕竟我背着一个穷婶母。如那个女孩所说，索性背一个立伞架什么的或许更为合乎情理。那样一来，人们就有可能把我算作同伙，我势必每隔一星期改涂一遍立伞架的颜色，出席所有的晚会。
“噢，这星期的立伞架是粉红色嘛！”一个人说。
“是啊，”我应道，“这星期的心情是粉红色立伞架式的么！”
招人喜爱的女孩子们没准也会主动搭话：“嗳嗳，你的立伞架漂亮得不得了哟。”
同背负粉红色立伞架的男人同床共衾，对她们来说也无疑是一场美妙的体验。
然而遗憾的是，我背负的不是立伞架，而是穷婶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我和我背上的穷婶母的兴致迅速淡化，最终只留下些许恶意而彻底消失。归根结蒂——如我的女友所说——任何人都不会对什么穷婶母怀哪家子兴致。最初的一点点好奇走完其应走的路，剩下来的只有海底般的沉默。那是仿佛我同穷婶母已经融为一体的沉默。
3
“看到你出场的电视节目了。”我的女友说。
我们坐在上次那个水池边。有三个月没见她了，现在已是初秋时节。
“好像有点疲倦。”
“是啊。”
“可不大像你哟！”
我点点头。
她把长袖运动衫在膝头叠起好几次。
“你也终于有了自己的穷婶母了么，好像。”
“好像。”
“如何，感觉如何？”
“像是掉在井底的西瓜。”
她像抚摸猫似的抚摸膝头叠得齐整整的柔软的运动衫，边摸边笑。
“对她有所了解了？”
“多多少少。”
“那，可写了点什么？”
“没有。”我稍微摇了下头，“根本写不出，怕是永远写不出了。”
“怯阵了哟！”
“觉得写小说好像一点意思都没有。就如你那次说的，我对什么都奈何不得。”
她咬着嘴唇沉默了好一阵子。
“嗳，问我点什么。或许能多少帮你点忙。”
“作为穷婶母的权威？”
“那自然。”
不知从何处问起。半天才想起一个问题。
“我时常心想，当上穷婶母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我问，“这穷婶母么，是生下来就是穷婶母呢，还是穷婶母式的状况犹如蚂蚁地狱一般，在街头张开大嘴把过路人一个接一个吞下去变成穷婶母呢？”
“彼此彼此。”她说。
“一码事？”
“嗯。就是说，说不定穷婶母自有穷婶母式的少女时代、青春时代，也可能没有，有没有都无所谓。世上肯定充满了几百万条之多的理由，生有生的几百万条理由，死有死的几百万条理由。理由那玩艺儿多大一堆都能摘到手，但你追求的不是那玩艺儿，对吧？”
“不错。”我说。
“她存在，如此而已。”她这样说道，“往下是你接受不接受的问题。”
我们再不说什么，就那样在池边久坐不动。秋日透明的阳光在她的侧脸勾勒出小巧的阴翳。
“不问问我在你背上看见了什么？”
“在我背上看见了什么？”
“什么也没看见。”她微微笑道，“只看见你。”
“谢谢。”我说。
自不待言，时间将平等地掀翻每一个人，一如御者将老马打倒在路旁。然而那打法又极端安静，很少有人意识到自己的被打。
然而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个不妨比喻为水族馆玻璃窗的穷婶母，切近地目睹时间的流逝。在逼仄的玻璃箱内，时间像挤橘汁一样挤着婶母，挤到再也挤不出一滴为止。
吸引我的，便是她身上的这种完美性。
真的再也挤不出一滴了！
是的，完美性就好像密封在冰河里的尸体，坐在婶母这一存在的核心部位。不锈钢一般壮美的冰河，恐怕只有一万年的太阳才能使之融化。但穷婶母当然不可能活一万年。她将和其完美性同生，和其完美性同死，和其完美性同葬。
泥土下的完美性和婶母。
一万年过后，冰河有可能在黑暗中融化，完美性有可能挤开墓顶露出地表，而地表必定一改旧观。不过，倘若婚礼这一仪式犹自存在，那么穷婶母留下的完美性也许会应邀入席，也许会以无可挑剔的就餐规范吃完全套西餐，也许会起身致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