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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时刻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叫做冬至点。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最初认为，太阳在黄道上运行，从冬至点开始经过一个回归年又回到原来的冬至点，也就是说，冬至点是固定不变的。实际上，冬至点在恒星间的位置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在星空中有极缓慢的移动，每年的移动值就叫做岁差。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天文学家把冬至点确定在牵牛初度，如当时行用的一种历法《颛顼历》，其冬至点距牛宿距星的赤道宿度不到1 度。西汉末年刘歆发现当时的冬至点已经不在牵牛初度，而是在牛宿以西靠近斗宿的建六星附近。东汉天文学家贾逵、编䜣、李梵、刘洪等，通过实际观测和推算，进一步肯定了冬至点位置的变化，并指出当时的冬至点既不在牵牛初度，也不在建星附近，而是在斗21 度。但他们并没有深究其中的规律，也没有认识到这一变化对于历法计算的影响。魏晋以后，天文观测日趋精密，对岁差现象的探讨也有所前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东晋天文学家虞喜。虞喜认识到经过一个回归年之后，太阳并未在天上走一周天而回到原处，而是“每岁渐差”，明确指出了岁差现象，并提出“天自为天，岁自为岁”的新观点。他还给出了50 年差1度的岁差值。其后何承天又给出了100 年差1 度的岁差值。但虞喜和何承天还都没有在历法中考虑到岁差。祖冲之不仅肯定了岁差现象的存在，指出“冬至所在，岁岁微差”，而且最早把岁差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应用到历法计算中去，这对于提高所编制的历法的精度，是有重要作用的，并为后世历家所遵循。据《隋书·律历志》记载，祖冲之经实测确定当时冬至点已移到斗15度，经与后秦姜岌的观测值比较，发现不到百年冬至点已移动了2 度，因而定岁差为45 年11 月差1 度，并用于历法计算。根据现代观测，冬至点大约每年沿黄道西移50。2 秒，换算成赤经则为大约78 年西移1°，由此可知，虞喜、何承天与祖冲之的岁差值与实际值相比，还有较大的误差。尽管如此，岁差现象的发现，将太阳在黄道上运行一周的恒星年与反映四季变化周期的回归年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并将岁差应用到编制历法中去，仍是中国历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进步。
祖冲之《大明历》中另一项重要贡献是关于闰周的改革。中国古代天文学家长期采用19 年7 闰的闰法，用以调整回归年与朔望月的关系。北凉天文学家赵■首先提出600 年间置入221 个闰月的新闰周。但直到南朝何承天编制《元嘉历》时，仍未能接受改革闺周的新思想。祖冲之认为19 年7 闰确实不够精密，因而在他所编制的《大明历》中大胆地采用了改革闰周的思想，提出391 年置入144 个闰月的新闺周，突破了已经沿袭千年的闰法。祖冲之的这一数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诸家历法中最好的结果。除引进岁差和采用新闰周外，祖冲之在《大明历》中还提出了交点月的概念并给出了交点月的数值。交点月的发现对于推算日食和月食发生的时间和位置等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根据《大明历》的数据推算，其交点月长度为27。21223 日，与今测值27。21222 日仅差十万分之一日。祖冲之还改进了前代关于木星公转周期的数值，得出木星（当时叫岁星）每84 年超辰一次的结论，这相当于求出木星公转周期为11。858 年，与今测值相同。他所采用的其他天文数据也都是相当精确的，如近点月为27。554688 日，与今测值相差不到十万分之十四日；回归年长度为365。2428 日，与今测值只差万分之六日；五大行星会合周期的数值也很精确，其中误差最大的火星也没有超过百分之一日，误差最小的水星已经接近与今测值相合。此外，他还发明了用圭表测量冬至前后若干天的正午太阳影长以定冬至时刻的方法，这个方法也为后世长期采用。
《大明历》中有很多创造性的贡献，是当时最优秀的一部历法。祖冲之于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上书刘宋政府，请求对新历进行讨论，予以颁行。但因遭到皇帝宠臣戴法兴的反对，参与讨论的人又畏惧戴法兴的权势，多所附合，所以尽管祖冲之写了一篇有理有据的辩驳文章，事情仍然拖了下来。等到大明八年，孝武帝打算于次年改元颁用新历时，却因孝武帝的去世而作罢。南齐武帝时，文惠太子萧长懋见到祖冲之《大明历》，曾建议齐武帝施行，后又因文惠太子的去世而被搁置起来。直到祖冲之去世后，他的儿子祖暅又于天监三年、天监八年和九年三次上书，请求梁朝政府颁行。经过实际观测检验，证实新历为密，这部当时最好的历法才在梁天监九年（510）正式颁用，实现了祖冲之的遗愿，但这已是祖冲之死后10 年，《上大明历表》以后半个世纪的事情了。
在祖冲之上书请求颁行《大明历》后，太子旅贲中郎将戴法兴曾对祖冲之和《大明历》进行了激烈的攻击。思想保守的戴法兴认为，历法中的传统方法是“古人制章”，“万世不易”①的，他责骂祖冲之引进岁差，改革闰周等都违背了儒家经典，是“削闰坏章”，“诬天背经”，宣扬天文历法“非凡夫所测”，“非冲之浅虑，妄可穿凿”。祖冲之则针锋相对地写出了一篇辩驳的奏章（现称“驳议”，亦有些学者称之为“驳戴法兴奏章”）。在“驳议”中，祖冲之用观测事实证明，由于岁差，当时所见的天象确实已和儒家经典中所反映的春秋以前的情况不同，而回归年的长度也的确比《四分历》要小。这类天文事实“非出神怪”，都是“有形可验、有数可推”的，只要进行精密的观测和研究，完全可以掌握日月五星的运行规律。“艺之兴因代而推移”，前代天文学家能够有所发现，有所前进，符合实际情况，得到人们的赞同。那么完全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累功而求密”，因此，不应该“虚推古人”，“信古而疑今”，假如“古法虽疏，永当循用”，那还成什么道理！他在“驳议”中还写下了两句名言：“愿闻显据，以核理实”，“浮辞虚贬，窃非所惧”。为了明辨是非，他愿意彼此拿出明显的证据来相互讨论，至于那些捕风捉影毫无根据的贬斥，他丝毫也不惧怕。“驳议”是科学史上的名篇。这篇理直气壮，语句铿锵和才华横溢的论文，充分显示了祖冲之的实践精神，批判精神，创造精神以及实事求是和敢于坚持真理的可贵品质，这也是古往今来一切杰出科学家所共有的科学精神。当然，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戴法兴虽然是骄纵专断的权臣，但他也是颇知古今的好学之士，因此他的看法也有一些可取之处。祖冲之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但他也有缺点。① 此段引文均见《宋书·律历志下》。
例如关于上元积年问题，杨伟《景初历》和何承天《元嘉历》都有比较简单的处理方法，可是祖冲之却把诸如近点月、交点月以及五星运动周期等都列入了他的上元积年的考虑因素之内，以至把过去已经很复杂的上元积年计算搞得更复杂，所得数据也格外庞大。戴法兴的批评中就提到了这一点，并且指出要“省功于实用，不虚推以为烦也”，这种看法无疑是很正确的。
对多种机械的研究祖冲之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科学家，对于各种机械也有研究。他曾经设计制造过水碓磨（利用水力加工粮食的工具），铜制机件传动的指南车，一天能走百里的“千里船”以及类似于木牛流马的陆上运输工具。他还设计制造过漏壶（计时器）和巧妙的欹器。此外，祖冲之也精通音律，还写过小说《述异记》10 卷。祖冲之著述很多，《隋书·经籍志》记载有《长水校尉祖冲之集》51 卷，散见于各种史籍记载的有：《缀术》，《九章算术注》，《大明历》，《驳议》，《安边论》，《述异记》，《易老庄义》，《论语孝经释》等。但其中绝大部分著作都已失传，现在仅能见到《上大明历表》、《大明历》、《驳议》、《开立圆术》等有限的几篇，《太平御览》中还收有《述异记》的片断。为了纪念和表彰祖冲之在科学上的卓越贡献，人们建议把密率称为“祖率”，紫金山天文台已把该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355113“祖冲之星”，莫斯科大学里刻有世界著名科学家的雕像，其中就有祖冲之的雕像，中国历史博物馆等许多博物馆都有祖冲之的雕像或画像，在月球背面也已有了以祖冲之名字命名的环形山。
祖冲之之子祖暅，字景烁，也是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曾任梁朝员外散骑侍郎、太府卿、南康太守、材官将军、奉朝请等官职。在战乱频繁的年代里，祖暅的生活很不安定也不顺利，甚至坐过监狱，当过俘虏，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数学和天文学的研究工作。祖暅是祖冲之科学事业的继承者。在数学方面，他与父亲共同解决了球体积的计算问题，并提出了“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的原理，现在称为“祖氏公理”或“祖暅公理”。数学名著《缀术》很可能是这父子两人共同劳动的成果。在天文历法方面，他三次上书梁朝政府建议改用《大明历》，终于被采纳颁行。他还曾亲自监造八尺铜表，测量日影长度，并发现北极星与北天极不动处相差1 度有余，纠正了北极星就是北天极的错误观点。出于研究天文和准确计时的需要，他还研究与改进过当时通用的计时器漏壶，并撰有《漏刻经》1 卷，现已失传。晚年曾参加阮孝绪编著《七录》的工作，负责天文、星占、图纬等方面的古籍。他还著有《天文录》30 卷，也已失传，仅存若干片断，散见于唐瞿昙悉达修撰的《开元占经》等书中。祖暅之子祖皓，少传家业，也精通数学和天文学。梁朝时曾任江都令，广陵太守，深受百姓爱戴。侯景之乱时被俘，惨遭杀害。这个世代相传成绩卓著的科技世家至此也就无以为继了。
第二节范缜①范缜（约450—515），字子真，祖籍顺阳（今河南淅川境内）人，六世祖汪，移居江南。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杰出的无神论者。青年时期范缜出身于士族家庭，为东晋安北将军范汪的六世孙。南阳范氏进入南朝后开始衰落，几乎无人有高官显爵。祖父范璩之，刘宋时官至中书郎。父范璩，宋奉朝请，在范缜生下后不久就病故，故范缜自幼家境贫寒，与母亲相依为命，并以孝谨闻名。他刻苦勤学，十几岁时，听说名儒大师沛国刘 正招收学生讲学，就离家投师门下。他学业优异，卓越不群，刘 因而十分锺爱他，亲自为二十岁的范缜行加冠礼。刘 在当时学术地位很高，门生大多是所谓“车马贵游”的权势子弟，锦衣玉食，狂妄自大。范缜在从学的数年中，经常穿布衣草鞋，上下学都是步行，但却并未因此自卑自愧。相反，他生性倔强耿直，不肯向权贵低头，敢于发表“危言高论”，同窗士友都畏他三分，因而他也受到众人的疏远和冷落。他成人后，博通经术，对于《三礼》有特殊的造诣。在诸多的士人中，他只与外弟萧琛情投意合，结为好友。萧琛以能言善辩闻名，也每每为范缜的言简意明、通达要旨的议论所折服。但是在刘宋时期，范缜却很不得志，他的聪明才智和满腹经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