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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一坐下，大法官几秒钟之内就从内门走了进来，法警随即喊了一声“起立”，所有人都迅速站起，再坐下，庭已经“开”了。控方开始由一位普通话翻译向被告宣读“起诉书”，之后法官轻轻地问：“被告，你认不认罪？”我的朋友按照事先和律师商量好的准备，说：“不认。”接下去大家都以为一场“马拉松”式的司法大战就要拉开帷幕，我的耳朵竖得直直地等着大法官往下发话，大法官是个香港人，低声说了一串广东话，我还没有来得及理解透彻，恍惚已经听到法官在说：“好了，现在给你们少少的时间，出去商量一下。”说完，他自己已经起身离席，整个过程大约也就用了一刻钟
大法官究竟在法庭高处最后说了一段什么话？到了庭外，大状（大律师）和他的助手律师向我们解释，原来大法官刚才在庭上讲的是今天上午已经没有时间了，下午他还可以再接着审两个小时，但是这个案子两个小时之内肯定审不完，而明天他又约了其他的案子，所以法官让“被告”出来商量，就是建议我们接受法院下一次重新安排的开庭时间，另外再换一个新法官……
什么？“重新安排开庭时间”？“另外再换法官”？这不是开玩笑吗？
这一次开庭，“被告”已经战战兢兢地等了两个月，两个月，“被告”过的是怎样“等”的日子？人一步也不得离开香港，身体如坐移民监，而心灵所受的煎熬滋味儿更糟。为了这次开庭，北京来了多少亲戚朋友，所有人除了请假误工、车马旅费，此外还都为被告揣着一份沉重的心，这些“难处”法官大人如果不清楚，“大状”和助手律师难道也不知道？！
香港的法律与内地的体系完全不同，一个适用“欧美法系”，一个适用“大陆法系”。大法官开庭，一上来往往不听案子，不让双方的律师拿出物证、人证，而是一开庭就让控方宣读《起诉书》，然后直接问被告认不认罪，如果被告说“认”了，以后的所有程序，包括律师辩护、法庭辩论、被告自述等等的就都不用走，该罚款、该收监就都可以执行；可是被告如果说“我不认罪”，大法官这时才有必要真正忙起来，才会认真地了解案情，审判和判决随后也才会开始。
“重新安排开庭时间”？下一次不知道又要等到几个月以后。
“被告”听明白了情况，当场就哭了。“大状”的助手律师也是女人，到底还有点同情心，也忍不住当着我们一群内地人开始“控诉”香港法院的种种“糟糕”：“嗨，你们不了解香港，香港的法院就是很乱，法官一天可以约来四个案子，但是昨天拖堂的那个，你们看今天就占去了一个上午，我们今天还是排第一呢，都拖到了12点，而我们的后面，还有案子，还有人在等。没有办法，真的是没有办法！”
一个法制社会，香港的法律神圣得令人敬仰、令人敬畏，可是谁来制约法官？
“开庭的时间本来就是法官自己定的，现在说不审就不审了？这不是拿人开涮吗？！”
我以为面对一群内地人的质问，“大状”和他的助手律师一定会很尴尬，会用好言好语安慰“被告”。但是“大状”没有，一点悲悯之情也看不出，因为他一关上法庭的门，看到已经在流泪了的“被告”就问：“唉，你为什么哭？”我不知道他是真不明白，还是认为另外开庭对“被告”未必是件坏事，因为接着他讲：“不要在这个法官的庭上开庭可能会更好，因为这个法官坏，下一个会好。”我听了简直莫名其妙，忍不住插嘴：“此话怎讲？为什么说这个法官坏，下一个会好？”“大状”解释：“这个法官判‘有罪案子’的纪录多，下一个法官判‘无罪案子’的纪录多。”言外之意，被告如果同意换到另一个法官的庭上，我们胜诉的机会还会更大。
我愿意理解“大状”这样讲并不是因为水平过低或者没有职业道德，而是由于语言的障碍，用普通话不知道怎么宽慰我们。但是，如果早知道“这个法官坏”，为什么不事前做做工作避开本案在今天开庭？如果说“大状”不能挑选，同样的逻辑，他又怎么会预知下一次开庭一定会赶上一个“好的法官”？
在香港，律师的资质不同，代理辩护的要价、收费也不同。我不清楚本案的被告所请的“大状”到底具有什么样的资格，只是听朋友讲这位“大状”看得出还很有水平，不过这位“大状”每次约见被告“谈话”，收费可是不菲，一小时高达6000港币（他的助手一小时3500），而且每次双方“谈话”，一小时的时间哪里打得住？一次开庭的代理费是18000，即使这一次“庭”只开了一个头，“重新安排开庭时间”，又一笔费用也是半分都不能少
由于反复考虑名声以及财产更大数目的损失等等利弊，“被告”以及家人最后不得不接受法官的建议等待下次开庭。接着所有人就都由助手律师领着移步到一号法庭，在这里我又领略了另一番香港法庭的景象
简单地说，一号法庭比二号的更大，和外国电影里的样子更像，但是这里的气氛非常“混乱”（这样形容如果不敬，我可以换成“忙乱”），为什么这样说？首先，我们被带进了法庭，悄悄地在旁听席上坐下，上一个案子还没有审完，身旁不断有人进进出出；法庭之上，好几种声音像排球场上的一传手和二传，此起彼伏，令人的耳朵没有一点空闲。原来香港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城市，涉嫌犯罪的人员也有不同的国籍，我们进来之前，法官（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满头白发的外国老大爷）正在审理一宗马来西亚女人的盗窃案，《起诉书》用英语进行，翻译把英语先翻成广东话，再由广东话翻译把原文翻译成马来语，这样你传我，我传你，同声翻译，没有间断。
好不容易，马来西亚的女案犯被法警带出了法庭，我们以为下面该轮到我们了，谁知道另一个外国人其实还排在我们的前面，于是不同的语言又开始一传二、二传三，同声翻译，此起彼伏；等到这个人也当堂认罪了，再一位男人还排在我们前头，这位香港中年男子被诉与一位16岁的女孩在？菖时？菖地发生了性关系，《起诉书》被法庭的一位年轻女子宣读得磕磕绊绊，声音又很小，我还是听不清。此时，我真是由衷地佩服香港的法官，一年365天，每年多少天得坐在这个永远的是非之地，不仅眼观六路，而且还要耳听八方，精神在如此纷乱的场合下怎么能够高度集中？
当然急也没用，不知道又过了多长的时间，法庭终于叫到我的朋友的名字了，律师立刻回头大喊“被告、被告”！可是此时，偏偏我的朋友正好离开了旁听席，出去打电话，通知她的姐姐庭不开了，下午不要再往这里赶，于是又有人立刻出去把慌慌张张的“被告”从外面拉了回来，同时法庭中央，各方代理人已经在不停地“哗啦、哗啦”地收拾纸张，一片钉书器的声音“咔咔、咔咔”四下放射，书记员也已经在办理着上一个案子的相关法律文书。整个法庭各干各的，人人都在忙，一切都显得很正常，很有效率，谁对谁都仿佛构不成干扰……
哦，香港的法庭。
市场？门诊部？我的脑袋里当时就是这两种联想。
“赌马”和慈善连在一起？
赌马是香港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过去在我的印象里，香港回归，“一国两制”，保持资本主义生活方式50年不变，这个“不变”最形象的标志就是邓小平先生曾经对香港人许下的那句诺言：“歌照唱、舞照跳、马照跑。”当然，赌马是一种赌博。赌博总是不好。“不好”的东西香港人为什么还不肯丢弃？还那么贪恋不舍？难道“赌马”也像鸦片，一旦吸上了就戒不掉？
当时关于“赌马”，我知道的就这么多，能够提出来的疑问也就这么一点点。
然而到了香港，首先我听说香港的很多老人今天就是为了“马”而活着的，很多类似的“笑话”比较突出的有一则：一位老人，临终前给家人留下的最后几句话，不是明确他死后财产应该如何在儿孙们之间进行分配，不是叮嘱一家人今后应该怎样和睦相处，而是不住地吩咐儿女下一场赌马，一定要替他押上哪一匹、哪一位骑手……
老人的“笑话”，夸张的地方肯定有，但是“赌马”在香港人的生活里真的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并非虚言2006年2月，我在香港文学城网站看到了这样的一篇报道：《香港著名演员兼马评人骠叔，看完赛马咽最后一口气》，心里想：啊？老人的“笑话”还真的有了现实的版本？接着翻开当天的报纸，看到香港的报纸几乎每一家都登有这条新闻：“著名演员兼马评人董骠昨晚（2∶22）因病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二岁。主持赛马节目40年的骠叔一生与马结下不解缘。昨晚骠叔弥留之际，在病床上坚持看完了昨晚的最后一场赛马，呼出最后一口气跟家人、朋友及马匹永别！”
“骠叔”的仙逝，让香港很多人都垂泪痛惜。他最后弥留之际还在看电视直播，这确有其事，不过家人那是为了刺激他的生存意志，希望草地上飞奔的马匹能够拉住老人最后的生命。因为“骠叔”一旦“走”了，亲人家属舍不得，成千上万的马迷也舍不得。那么这位“骠叔”何德何能值得人们对他如此敬仰、如此挽留？作为一个“评马人”，后来我知道董骠从小就成长在一个练马世家，年轻时他本人也曾经是一位职业骑师。当了“马评人”以后，“骠叔”最“难能可贵”就是他不畏强暴、不受利诱、敢言善言、正直公平，经常因为不满意某位骑师的“表现”，批评时“青筋暴现”、“指指点点”，痛批马圈中的“害群之马”，因此是香港马迷们心目中一个相当有良心的“仲裁人”。
直到“骠叔”过生（去世），我才第一次意识到香港的马场原来是一角完全被我忽视了的世界。马场上有是有非，有正义和阴谋，有卑鄙小人也有英雄好汉。而我第一次赌马，记得那是在2004年“十一”，香港赛马会邀请我们刚到香港驻站的全体记者都来参加“国庆杯”的跑马比赛，并希望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给予报道。我当时心里颤颤的，首次被人拉着去做一件不怎么光彩的事情一样，别说马场上的规矩咱一点都不知道，什么投注、赔率、赛果、派彩，独赢、连赢、位置、三重彩，一连串儿的名堂我从来都没有听过，更关键的，一个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也跑去玩儿“赌马”，即使在香港，这，能行吗？
现在想想当初我的态度不知道有多么愚傻，好几个同行当时就看透了我的恐惧，都送来嘲笑：真是的，老土！“跑马”在香港不是一种赌博，没人这么认为。它是一种娱乐，一个事业，这个你都不懂？“香港赛马会”如果摆到桌面上来，那可不是某位大佬玩主所开的黑色买卖，专门诱惑着贫苦百姓去开心、上瘾、扔钱、借贷，甚至赌到倾家荡产然后再去跳楼自杀，它是政府最大的一个单一纳税机构，也是截至目前为止全球最大的慈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