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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我想并且不会引起日本的觊觎，一步步的侵略逼成了八年的抗战，使我们贫弱到这个田地。”
娜拉走后怎样
顾准在反思“革命”的札记上说到“世人间的基调是进化，革命则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他把革命当作一个前提对待，他考虑革命之后的问题，即“娜拉走后怎样”，结论是要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
革命不可轻言告别
李朝晖说，革命不可轻言告别。
夏曾佑：神州长夜之狱，谁人之过
关于华夏文明的猜想，宋恕、夏曾佑讨论时质问：神州长夜之狱，谁人之过？
康有为反问王照：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那条路如何来得及？
慈禧问：康有为要变法，为什么不来找我？
孙中山问严复：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鲁迅在日本留学初期时问：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
林觉民问：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
鲁迅在五四期间问：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1919年初，王光祈问：英美的资本主义制度“究竟与大多数人的幸福有无关系？”
刘半农在诗中写出了文明转型时代的国家意识：教我如何不想她？
郁达夫在《沉沦》中问：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强大？
陈独秀在爱国声中问：此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问：从来如此，便对么？
20年代，孙中山问：在完成了现代工业化之后，日本究竟是做西洋霸道文明的鹰犬，还是做东洋王道文明的干城？
1925年，段祺瑞宣布举行善后会议，邵飘萍持批评态度，他说：“所谓善后会议者，不过一班寒酸措大，聚讼之庭，嚼字咬文，与人民之实际生活有何关系？”
徐志摩在诗中自承：我不知道风向哪个地方吹？
毛泽东在思考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时问：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陈独秀问：（现代中国）究竟是城市支配农村呢，还是农村支配城市？
陈济棠问胡适：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
1928年，林彪在井冈山上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蒋介石问：如此投机反动军队不灭，国家何能统一？
张伯苓问李济：人类学有什么好处？
梁实秋：我不知道是谁家的走狗
梁实秋问：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又自承，我不知道是谁家的走狗？
艾青写诗时问：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1933年，王造时问：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
30年代，陈独秀被捕，章士钊为之辩护，章问：党即国家乎？
1935年，吴景超的猜想。后来是李约瑟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的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晏阳初问：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
杨靖宇被捕前问：这些天遇到的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
瞿秋白赠给狱医陈炎冰的一幅照片上，写着两句话：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胡适问叶公超，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
殷海光问金岳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
40年代末，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大肆搜捕共产党，在发现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是共产党后，蒋介石曾大为惊讶、震怒。毛人凤在大抓特抓之余，感慨说：“我们这样抓、这样杀，还是有这样多的人敢提着脑袋闯进来，真不知是为什么？”
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
魏巍在朝鲜访问后问：谁是最可爱的人？
梁思成问：是这样的北京城门，是这样的北京城墙，为什么要拆？
殷海光穷困之际，向学生和老友求助，他在致许冠三的信中说：“我自己只有一个念头，五四以来，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已经凋零得差不多了，特别像我这样的人。难道这个时代
让我活活挨饿？”
顾准借用鲁迅的名言问：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
王赓武问：“文革”究竟埋没了多少天才？
龙应台在台湾跟“对手”较量时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80年代初，潘晓问：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余杰在世纪末问：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
蒋廷黻说琦善超越时人
蒋廷黻说，琦善在鸦片战争中，军事方面虽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外交方面则审察中外强弱形势和权衡利害轻重，“实在是超越时人”。
方宗诚说：“自道光以来，公卿不下士久矣。近惟曾相国及润芝宫保（胡林翼）开此风气耳。”
章太炎谓曾国藩之起兵“平洪杨”并非“赞清”，而是为了扶持“名教”。在曾看来，一切治国活动，上至天文、地理、军政、官制，下至河工、盐漕、赋税、国用以及“平洪杨”这类军事活动和“曲全邻好”的华洋交涉活动，均属“礼”，即道德实践活动的范围。
缪凤林说，自唐太宗以后，左宗棠是对国家主权领土功劳最大的第一人。
从1867年正月郭嵩焘就被迫赋闲，回乡一呆就是八年。由此得以冷静地思虑世界，研究洋务。在给朋友的信里他不无得意地说：在当前懂得洋务的“同志诸君”中，“中堂（指李鸿章）能见其大，丁雨生（丁日昌）能致其精，沈幼田（沈葆桢）能尽其实。”而他自己做到“既精且大”。
李鸿章说王韬：“狂士也，名士也”。
周作人说王韬：“王氏在同光之际几为知识界的权威，但脱不去名士才子气。似乎终于是一个清客，不过在太平之时专门帮闲，乱世则帮忙而已。”
梁启超说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李鸿章访欧，德国人款待最优异，德皇威廉二世称誉李为东方俾斯麦以取悦之，其意盖以为中国以东亚大国而见挫于日本，必复兴军备，力洗雪耻，一切所需，德国可乘机供应，故于李加意联络，以专其利。结果大失所望，因不悉其时中国之情与李之真实地位也。梁启超亦以为李断不能与俾斯麦相比：“此非以成败论人也，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劣胜败之公例然也。”
1901年11月，李鸿章去世，临死前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力保袁继任直隶总督。
张之洞性行怪僻，起居无节，对部下严格，部下“小有过失，诃责之声达于户外”。曾与袁世凯相会于保定，袁率部属中有直隶藩司杨士骧，因出身翰林故，为张之洞引为同调，座间张惟与杨士骧娓娓而谈，于袁世凯若无睹，所谈者又皆翰林故事。袁枯坐一旁，至不能赞一词。士骧敏于应付，甚为之洞赞赏，张后来对人说，“不意袁慰庭作总督，藩司仍有杨莲府！”袁闻此事，谓士骧曰：“君既受香帅知遇，何不请其奏调湖北，俾可日常相处？”士骧笑曰：“纵便香帅有此意，司里亦不愿伺候这种上司！”论者以为张之洞晚清重臣，德才不济，无能镇慑袁世凯，反为后者所轻，至于袁跋扈不臣，问鼎轻重。
黄远庸说，《红楼梦》中李宫裁笑平儿云：你奶奶还要什么钥匙，你就是你奶奶一把总钥匙——袁世凯与梁士诒的关系“颇复似之”。
汪精卫：肃亲王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人们问起汪精卫对肃亲王的印象时，汪精卫说：“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严复说：黎元洪“德有余而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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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人凤说宋教仁“英而不雄”，并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蔡东藩评论说，“宋教仁为国民党翘楚，学问品行，均卓绝一时，只以年少气盛，好讥议人长短，遂深触当道之忌”，“锋芒太露，英气未敛”，“不少晦其锋芒，储为国用”。
左舜生说宋教仁，“锋芒甚锐，政权欲也极强，当国会选举期间，他乃以一在野党领袖资格，在各处演说，大逞雄辩，对袁政府多所指责”，因此遭人暗杀。
左舜生说宋教仁是一个书生：“中山与克强，仅在民元八、九月间，与袁有过短时期的接触，他们对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孙、黄年事更轻，阅世更浅，读书也不够深入，以为只要一部‘约法’，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党’，藉着‘责任内阁’的空名，便可以对付袁氏而有余，这岂不是书生之见？”
章太炎民元入京，一见陈宦，惧然曰：“中国第一人物，中国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第二日，此语传遍京师，人初以为太炎偏执，后乃服太炎神慧，而陈宦深恨之，乃设计囚太炎于龙泉寺。
芥川龙之介说章太炎：狂傲，自私，要做王者之师。
周作人说：章太炎是中国最后一个朴学家。
辜鸿铭曾对罗家伦说：“现在中国只有二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之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蔡元培：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蔡元培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傅斯年说：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芒万丈的大彗星。
陈铭枢说陈独秀：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
汪原放说：蔡元培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之唯一人物也。
周氏兄弟的业师寿洙邻说蔡元培：“孑民学问道德之纯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诚如庄子所谓纯纯常常，乃比于狂者矣。”又说：“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
冯友兰说：蔡元培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儒，“粥粥若无能”，但是“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这样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其道。”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