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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国旧派小说
从 1912 年（民国元年）到 1917 年这五年，是所谓“鸳鸯蝴蝶—礼拜六派”文学的繁盛期。鸳鸯蝴蝶派，指的是清末民初专写才子佳人题材的文学派别，所谓“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据说是他们常用的语词，故被用来命名。《礼拜六》是 1914 年开始办的一种娱乐消闲周刊，前后出满二百期。两者合在一起，很能代表这一类文学以言情小说为骨干，情调和风格偏于世俗、媚俗的总体特征。不过民国旧派小说的概念比它更大一些，气脉上是互相沟通的。
此时旧派小说的繁荣本有它的时代缘故。一是当时的北洋政府自顾不暇，晚清垮台后社会的文化控制力量减弱，给了文学以发展的良好机会。二是科举取消，文人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加上近代报刊业的发展，最早一批走不通“仕途”的文人成了报馆的主笔、记者、编辑，同时成为报纸连载小说的作者。通俗作品有了较雄厚的作者队伍。三是更重要的，这样，文人跌入了市民阶层，他们处于与普通市民同样的文化境遇并取得了相同的文化眼光，小说在他们手中回到了市民文化的本位。
旧派言情小说的代表， 1912 年同年出现的徐枕亚的是《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还有李定夷的《霣玉怨》，三人被称为“三鼎足” 三部小说都写婚恋悲情，。用的都是“骈四俪六，刻翠雕红”的文字，在现代白话小说未出现之前，为新旧交替中的文人读者所欢迎。它们的“通俗”主要在情调上。徐枕亚（1889—1937 年）的《玉梨魂》写书生何梦霞教馆，与主人家无锡富绅崔姓的守寡媳妇白梨娘相恋，最后一殉情国演成悲剧。小说中穿插两人的诗词酬答，缠绵悱恻，也合于当时文人读者的欣赏习惯。《玉梨魂》在《民权报》连载时即轰动一时，单行本再版数十次，发行达几十万册之多。徐接写《雪鸿泪史》，假托何梦霞的日记，细加安排，进一步扩大了《玉梨魂》的影响。《玉梨魂》用骈散结合的文体来叙事，居然一纸风行，此前此后都是不可重复的文学现象，主要是它在旧的诗文体中融进一点新东西，让旧读者感到既熟悉又新奇。男女婚恋在旧的婚姻制度下左冲右突没有希望，这已经是许多人切身感觉得到的，所以有人评价：“近时流行的《玉梨魂》虽文章很是肉麻，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祖师，所记的事，却可算是一个问题。”（注：《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周作人集外文》（上集），周作人：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5 年版，第 302 页）由于小说有作者的自叙成分，叙述中情感的作用前后贯穿，加上受林（纾）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显著影响，描写高洁的女性，结尾用日记交代故事，用“后记”的形式写叙述人事后的“凭
吊” 渲染了感伤苍凉的氛围，这一切都是在一个旧框架里纳入的，因而不动声色。骈体小说搭上了古典诗人传统和现代技法两头，这预示了民国旧派小说一开始就具备的过渡性地位。
晚清的谴责小说本来发达，民国旧派小说以李涵秋（1874—1923 年）的《广陵潮》为代表，形成较大声势的社会小说是可以理解的。《广陵潮》从 1909 年动笔，到 1919 年历时 11 年写毕，计一百回百万字，白话章回体，随写随在报纸发表，是典型的这一派的写作方式。它以扬州为背景，用云麟、伍淑仪两家的人物为线索，编织起庞大而松散的结构。这种写法没有超出《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范围，囊括了从戊戌变法到“五四”前夕抵制日货的学生运动这一段时间的重大历史事件，罗列社会丑闻、街谈巷议、遗闻轶事，进行暴露。但在围绕云麟与几个女子私情的描写上，吸取了《红楼梦》的技法，把“情”写足，反封建意识和封建意识杂陈。这部小说的最大贡献便在于开创了社会言情长篇的体例，以至带出不下数十种什么什么“潮”为名的小说，如海上说梦人（朱瘦菊）写《歇浦潮》、网蛛生（平襟亚）写（人海潮），都很有名声。社会小说影响较大的，还可提到包天笑（1878—1973 年）1910 年左右译述的“教育小说”《馨儿就学记》等，1909 年发表的短篇《一缕麻》 后者揭露指腹为婚的野蛮性，曾被梅兰芳搬上京剧舞台而风行于世。到平江不肖生（向恺然）1918 年出版《留东外史》专事暴露留日学生丑态，暴露国民劣根性，虽属实人实写，但已成为后来“黑幕小说”始作俑者。纯社会小说从观念到写法，已经走不下去了。
旧派小说其时尚有相当的读者。这些旧派小说一律显示了某种过渡的性质，在表达“世变”“人情”和运用小说形式方面，都显得滞后。而在发挥文化消费功能的同时，又暗暗地为新文学的产生准备了一些条件。比如在作品里输入要求婚恋自主的民主思想、个性主义因素（常与世俗的理解相混合）；部分地吸收外来文学技术。《玉梨魂》接受了《茶花女》的影响，也十分明显。周瘦鹃在《礼拜六》杂志上介绍大仲马、莫泊桑、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世界名作家的短篇小说，1917 年结集出到版了《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只是这些小的变动，不足以在旧文学的基地上自发地经过调整产生出新文学。中国的现代文才会发生根本的变革。学要在引进外来思想和文学的强刺激下，这同时也是现代通俗文学的刺激剂。
二 新文学迫使旧派向“俗”定位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相辅的“文学革命”的兴起是激进的，它站在弱小的地位与庞大的旧文学对抗，也无法与开始有了一点“现代性”变动的旧派通俗文学共处。这样就有了新文学阵营从 1917 年开始的持续批判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的时期。情况在第一章已有所交代。还要稍加提及的是，鲁迅一直支持这一场批判，他远在 1915 年担任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的时候，便参与查禁了 32 种鸳蝴小说，还主持拟定《劝告小说家勿再编黑幕一类小说函稿》，后来发表过《名字》《关于〈小说世界〉》等杂文对批鸳鸯予以声援。这场批判的言词尖锐，新文学方面除大部分文章指出旧派的思想陈腐守旧，击中其要害“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注：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萃》，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6 至 37 页）之外，胡适、茅盾两人还特别地解析了民国旧
派小说在文体上的弊病。如胡适认为《广陵潮》等长篇结构，“体裁结构太不紧严，全篇是杂凑起来”的，继承了《儒林外史》“坏处”“却不曾学得他的好处”，即“不知道《儒林外史》所以能有文学价值者，全靠一副写人物的画工本领”（注：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茅盾全集》第 18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233 页、 页、 页、 页。第229，228，232页），茅盾指出旧派小说只有“‘记帐’式的叙述法”，经过变动，“略采西洋小说的布局法而全用中国旧章回体小说的叙述法与描写法”，而且词语技法多循套路，“剽袭了旧章回体小说的腔调和意境”，“不知道客观的观察，只知主观的向壁虚造”（注：茅盾：
《我走过的道理》（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160 至 168 页）。
现在看来，新旧文学的关键之一在于争夺读者。老牌的鸳蝴阵地《小说月报》自 1921 年 1 月（12 卷 1 号）起革新，改由茅盾全面执编，紧接着停刊数年的《礼拜六》在当年 3 月便复刊了，以表绝不示弱。旧派并且利用自己掌握的小报领地，用抄袭外国和性欲描写等两项“理由”来反击新文学。但图书市场较量的结果是《小说月报》到第 11 卷，采取对新旧文学两面讨好的策略（已先期由茅盾编“小说新潮栏”，占刊物的三分之一篇幅，其余仍载礼拜六派小说），销数却逐月下降，至 10 月号仅印了 2000 册。茅盾接编后的第一期即印了5000 册，马上销完，商务印书馆各处分馆纷纷打电报要求一期多发，于是第二期印了 7000，到 12 卷末一期时已印 10000。当然，新文学的胜利主要是在青年学生读者群中的胜利，在此时此后，都还不可能全部占领读书市场。而旧派小说在新文学的强大攻势下败退下来，失利后逐渐明白了自己的位置，被迫同新文学相区分，发挥所长去努力争取一般老派市民读者。旧派小说在越发向“下”、向“俗”发展的过程中，也艰难地试图加强自身的“现代性”。于是，中国现代文学雅俗分流、雅俗互渗的初步格局便形成了。
对峙时期的鸳蝴一礼拜六派文学转入了市民社会下层，仍然存在。据统计，自 1917 到 1926 年创办的此派刊物即有 60种，小报 40 种。1922 年间苏州的旧派文学家组成星社，上海的组成青社，都开展过一些活动。其时，社会言情小说的创作繁盛，到这一阶段的末尾，出现了现代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武侠小说突起，出现了被称为民国武侠小说奠基人的平江不肖生。
社会小说沿了李涵秋《广陵潮》的路子发展的，有海上说梦人（朱瘦菊）的《歇浦潮》，1916 到 1921 年连载五年，之后续作《新歇浦潮》。由无数短篇联缀而成，擅长从姨太太群的角度来反映社会全貌，全方位记录民国初期上海社会情状，揭露穷形极相，酣畅淋漓。另有毕倚虹所著《人间地狱》 1922 到 1924，年连载，脍炙人口。此书借名士文人青楼妓女的交往，展开上海社会的人生相，包括官场和商界。柯莲荪和秋波的精神恋爱是书中主要故事，在暴露都市丑恶的同时有以道德来疗救人性的意图。全篇为第三人称的自叙传，显示了华倚虹写实之外尚能写“情” 将社会言情熔于一炉的本事。、包天笑的《上海春秋》也属于此类，铺写 10 年代到 20 年代的洋场逸闻。这三种小说将晚清以降的上海黑暗面做充分爆光，都将现代城市看作是藏污纳垢的显贵们的天堂和小市民的地狱。小说的时事性强，把
近代的新闻采访和传统的史传笔调混合起来，留下一份初期上海的历史资料，但在通俗文学本身的演变上并无多少贡献可言。倒是李涵秋自己在 1919 年出版的另一部代表作《战地莺花录》里，仍能将军阀混战、社会腐败的内容和三对青年男女的婚恋命运串联在一起，笔法显得老练。据说，由于结末写到了要求归还青岛的情节，市民们刚刚看毕这部长篇，对上海于“五四”时期唯一地掀起商人罢市起了积极推动的作用。通俗小说的力量似不可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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