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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然科学的历史教导我们（我们无论怎样仔细地牢记住这个教训都不过分）：对于生来就有解释自然界的天才的人们来说，通过自然科学可以取得的实际好处从来都没有、而且以后永远也不会有足够的吸引力，足以使他们鼓起勇气去经受劳苦，去作出这个职业要求它的从业者们作出的牺牲。推动他们的脉搏跳动的是他们对知识的热爱和他们由于发现古代诗人所歌颂的事物的原因而感到的欢乐——由于把存在规律的领域不断推向那无法达到的无穷大和无穷小目标而感到的无上欢欣。我们的小小生命竞赛便是在这两个大小极端之间进行的。自然哲学家在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有时是有心地、更常见的是无心地发现一些证明有实用价值的事物。
由此而受惠的人十分欢欣，科学一时成为一切工匠的黛安娜。不过就是在欢呼声响彻云霄的时候，就在这种研究浪潮所带来的漂流物正在变成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财富的时候，科学研究的浪峰早已远远地翻腾于无限的未知事物海洋之中了。”“因此，虽然我们一刻也不假装瞧不起增进自然知识的实际成果和自然知识对物质文明所起的有益作用，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我已经指出一二的伟大思想和我过去力图在自己所能支配的短暂时间中加以概括描述的道德精神，构成了自然知识的真正和永恒的意义。
假如这些思想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注定会随着世上岁月的荏苒而越来越牢固地确立起来，假如那种精神会象我相信的那样注定要扩及人类思想的一切领域，而且会随着知识的范围的扩展而扩展；假如我们的种族在逐渐接近成熟的时候，象我们相信的那样，发现世上仅仅存在一种知识，而且也只有一种方法来获致它；那末，尚在幼冬时期的我们这些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感到：我们的最高职责就是认识到增进自然知识是正确的，从而帮助我们自身和后人走向人类未来的崇高目标。”——《方法和成果》第54及第41页。
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纯科学的理想是一种势利习气的表现，是科学家追随大人先生亦步亦趋的标志。一个应用科学家一定显得有点象生意人；他冒着失去业余爱好者地位的危险。可是，由于坚持为科学而科学，纯科学家就抛弃了自己的工作所起借的肮脏的物质基础。
把科学作为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 随着战后产生的普遍幻灭，连纯科学的观念也开始褪色了。这种心理的产生似乎说明：追求知识只不过是把童年的好奇心继续带到成人生活中去而已。赫胥黎的一个孙子在描写科学家时，叫他的一个角色说出下面的一段话：“我现在认识到：知识分子的生活——致力于学问、科学研究、哲学、美学、批判的生活——的真正美妙之处是它的轻松愉快。这是以简单的知识图案来代替复杂的现实；以静止的和形式的死的东西来取代令人迷惑不解的生命的运动。了解很多艺术史——举例来说——的知识，对形而上学和社会学形成深刻的观念，要比亲自直觉地了解自己同伴的许多事情，要比同自己的朋友、恋人、妻子和儿女保持满意的关系容易得多。生活要比梵文或化学或经济学难得多。知识分子的生涯是小儿的游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知识分子往往变成小孩子——然后变成白痴，最后，正如前几世纪的政治和工业发展史所清楚显示的那样，变成杀人的狂人和野兽。受压抑的功能不会消亡；它们恶化、化脓、回到原始状态。但是在这时候，要做一个有知识的小孩子或者做一个狂人或者做一只野兽，要比做一个同人家合得来的成人容易得多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原因），人们才这样迫切地要求受到高等教育。人们象涌入酒店一样地对书本和大学趋之若鹜。人们认识到自己难以在这个奇异的当代世界中过应有的生活，想要忘掉这一切；他们可悲地无法成为生活艺术家，也想要忘掉这一切。有些人借酒消愁，不过更多的人则沉溺于书本和艺术爱好：有些人想靠纵欲、跳舞、电影、收听无线电来忘掉自己，其余的人则想靠讲课和科学性的嗜好来忘掉自己。书本和讲课比酗酒和女色更能消愁，事后不会留下头疼的感觉、令人失望的postcoitumtriste（聚会后的悲哀）的感觉。
我必须承认，直到不久以前，我也曾十分严肃地看待学术、哲学和科学——所有这些都被华而不实地统称为“追求真理”。我一直把“追求真理”看作是最高尚的人类任务、把“追求真理者”看做是最高贵的人。不过，大约到去年，我才开始看出这种有名的“追求真理”只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无殊于任何其他嗜好的嗜好，一种真正的生活的相当优雅而精致的代替物；“追求真理者”的作风也变得和酒徒、纯唯美主义者、商人、“放荡儿”的作风一样愚蠢、幼稚和腐化。我还看出：知识分子喜爱一种消遣，就是以简单的因而也是虚假的抽象来代替活生生的复杂的现实，追求“真理”只不过是知识分子所喜爱的这种消遣的一个雅名而已。但是追求“真理”要比学会过完满生活的艺术容易得多（在这种生活中，“追求真理”当然会同九柱戏和爬山之类其他娱乐一道，占有其应有的适当的地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继续过分地沉溺在阅读知识性书籍和进行抽象概括的罪恶中，虽然这个原因并不能证明我这样做是情有可原的。过完满的生活是一个更加严肃、更加困难的任务。我会有坚强的意志摆脱自己这些懒惰的知识主义习惯，把自己的精力用于过完满的生活吗？即使我的确想改变这些习惯，我会不会发现遗传是这些习惯的根本原因，而且我自己生来就不能过完满而和谐的生活呢？——摘自奥尔德斯·赫胥黎著《对位法》，第442—444页。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认识到：科学现在主要是被用来使少数人发财致富而把许多人毁掉。因此，归根结蒂，为科学辩护的理由是：它是十分有趣的消遣。虽然很少有人承认他们持有这种态度，其实它在科学家当中、特别是在拥有比较稳固和比较舒适的职位的科学家当中极为普遍。科学是一种最有趣和最惬意的消遣，因此它才以不同的方式吸引着不同类型的人。对某些人来说，这是同未知事物进行游戏，人们在其中只会获胜而不会失败。对其他更善于考虑到人的因素的人来说，这是不同研究者之间的竞赛，看谁首先从大自然夺得奖赏。科学具有字谜游戏或侦探小说所具有的使千百万人入迷的一切特点，唯一的不同之处是：科学中的难题是大自然或偶然性提出来的，而不是人提出来的，而且并不是肯定能够得到答案的，一旦有了答案，往往又会提出一些比原来的难题多得多的问题。
假如我们从这个观点来考察科学的现状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它总的说来是令人满意的。科学家只是根据纯物质上的理由有一些不满意见。只要向科学家提供足够的薪金、相当可靠的任职年限，再免去完成某些特定任务的义务，科学家就十分满意了。从我们已经谈过的情况来看，大多数科学家连这些条件也没有。不过不少科学家还是能得到这样的待遇的，而且这些条件毕竟是一种完全做得到的理想。假如游戏是唯一重要的问题的话，那么从其他角度看来构成主要缺陷的问题——缺乏仪器和情报、缺乏总的计划或指导，不能使科学同其他人类活动协调起来——就全不重要了。可以把实际的物质缺陷看作是妨碍游戏的额外障碍；科学家克服这些障碍本身就是受教育。科学家的工作条件特别容易使他采取这种游戏观点。不过把科学单纯看作是一种游戏的危险在于：把游戏作为一种毕生工作并不是经常能带来经久不衰的或者充分的满足。人们需要感到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还具有社会意义。连莫菲那样卓越无比的表演家也不能从自己的成功中得到满足。因为他不能容忍别人把他仅仅看做是象欺骗对手。
科学与玩世不恭 不过由于专业化范围十分狭窄，而又有人抱着在现有条件下尽力而为的态度，因此，仍然有不少科学家过着比较愉快的生活。某些视野较为开阔的人还可能有意识地接受这个态度。一位教授说过：“每当我向外界观看的时候，我都看到一片悲惨混乱的景象，以致我宁愿埋首工作，把自己无论如何也无能为力的事情忘掉。”其余的人则从心理学角度看待科学研究，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承认科学本身完全无用。这种态度表现在一些力图证明精确知识不可能为人们所获得、力图证明决定论，甚至简单的因果性都不管用的理论上。
从根本上来说，这一观点认为科学是文明社会的产物，多少有装饰作用，但无论如何也是毫无用处的。不过事情是很清楚的：不管科学家自己怎样想，世界上决没有任何经济制度愿意为了让科学家消遣一番就把钱付给科学家。科学也同任何其他人类活动一样，要想前进，就必须付给人家一笔过境费用，虽然这笔费用不一定总是采取纯粹的物质形态。我们还应该把科学的声望和它对道德和政治的影响考虑进去。
科学在技术上的低下效率
科学家所以有可能以接近满意的态度来接受目前科学工作的条件，完全是由于专业化范围极其窄狭的缘故，或者是由于他们采取极彻底的玩世不恭态度的缘故。如果根据我们的第二个衡量标准——整个科学知识的极为迅速的发展——来判断，就决不可忽略这个制度的低下效率。科学家的大部分工作都浪费了，要末是由于眼前缺乏仪器或助理人员，要末是由于没有同其他工作充分配合，最后，他们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大可能湮没在一大堆混乱不堪、读不胜读的科学文献中。
糟糕的组织形式 假如我们设法更为周密地考查一下科学作为发现新事物的方法的低下效率，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情况源出于两个主要缺陷。第一是经费数额完全不足，关于这一点我们早已谈过了；第二是组织上的缺陷。由于组织上的缺陷，连这一点点资金也有很大一部分浪费掉了。科学家可能认为这最后一句话有点近乎大逆不道。即使真是这样，也不应该公开说出来。因为科学界目前获得的那一点点钱，也是由于人们相信它卓有成效才得到的。一旦人们怀疑科学家浪费了交给他们的钱，他们连那么多的钱也得不到了。不过这种忽视科学界内部效率低下情况的君子协定，从长远看来是肯定会带来灾难的。不论怎样小心地掩盖这种事情，人们总是会怀疑有这种事情，并且愿意施舍的人和普通公众也会产生隐约的猜疑。对科学来说，由此而造成的损失要比公开的指责厉害得多。同样地，如果有一套详尽的道德规章规定医生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相互支持，决不承认同业中存在统计学上不可避免的差错，也决不承认同业中有同样不可避免会有的恶棍和笨蛋，那也只能使人们更加不相信正式医务人员而使庸医和江湖骗子得利。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应该考虑到：如果没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