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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曾经与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正中齐名的七大书局之一，贵阳文通书局成立于1909年，从时间上看仅次于作为现代出版企业诞生之标志、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比中华（1912）、大东（1916）、世界（1917）、开明（1926）几大书局皆早多年。文通书局为贵州及西南一地的近代化乃至中国的出版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至1952年并人贵州人民印刷公司为止，在长达四十余年的生命中，在军阀混战、政权更迭、战火频仍的艰苦环境中，文通共出版各类图书五百多种，丛书、丛刊三十余种，出版承印报纸和杂志28种，编辑出版大型综合性刊物《文讯》月刊9卷55期49册，为西南一地、为抗战中的中国出版业涂抹了异彩耀眼的一笔。据史家统计，文通发展现代出版业和造纸业耗资白银近八十余万两，相当于同期全省财政年收入的三分之一。这种投资规模，与同期江南等地诸多大绅商相较也并无逊色。更重要的是，文通体现出放眼全国与领先时代的高起点。文通及其辅助性企业永丰抄纸厂的机器设备，基本上均成套从国外引进，多为日本、美国、丹麦、法国制造。百年前封闭落后之贵州，能够出现文通这样的与全国最大书局比肩的现代出版业与现代工业，不能不说是近现代中国出版史与工商业史上的一大奇迹。早在1939年，留英博士张肖梅即在《贵州经济》一书中指出，文通书局“资力之雄伟，设备之新颖，于当时一切落后之贵阳，自不得不视为惊人之伟举”。
但在出版史研究领域，对文通的研究一直是一大空白。张静庐煌煌七大本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中，收录的相关史料几近阙如；新出的《中国出版史料》现代卷（宋原放主编，共十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于文通也是忽略不详，仅收有华问渠《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和经营》一文（原载于《出版史料》1991年第4期）。考量其原因，主要大概在于文通地处边缘，史料散逸难寻。1957年，文通的主持者华问渠被划成“右派”，从此蒙冤退出历史舞台，更使得其人其事成为史学界乏人问津的领域之一。从中国史学界的普遍情况看，这种局面的改变，主要取决于当地文史学者对乡贤前辈旧年史料整理所作的努力与推动。何长凤编著《贵阳文通书局（1909…1952）》（贵州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就是这样一册令人感觉一新的著述。其出版面世，填补了我国近现代出版史乃至文化史研究的一大空白，也为我们能够从文通书局的命运获致一份深长的历史性思考。
一、近代社会转型中民族资产阶级的文化追求
与商务等民营出版机构由几位下层排字工人合资创办不同，也与世界书局此后曾一度依赖于政府资本有异，文通书局的创立与发展，是在近代社会成长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工商业奠定经济基础后自觉转向文化建设的结果。它的出现，既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近代追求自强富国以图御侮这一时代性主题所引致，也体现着源远流长的“言商仍向儒”、化民成俗的文化传统熏陶这一内发性力量；它的经营，既承续了中国士子且商且读、教化兴文的儒学传统所孕育的人生价值的导引，更蕴含着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民族资产阶级以知识改变民族命运的新诉求与新境界。从近代工商业阶层投资文教实业的追求中，可以看出中国民族资本走向发展与成熟的过渡性轨迹。
文通书局的创办者贵州华氏家族，原为江西临川之江右望族，先祖在康熙末年以行医治病而迁至黔省遵义。在传统社会里以医术立身即所谓“儒医”者，大多仁心仁术，有淑世济民之情怀。至华联辉一代，以盐业起家致富。光绪三年（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有感于川盐运销的弊病，锐意改变川盐奸商暴利，贪宫中饱而盐价猛涨，“贫困农民常年淡食，苦不堪言”的局面，特聘华联辉任盐法道总文案，协助推行“官运商销”新法。华实行新法后，一扫积习，充分显示出了其治世之才。身为商贾与能吏，华联辉仍不失儒家本色，他以为“人者万物皆备于我，上当博施济众，充满乎仁圣立达之间；次亦宜存心利物，求有济于世，庶几吾儒性善之旨”（《清华联辉墓志铭》）。朝廷以其功劳而以知府擢用，但他功成不居，辞不应命，意欲在黔创设书院作育人才，事未竟赍志而没。
对传播儒学，华联辉身体力行，曾出资刊刻《六事箴言》及《菜根谈》等图书赠送亲友乡邻。每次出门，他总是挑载图书，遇上识字之人，随即赠送。“因赠送既多，感到刊刻不便，闻上海活字印刷称便，特选派一乡一人前往学艺，不意所派非人，图个人私利，舍印刷而学修理钟表，竟不返黔。”（华问渠《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和经营》）
至华联辉之子华之鸿一代，华氏家族的盐商家业更是发达，并开始广泛投资制酒、造纸等实业，一时巨富，以致贵阳有“华家的银子、唐家的顶子、高家的谷子”之说。值得注意的是，在华之鸿身上，表现出超越封建财主传统钱财观的认识：“须知银钱，本天地间公物，特假手于人使用之耳。用得其当则福，不当则为祸。尔等宜望我积德，不望我积财也。”近代社会重要的异动之一就是，一向依附于传统农业宗法社会制度，与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和典质业等古老的经济形式保持着密切关系的近代绅商，开始以新的营运方式广泛投资近代工矿开采、交通运输、缫丝棉纺等实业。史家通常将这一群体定性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早期形态。他们其中一部分亦绅亦商者，开始摆脱传统士绅与旧式商人的传统生存方式，从事相当规模的实业投资，逐步向符合近代要求的企业家过渡。同近代企业经营发生广泛联系，并由此成为早期近代工商业资本家，是绅商群体近代性转化的基本轨迹。作为承先启后的一代，近代士商群体继承了明清时期儒商教化兴文的传统，又在近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历史情境下加以调整，融入了新的时代内容，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个性。史学家马敏在《社会转型中的近代绅商》一文（章开沅等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中对士人型绅商社会结构与属性作出这样的分析与概括：“较之于明清时期的儒商伦理，近代士商伦理继承了其中重视德行和教化，强调服务社会和乡里的传统，但更重视推广新式教育，兴学育才与合群结社，实行地方自治、商人自治。总之，士人型绅商群体的出现，是儒学文化对近代商人产生深刻影响的结果。”
维新变革、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使一代商人逐渐意识到教育立国、学习西方的重要性。从身份看，华之鸿是一位典型的士人型绅商。在近代教育家严修等人的影响下，华之鸿出任仁怀厅一方儒学训导，涉足教育。这也是他从政的开始。在此后的岁月里，他担任过贵州商务总会会长、省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官钱局局长、财政司长等职务。与东南一地的张謇等著名绅商提出“父教育而母实业”、“国存救亡，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何所取资以为挹注？是尤大夫所当兢者”等说法相呼应，华之鸿开始捐资推动贵州教育。他创办了贵州通省第一所公立中学堂、贵州优级师范选科学堂、宪群法政学堂等及诸多公、私立小学，以作育人才为急务，在兴办学校发展教育上贡献尤力。因为不惜资财扶助教育，清政府曾赏给华之鸿官衔，但他自认办教育并非为封官进爵，因此辞谢赏赐。
贵阳籍学者、台湾“中研院”研究员张朋园在其《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中，以统计的方法得出结论，在清末民初，云贵一地因为教育的落后，识字率仅有百分之六七，远落后于全国，而贵州又逊于云南。张朋园又指出，军阀割剧时期的云贵，政府于教育事业着力甚少，而多赖地方士绅推动。华氏即是教育兴黔的代表性人物。办学是近代商人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严昌洪在《近代商与学的互动与影响》（载《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中认为，近代商人办学，主要出于四种动机：一是开通商智培养商才，以适应商战之需要；二是提高人民素质，实现教育救国之理想；三是视办学为一种公益慈善事业；四是主动或被动为学校捐款。实际上这四者都有相通之处，无法严格区分清楚。阎广芬在《经商与办学——近代商人教育活动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中分析近代商人捐助教育的动因时指出，教育近代化的启动、经济近代化的推进，是外部力量；而惠及桑梓而对家乡教育事业的投入，对“义”的追求和对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责任感以及实现自我价值、渴望达到尽善尽美的人格境界，则是内发力量。华氏家族由实业转向文化，鲜明地体现出了这种历史轨迹。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张元济《别商务印书馆同人》）现代出版业，从近因看大多是近现代教育发展孵化出的产儿。兴办教育，“端赖书籍”，华之鸿“居恒每念吾黔，地处偏僻，文化迟滞，思有以启发之，因与任志清、陈稚苏诸先生创办黔报、贵州公报，以开通地方风气”（华问渠、华怀仁《先府君行述》），他逐渐萌发了创办书局的念想。1908年，以“文以载道，通达心灵”为寓意的文通书局遂告成立。贵阳向称“蛮夷之地”，文通书局使用以蒸汽为动力的大型机器，是近代工业在贵州萌发的标志，也是近代文化企业在贵州的嚆矢。像商务创业伊始停留于简单印刷一样，文通在初期亦仅是一相对单纯的印刷、发行企业，为缓解用纸紧张，同时创办了永丰机器抄纸厂。门市部则以销售书局印制的本省乡贤、名流、官宦的著述为主。
1927年，书局成立图书部，兼及商洽出版、代理全国各大书局出版物之经销业务。与商务等书局在早年进行多元化经营甚至代人销售雨鞋等生活用具相似，初创的文通生产营销也是一业为主，多种经营，销售本局和代销各地生产的文化用品、化学药品、生活用品如花露水、松脂等。清末，贵州一地的教育界一直为教材的缺乏所苦恼。如1912年，贵州教育司向上呈请报告建议采用商务的教科书：“查奉省图书审查机关尚未成立，所有中小学应用图书仍购自外省……又黔省山乡崎岖，交通阻滞，省外学校购买教科用书困难万状，本司为便利学校起见，饬官书局购买商务印书馆所编各书，以便各校就近购买。”（《贵州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