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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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鼋准兜母颈曛尽薄R参┢淙绱耍咴诮泄缁崴Φ木谜蔚匚徊煌诮缁岱⒄构讨兴鸬睦纷饔靡膊煌G罢咚鸬氖欠炊胂淖饔茫笳咴蚴瞧鹱呕虢降淖饔谩K晕鲜隽街肿时拘翁肓街肿什准兜男纬捎敕⒄沟墓蹋煞治隼方锥危捍邮攀兰土甏燎逭逄ǖ�50 年,是“初步形成阶段”;从袁世凯窃权到1927 年北洋军阀政府垮台为止的16 年,是其“发展阶段”;从1927 年国民党蒋介石建立反动政权至1949 年垮台为止的22年间,是其“最后定型阶段”(《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续辑》)。黄逸峰、姜铎、唐传泗、陈绛合著的《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对此有更具体的论说。
  有些学者对此持异议,不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存在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分。他们以为“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近代企业,虽有多种形式,但都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企业,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具有明显的抵制作用,因此都属于民族资本主义”(《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简况》,《历史研究》1983 年第1 期)。既然肯定洋务运动期间中国人所办的资本主义经济都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那就意味着当时并不存在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也就不存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要晚到1927 年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之后才出现,这就是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学术界通常又认为其有上、中、下三层的分别。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立宪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新的看法,以为很难区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中下层,即使存在这种阶层的差别,也与他们各自的政治态度没有必然的联系,支持革命者不乏所谓的上层,反之,对抗革命者也不乏所谓的中下层。因之,立宪派未必是上层的政治代表,革命派也未必仅代表中下层的利益(杨立强、沈渭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3 年第6 期)。
  林增平在《革命派、改良派的离合与清末民初政局》一文中,不赞成上述的意见。他指出,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因某些原故或特定社会关系的影响,一定阶级或阶层中若干成员的好恶和政治态度,同他所属阶级或阶层的动态和向背很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是屡见不鲜的。肯定立宪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是指它的主张纲领或章程、宣言之类,以及它的成员所进行的活动,确属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意愿、要求及其所要实现的任务,而不是以若干上层人士对立宪派所持的态度作为依据。对于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也应当作如是观(《历史研究》1985 年第3 期)。大多数学者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力量,它的形成时间应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
  洋务企业的性质与作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期间出现的,洋务企业包括军用工业与民用工业,因之,探讨洋务企业的性质与作用便不能不成为研究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些研究者认为,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不从事商品生产,生产目的不在追求利润,它只具有封建性与买办性,不具备资本主义性质。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军用工业是清政府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产物,并无任何积极的作用:对外它难以“御侮”,对内除镇压人民外,复加重人民负担,“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
  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洋务派的军用工业使用新式机器,雇用大量工人,大体上按照西方的机器工厂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已不同于旧有的官营工场手工业。价值规律在生产中起作用,不仅清政府调拨各军营的军火是“计价”的,计价就具有商品的性质,而且各制造局的工人多是自由劳动力的出卖者,即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故其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是明显的(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夏东元:《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社会科学》1982 年第9 期)。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不否定清政府创办这些军用工业具有镇压人民革命的目的和作用,但是又以为,它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推动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是应当肯定的。
  以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形式为主体的民用工业,属于近代资本主义企业,是为学者们的共识。但是,其性质为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企业,还是为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研究者却又见智见仁,莫衷一是。
  有的研究者认为,官督商办企业体现着“大官僚和大买办的结合”,封建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两种反动势力的代理人的结合”。它依附外国资本,压抑私人投资,终究被引上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另有研究者虽然也肯定它属早期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并不持完全否定的观点,而认为“早期官僚资本虽一开始就具有反动本质,但也包含着若干进步性因素,就促进民族资本产生来说,进步作用还是主要的”(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中华学术论文集》)。还有的研究者以为,官督商办企业一开始便存在着走向官僚资本与走向民族资本两种前途。他们肯定洋务企业具有封建性和垄断性,但是强调它与后来的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封建性和垄断性,不属同一个范畴,不应等量齐观。(汪敬虞:《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中国社会科学》1981 年第5 期)此外,也有的研究者不认为洋务企业属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而主张称之为“国家资本”。丁日初以为,“叫国家资本比较恰当”,“因为企业所有权属于国家,不是官僚的私产。企业在前一个政府倒台后就被后一个政府所接管”。黄逸平进而补充指出,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在其时同属于民族资本。胡滨、李时岳的观点更为明确:洋务运动时期,“只有一种资本,就是民族资本”,不存在官僚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持这样观点的研究者自然都肯定洋务企业具有“民族性”,即具有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积极作用。
  第五节建国后关于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建国以后在“文化革命”以前,近代文化史研究在很长的时间里,涉及的只是一些具体的文化部门,如文学、史学、教育、艺术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将文化史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加以总体开拓,则付阙如。八十年代初,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受到了史学界的重视,并迅速形成了一个热门的领域。十多年来,不仅部门文化的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综合性的整体研究尤其得到了加强。对近代文化的分期、性质和特点,发展的过程、规律和结构的演变;西学的传播、中西文化的冲撞与融合、文化思潮的演进;不同历史时期和区域性的文化、重要人物的文化思想,社会风习变迁,以及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等,涉及内容广泛的许多重大课题都作了探讨,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近代文化的发展历程、结构变化及特点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说到底,是“中、外、古、今”冲撞与融合的结果。研究者探讨了近代文化的演进历程、结构的变化及特点。
  庞朴在《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85 年第5 期)一文中认为,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依次经历了三个层面的变化:从鸦片战争、经洋务运动,至甲午战争,是在器物上“师夷之长技”的时期;从甲午战争、经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是在制度上进行变法的时期;从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文化深层进行反思的时期。这是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有的学者对此持异议,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是着力于思想文化方面,但作为器物、制度、思想文化三个阶梯顺序排列,未免机械。事实上,思想文化的变革始终贯穿着近代文化的发展历程,如制度文化变革的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时期,思想文化的变革也是明显的,人们都称之思想解放运动或启蒙运动,既然如此,把它仅定为制度文化的变革就不够全面、准确了。况且制度的变革离不开思想的变革,没有思想变革不可能有制度变革。
  龚书铎的《近代中国文化结构的变化》一文认为,直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文化一词始具有近代的意义,其变化及其使用频率的增加,反映出近代文化本身结构的变化。他认为,文化结构的变化,从横向考察,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文化构成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封建社会,中国文化是单一的封建文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除去封建文化之外,还有帝国主义文化、新文化。中国的新文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无产阶级文化;其次是文化内在结构的变化。随着资产阶级民权、平等思想的提倡和传播,封建纲常伦理支配意识形态一切领域的权威遭到了削弱,“使中国文化结构的核心发生了变化”,哲学、法学、政治理论、教育、史学、文艺、习俗等等,逐渐地以民权、平等为指导思想并为宣传这种思想服务。“文化内在结构的这一质的变化,是近代文化不同于古代文化的一个根本点”;再次是文化的部门结构的变化,它表现为“一是原有学科内容、体系的变革,一是新领域、新学科的兴起”。从文化变化的历史进程即纵向上看,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是中国文化的两大转折,中国文化经历了从师夷长技到中体西用的演变,“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文化较为迅速地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在此之前只是它的准备阶段(《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龚书铎还将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归纳为以下四点:(一)近代文化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冲突又会通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二)近代文化的核心是民主与科学;(三)近代文化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同政治、救亡图存密切结合在一起;(四)近代文化既丰富多样,又肤浅粗糙,没有完整的体系。(《略谈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见同上)
  近代社会文化思潮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动荡,东西文化冲撞交融,造成了社会思潮跌宕起伏,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
  桑咸之的《晚清政治与文化》、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吴雁南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等,是研究近代社会思潮的通史性著作。各书不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爱国主义、经世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实业救国思潮、国粹主义思潮等清末几种重要的思潮都作了具体考察,而且注意从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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