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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之次子,曾亲身上天受命,但一旦杨秀清天父附体时,洪秀全就必须俯伏听命。这样,洪秀全地位之得到尊重,洪、杨间关系之得到正常协调,就只能依靠杨秀清的善意,依靠他不滥用天父下凡的特殊权力。
但杨秀清的权势欲很大,不能谨慎使用自己的特殊权力。他获得天父代言人地位之初,天父下凡时所作的指示,有一些是告诫会众应确信洪秀全是他们的“主”,这起了巩固洪秀全地位的作用。这可以看作是洪、杨间的一种默契。但“天父下凡”很频繁,所作指示的内容五花八门。根据现存的资料,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否定洪秀全的主张、打击洪秀全的威信和地位的。如上述否定洪秀全排斥古人古书的政策即是一例。杨秀清还曾以天父下凡的方式否定过洪秀全建都于河南的主张,否定过洪秀全出版新旧约《圣经》的决定。这些都是事关重大的政策问题,无论天父的指示是否正确,都使洪秀全的地位受到了伤害。
更有甚者,杨秀清还常因一些细小的事情频频以天父名义使洪秀全难堪。如一次,因洪秀全待4 名女官过严,天父竟下凡要当众杖责洪秀全。又一次,因洪秀全要求妻妾去问候婆母时应速去速回,天父下凡责备,告以此等事也应与杨秀清商酌。又一次天父在半夜下凡,直入金龙殿,召洪秀全之妻出来加以“教导”。如此等等,都是洪秀全所难以容忍的。
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的另一类内容是处分太平天国的官员、将领和其他犯罪人员。这类事很多,处分往往随意而严厉。如秋官又正丞相陈宗扬因犯天条——私自与妻同宿而被天父判决立即双双斩首;燕王秦日纲因作战失利获罪被贬为奴;天官正丞相曾水源因未报告女官对杨秀清失敬的话而被即行处死;北王韦昌辉因天父下凡时未通告众人而被杖责四十①,等等。
杨秀清在起义之初已被封为军师,但他获得节制西王以下各高级领导人的地位是在几个月以后,始于被封为东王之时。无论军师或东王,同天王之间是君臣关系,这是明确的,从现存的若干文书可知,一些大小事情如处决吸食鸦片犯、修缮天王府、实行照旧缴粮纳税政策等,均由杨秀清上奏天王批准,就可说明。军师、东王都是臣下,非近代虚君制之首相、总理可比。杨秀清之所以权倾上下,可以不经过洪秀全而任意处分诸事,甚至包括洪秀全的事在内,显然不是因为他是军师,而是因为他是天父代言人。天父的权力是无章可依的,一切都是任意的,杨秀清正是凭借这样的地位在很多问题① 以上事例均见《天父天兄圣旨》。
上架空了洪秀全,侵夺了有司的职权并使洪秀全和许多高级官员难堪的。洪秀全性格刚毅执著,又有浓厚的君尊臣卑思想,按常理是难以容忍杨秀清的侵逼;但杨秀清有大功于起义,“天父降凡”久已成为立国之本,所以只好长期隐忍不发,然而,杨秀清的权势欲没有止境,虽在“天父降凡”时可以为所欲为,仍不满于世俗地位上居于“一人之下”。他的部属早就公开扬言“四海之内有东王”、“护卫东王早作人王”。咸丰六年(1856)夏,击溃天京城下的清朝“江南大营”后,杨秀清以为外患已除,就进一步威胁洪秀全天王的地位。这使洪秀全忍无可忍。于是矛盾剧发。
杨秀清威胁洪秀全地位的具体内容,据李秀成供词是“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太平天国沿封建旧制和民间旧习,洪秀全称万岁,杨秀清称九千岁,万岁和九千岁的区别是君臣间的分界标志,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就颁布的《太平礼制》一书,对此规定很严。杨秀清也称万岁,至少意味着“君臣不别”,与洪秀全并为太平天国的君主。
杨秀清逼洪秀全去东王府的日期是咸丰六年七月十五日(1856 年8 月15日)。洪秀全不得不同意杨秀清的要求,但同时却密召其时在外督师的北王韦昌辉等迅速返京。杨秀清自以为计划将要实现,但他在此前对一些高级重要人物的错误处置,却孤立了自己,为洪秀全加强了对付自己的力量。咸丰六年三月初七日(1856 年4 月11 日),杨秀清为了自作威福,杖责地位仅次于他的韦昌辉。六月十五日(7 月16 日),杨秀清锁押洪秀全次兄洪仁达。七月十五日即他召洪秀全到府的同一日,他指摘领导集团中的有力人物秦日纲、陈承瑢“帮妖”,又批评“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敬拜帝真神”①。这几乎把所有领导人推向了对立面。
咸丰六年八月初四日(1856 年9 月2 日)凌晨,韦昌辉和秦日纲的部队自外地回师包围东王府,袭杀了杨秀清及其亲属部众。次日,洪秀全以韦、秦杀戮过多,下诏处以鞭刑。杨秀清部属数千人前往观刑,当晚又遭袭杀。此后,忠于洪秀全的和韦昌辉、秦日纲等的部队同杨秀清的余众在城内交战,被杀者数以万计。
洪秀全因杨秀清逼迫而密召韦昌辉等回京,是否同时也密令韦杀杨秀清,这是没有明确的史料可以证明的。从杀杨以后洪秀全责备他们株连太多,仅处以鞭刑来看,杀杨是符合洪秀全的意图的,是为洪秀全解决了问题。杀杨后不久,太平天国的另一重要领导人石达开自湖北前线赶回天京。
石达开也是应洪秀全之召回京的,因路远到达较迟。他也久不满于杨秀清的专横,但他同时也谴责韦昌辉等滥杀无辜,危及国家。当晚他逃出城外,起兵靖难,要求洪秀全杀韦昌辉和秦日纲。石达开得到众多太平军将士的拥护。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杀了韦、秦,石达开回到天京,众人推举他“提理政务”,时为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十月末。
这次血腥的内部斗争使太平天国失去了领导核心中的几位重要人物和至少两万名将士,但洪秀全作为天王的地位得到了巩固;石达开富于谋略,深得人心,太平天国的前途仍大有可为。然而,不幸的是,洪、石之间的关系又发生了问题。
洪、石间矛盾的主要问题是洪秀全对石达开的猜忌。当时已担任中级将领的李秀成叙述双方的关系和将士的态度说:“翼王回京,合朝同举翼王提① 均见《天父天兄圣旨》。
理政务,众人欢悦。主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二王,安王即王长兄洪仁发,福王即王次兄洪仁达,主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欢悦。”①洪秀全封两位兄长为王以牵制石达开,但这两位兄长并无才干,议事时众人不听,石达开议事则“环绕以听”。石达开的威信越高,洪秀全的疑忌越深,牵制越多,以致石达开不安于位,于咸丰七年(1857)四月底逃出天京。自此,石达开独立行动,脱离了天京政权。
① 李秀成供词,见罗尔纲著:《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114 页。第五节重建领导经过杨、韦先后被杀和石达开分裂出走等内部大动乱,太平天国受到极大的打击。实力损失,包括被石达开带走的,减员近10 万人。领导骨干或死或走,首义诸王只剩下洪秀全自己。这是有形的损失,还有无形的损失。太平天国以天下一家、互助友爱的宗教政治理论为号召,内乱和互相残杀,使人心涣散失望,使这种理论面临危机。这种在思想、政治方面的后果,是比有形的损失更为严重的。
后期太平天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也严峻而复杂。杨、韦事起至太平天国七、八年间,武昌失守,湘军反攻江西,先后占湖口、九江,“江南大营”卷土重来,占庐州、镇江,再逼天京。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彻底消灭了“江南大营”,克复苏、常,一度取得辉煌胜利。但同时,太平天国面临的敌人是更为有力的曾国藩湘军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已获得巨大利益的外国侵略者。
在军事形势逆转和内部动乱损失了大批干部的情况下,选拔新干部是当务之急。洪秀全识拔了后起的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青年将领,以他们和韦志俊、蒙得恩为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委以军务。又新设“掌率”职位,以蒙得恩为正掌率,陈玉成为又正掌率,李秀成为副掌率,掌理朝政。但陈玉成等主要是在京外征战,朝政实际主要由在京的蒙得恩掌理。这样,到咸丰八年(1858),太平天国中央的一些重要领导职位都已重建,“稍可自立”①。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支柱,选拔他们担当大任,是洪秀全用人的成就。
但洪秀全在重建中央领导的过程中有些做法也反映了矛盾和弱点。军师本是“朝纲之首领”,是实际处理军政各务的。洪秀全自兼军师,本来应该意味着亲自管理大事,在经过大乱元气大伤的情况下,也只有他亲自掌握政务,才较能振奋人心、团结将士,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但洪秀全却另设“掌率”一职,由蒙得恩担任。“掌率”的职任未见明文解释,据蒙得恩之子蒙时雍说,他父亲“升正掌率二千岁,爵同王位,数年以来,掌握重权,总理国事”洪,可见“掌率”是负责国事的,是军师以下的又一军师。这说明,洪秀全虽自兼军师,但并不真正作为军师实际处理国事。
洪秀全不乐于亲理政务和猜忌外姓,是他后期重建领导核心和任用干部方面的两大弱点。在这样的情况下,洪秀全的族弟洪仁谙谭峋拍辏�1859)春从香港辗转来到天京,洪秀全很快就封他为精忠军师、干王,卸去自己的军师兼职,让洪仁8鹤芾砉碌拿搴驮鹑巍�
洪仁啄暝雍樾闳В质亲钤绲陌萆系坌磐街弧5挥性诠阄鞑渭庸萆系刍岬幕疃裁挥懈仙辖鹛锲鹨濉K谙愀哿魍龆嗄辏哟ノ鞣酱淌亢臀鞣轿幕隙啵谭峋拍昀〖栊恋教炀鲂男е姨教旃:樾闳槿诗到来,“彼此悲喜交集”,称他“志同南王(冯云山),历久弥坚”①。但由于洪仁胩教旃ㄔ唇锨常璺馕鹾途Γ鹚藿环:樾闳岢衷椋怠胺缋嗽萏诰米韵ⅰ保鼐奂诮诠伲煤槿诗登台受印。另一方面,洪秀全接着先后封战功最著的陈玉成、李秀成为英洪仁允鲇铮短教旃返�2 册,第851 页。
① 《蒙时雍家书》,《太平天国》第2 册,第756 页。
王、忠王,以调整新老关系。洪秀全“曾当众饬谕,京内不决之事问于干王,京外不决之事问于英王”②。这表明了洪秀全对于二人的倚重,但同时也表明洪秀全不乐于亲理政务的态度,因而把京内京外的事都交臣下处理。后来,他还借天父梦中传言说,天父叫他不要亲理庶务。这样,他自己就不免愈益脱离实际。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洪仁渚泳χ唬导噬喜豢赡芟袂捌诰δ茄忱砭U庵饕皇蔷χ拔坏墓δ苡惺裁粗贫壬系母谋洌怯捎谑导实男问朴肭捌谟兴煌D诼乙院螅撕樾闳救耍押苣延腥朔⒒蛹型骋涣斓既缤钚闱迥茄淖饔谩�
太平天国后期,由于家天下思想影响,洪秀全多任用兄弟子侄。他原封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为安王、福王以牵制石达开,后因朝臣不服,撤去王封,改封安、福爵,但仍以王长兄、王次兄名号位居群臣前列,后又封信王、勇王之位。据“李秀成自述”,洪秀全在朝中第一重用的是幼西王萧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