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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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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詹天佑致诺索布夫人信函,1906 年10 月24 日。
  第二十四章孙中山第一节探索救国的途径孙中山,名文,幼名帝象,谱名德明,字载之,又字公武,号日新,嗣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中山”之名由此而来。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时,还曾化名陈文、陈载之、张宣、吴仲、高达生、萧大江、杜嘉诺、高野长雄、Dokans、A laha 等。笔名则曾用“南洋小学”。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1866 年11 月12 日)生。孙中山之父孙达成是佃耕农,早年在澳门当鞋匠。母杨氏、姊孙妙茜均参与农业劳动;兄孙眉曾受佣于邻村大户。因家境困苦,孙中山自幼参加农业辅助劳动,10 岁始入塾,据他自称“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①,他的国学知识主要是长成后补习自修所得。
  孙眉于同治十年(1871)赴檀香山为雇工,数年后自营牧场,孙家境况日趋改善。光绪四年(1878),孙中山远涉重洋至檀香山,在孙眉开设的商店协理店务,旋入意奥兰尼(Iolani)学校(男子中学)学习3 年,毕业后又就读于奥阿厚(Oahu)书院(高级中学)数月。孙中山从这些英美教会所办、以英语授课的学校中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基础教育,开始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所熏陶,并对西方教育制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记述:“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甚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周围同学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①光绪九年(1883),孙中山自檀香山归国。他对祖国的贫困落后颇感不满。居翠亨期间,在他倡议下,村里采取了一些兴革乡政的措施,“如教育、防盗、街灯、清道、防病,皆为筹办”①。为破除封建迷信,他又与同村好友陆皓东毁坏了北帝庙偶像。这种渎神行为遭到村民的指责,他被迫赴香港。年底,孙中山在香港入基督教。
  孙中山先后进入香港的中等学校——拔萃书室(DiocesanBoy’s Home)、中央书院(Central School),即后来的维多利书院(Victoria College)、皇仁书院(Queen’s College)读书。此期间爆发了中法战争,民族危机激起人们的爱国热情。孙中山受到香港工人反法爱国斗争的鼓舞,觉得这个斗争“证明中国人已经有相当觉悟”,“表示中国人还有种族的团结力”②。他对清廷在打胜仗的情况下卑怯求和的行径深感愤慨,从而滋生了“倾覆清廷”的意念。
  光绪十一年(1885),孙中山与卢慕贞结婚,后生有一子(孙科)二女。卢氏乃一无文化的家庭妇女,因孙中山长期在外求学和从事政治活动,双方甚少在一起共同生活。
  ① 引自宓汝成文,见《中国科技史料》1996 年第17 卷3 期,第40 页。① 《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 卷,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359 页。① 《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 卷,第359 页。
  ② 郑东梦编:《檀山华桥》,檀香山1929 年版,第11 页。
  孙中山想以治病造福人群,遂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学习。同学之中,他与同会党关系密切的郑士良志趣相投,并得以了解会党的反清宗旨及其组织情况。翌年,孙中山转学到香港西医书院(College Of Medicinefor Chinese。Hong Kong)。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经常名列前茅。且于课余博览中国经史和西方的政治、军事、历史、物理、农学等类书籍,特别喜读达尔文《物种起源》、《法国革命史》以及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家传记。时值资产阶级维新爱国思潮鼓荡全国,孙中山颇受早期维新思想家何启、郑观应等人的影响,曾撰写政论投寄港、沪各报刊,并于光绪十六年(1890)致函香山一位具有维新思想的退职官员郑藻如,提出振兴农桑,戒绝鸦片,遍设学校三项建议,希望先在本县倡行,再向全国推广。与此同时,他常对亲友发表不满清朝的言论,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三人尤为投契,互抒救国抱负,倾慕洪秀全,被人称为“四大寇”。他与香港知识分子的爱国小团体辅仁文社成员杨衢云等也颇多往来。
  光绪十八年(1892),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他到澳门镜湖医院任西医师,并自设中西药局。次年,因受葡籍医生排挤,转赴广州开设东西药局。行医期间,他以更大的热情努力探索各种救国途径:一方面加强与会党等反清力量的联系,甚至曾与陆皓东、郑士良、尤列等数人共同酝酿冀图建立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名为“兴中会”的反清组织;另方面又打算制订一项全面发展中国社会经济的计划,争取统治集团中开明人士的支持,并通过他们在全国实行,而他本人还准备前往法国等国考察发展农业的经验。
  光绪二十年五月(1894 年6 月),孙中山偕陆皓东至天津上书直隶总督李鸿章。在由他起草的达8000 余字的长函中,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体制,使“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即从发展教育事业、农业、工矿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企业四个方面着手,作为中国“富强之大径,治国之大本”③。但孙中山未受李鸿章接见,上书亦未被理睬,深感失望。当时,适逢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即甲午战争),孙中山对清廷在战争初期的颟顸无能尤感愤懑。于是,他毅然抛弃了对清廷的幻想并摆脱了改良主义的羁绊,成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开拓者。
  ③ 参见[美]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逸仙传记》,上海三民公司1926 年版,第157—161 页。第二节创立兴中会光绪三十年十月(1904 年11 月),孙中山重抵檀香山。20 多名华侨青年接受他的倡仪,举行会议,成立了兴中会,选举刘祥(商店司理)、何宽(银行经理)为正副主席。孙中山起草了《兴中会章程》,强调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严重性,规定以“振兴中华”作为立会的主要宗旨。他还起草入会的秘密誓词,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①的革命主张。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建立新制度为目标的民主革命纲领。兴中会成立后又在夏威夷一些地方建立分会,会员增至百余人。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兴中会曾组织会员进行军事训练,向爱国侨胞募集资金,以为反清武装起义作准备。
  孙中山曾决定在广州举行起义,为推翻清朝建立第一个据点。于是,他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回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机关,随后又到广州建立了兴中会组织。孙中山亲自修订兴中会章程,进一步揭露了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反动统治所造成的亡国危机,号召人民团结奋起以拯救祖国。数月之内,秘密入会者达数百人,大多为会党分子,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包括辅仁文社部分成员)则是兴中会的骨干。孙中山以全力投入了武装起义的筹划和准备工作。他与陆皓东、郑士良等在广州建立秘密机关数十处,并遣人联络城郊、顺德、香山、潮州、北江、西江等地会党、绿林,在广州城内策反一部分防营和水师官兵,结纳中日战争中被裁撤的游勇,又通过杨衢云、黄咏商等在香港筹集经费,购置军火,招募起义人员,通过何启(香港议政局议员,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的老师)、谢缵泰等争取香港舆论界的支持;并商定以重阳节(阳历10 月26 日)为起义日期。但在发难前夕,清广东当局侦知孙中山等的起义图谋,并接获香港政府提供的情报,乃出动军队封闭革命机关,搜捕起义人员。这样,经半年多惨淡经营的第一次反清起义未及发动即遭失败,陆皓东等被捕殉难,孙中山则从广州出走,经澳门、香港逃往日本。自此以后,孙中山成为清廷以重金悬赏通缉的“要犯”,长期流亡海外,在海外继续组织推翻清朝的革命斗争。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1896 年10 月),孙中山在英国伦敦为清驻英公使馆所绑架,面临被偷运回国处死的危险。旋得他的老师、香港西医书院前教务长康德黎(Cantlie,Sir James)等奔走营救,英政府根据国际公法向清使馆提出交涉,始获释放。伦敦蒙难13 日,使孙中山名驰中外。此后他以半年多的时间,在大英博物馆等处认真研读欧美各种思想流派的著作,并就地考察英国的社会状况,思索着西方各国政治制度的得失。他后来自述:此期间“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②。他在理论上的探讨导致了日后三民主义学说的形成。
  从光绪二十三年七月(1897 年8 月)起,孙中山居日本历4 年余。他广① 《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 卷,第8—18 页。
  ② 《檀香山兴中会盟书》,《孙中山全集》第1 卷,第20 页。按:史学界另有一种意见,认为,此誓词乃于香港兴中会成立后提出的。
  泛结交日本朝野人士,与部分旅日华侨和留学生建立联系,支持菲律宾、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国内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一度争取与逃往日本的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联合,但因双方在对待清朝的态度上存在着原则性分歧而未能实现。他又派遣兴中会同志在香港创办革命喉舌《中国日报》,并加紧联络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会党组织。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兴中会、广东三合会和两湖哥老会的代表在香港举行会议,联合建立了“兴汉会”,推举孙中山为总会长。是时,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的疯狂掠夺。侵占中国领土和划分势力范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华北蓬勃兴起。帝国主义列强拼凑八国联军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孙中山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在广东起事,以挽救民族的危亡。他计划同与清廷有矛盾的两广总督李鸿章合作,先实现两广独立,再由南到北建立全国性共和政权。为了推进这个计划,一面与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曾广铨联系,一面通过何启要求香港总督卜力(H。A。Blake)给予支持。与此同时,孙中山积极筹备武装起义,派遣郑士良在惠州集结会党力量,史坚如、邓荫南在广州设立策应起义、实行暗杀的机关,其他同志分头联络各府、州、县,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等则在香港筹饷购械。不少日本人也参与起义的筹划和募款工作,其中包括真诚帮助中国革命的宫崎寅藏等以及抱有不同动机的人士。日本政府曾一度想利用孙中山,后因内阁更换,乃禁止武器出口和日本军人参加起义活动。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由于英国政府不同意香港总督支持两广独立的计划,李鸿章又应诏北上,孙中山遂转而全力准备在内地起义,往返于西贡、台湾等地就近进行部署。同年闰八月十三日(10 月6 日),郑士良率600 人在惠州三洲田起义,攻占一些村镇,起义军发展至2 万人。但起义队伍粮械不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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