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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孙思邈在药物的品种、采制等方面也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和思想。
（1）在药与医的关系上，孙思邈非常重视药物在除病去邪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救疾之道，惟在于药。……不明药性者，不能除病”。又云：“天地有斯瘅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这一重药思想对于矫正当时医药界“医不识药”、“药不通医”的积习及其所带来的弊端有积极作用。
（2）在论及药与物关系方面，孙思邈吸取了古印度“天下物类皆是灵药”的药学思想，认为“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冲破了过去狭隘的药物观念。对此，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强调指出：
天竺大医耆婆云：“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斯乃大医也。故《神农本草》举其大纲，未尽其理。《千金翼方》卷一《药名》。
“天竺”是印度的古称，而耆婆则是古印度的“医王”，其药学思想随着中印文化的交流而传入中土。孙思邈赞同耆婆“天下万物皆是灵药”的观点，也主张万物之中无一物不是药。基于这一药物思想，孙思邈认为《神农本草经》并没有把药物穷尽，因为药物的发展是无穷无尽的。故孙思邈继《备急千金要方》之后，又专门撰写了《千金翼方》，其目的之一就在于“述灵药品名，欲令学徒知无物之非药耳”。孙思邈的《千金翼方》卷二、三、四为本草，共收录853种药物，双《神农本草经》多了488种，其中有些就是自海外输入的，如“庵摩勒”、“毗黎勒”等。可以看出，孙思邈的药物观在中医本草学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它大大拓展了人们的视野，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去寻找、开发新的药物品种和来源。
（3）孙思邈根据自己长年的采药、用药经验，通过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对比，认识到药物的质量、疗效与产地、采集时节密切相关，并主张医家要亲自采制药物：
古之善为医者，皆自采药。审其体性所主，取其时节早晚。早则药势未成，晚则盛势已竭。今之为医，不自采药，且不委节气早晚，只共采取，用以为药；又不知冷热消息，分两多少，徒有疗病之心，永无必愈之效。《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序例·处方第五》。
这段话包含了一个深刻的药物学思想，即本草药物的采取要讲求时节时宜，要取其药势最佳时节采取和正确炮制法，以便保证药效。孙思邈在这一药物学思想指导下，还具体论述了21 0多种药物的采药时节和阴干、暴干等相应炮制方法，滋不一一详述。
第六部分：医道融通——道教医学养生思想及其现代价值“上医治未病之病”的预防医学思想
道教医学是以道教修炼成仙、长生不老为主要目的的医学，因此历来重视养生保健和预防疾病。被道教奉为经典的《道德经》中已有防患祸害的思想。葛洪生活在东晋社会动荡的年代，亲眼目睹了瘟疫流行所造成的惨状，自然十分重视对疾病的防治，主张“消未起之患”和 “治未病之疾”：
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于既逝之后。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6页。
葛洪还主张对疾病的预防要和日常养生保健结合起来，要在无病、年轻时就应及早进行。他告诫道：“凡为道者，常患于晚，不患于早也。”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4页。葛洪这种防患于未然的预防医学思想与《黄帝内经》中“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传统思想一脉相承。
道教医学的预防医学思想在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得到了系统阐述和发展。
首先，孙思邈明确指出：对疾病要防患于未然，要以预防为主；孙思邈有一句名言：“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备急千金要方》卷九《伤寒上 ·伤寒例第一》。只有防微杜渐，积极预防，注意日常的养生保健，使身体机能保持健康、旺盛的状态，才能消除疾病产生的条件和因素。正如他所告诫的 “常须安不忘危，预防诸病也。”《备急千金要方》卷二七《养性·居处法第三》。孙思邈为此在《备急千金要方》中特辟养性一门，专论通过养性之法来预防疾病。孙思邈云：
夫养性者，欲所习以成性。性自为善，不习无不利也。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悉不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性之大经也。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是其义也。《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七《养性序第一》。孙思邈将养性之义定位为治未病之病，足见他对疾病预防的重视。孙思邈甚至还把是否懂得预防疾病及是否擅长治疗未发之疾，作为划分、衡量医师医术水平高低的尺度。云：“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疾。”《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序例·诊候第四》。这是因为在孙思邈看来，“五藏未虚，六腑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服药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势已过，命将难全。”《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序例·诊候第四》。所以，孙思邈认为只有那些善于医未病之病的医师才称得上是妙手回春的上医，而那些只会医已病之病的则不是上医，充其量只是个下医罢了。
其次，孙思邈本着“方学之要，以救速为贵”的精神宗旨，认为对疾病不仅要以预防为主，而且要及时治疗，防止病情蔓延，以致酿成固疾。
凡人有少苦，似不如平常，即须早道。若隐忍不治，冀望自差，须臾之间，以成固疾，小儿女子益以滋甚。……若小有不和，即须治疗，寻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时早治，鲜不愈者。《备急千金要方》卷九《伤寒上·伤寒例第一》。孙思邈认为对待已发疾病，只有力争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才能取得满意治疗效果，否则“ 过时不知，便为重病，遂成不救”。这一医学思想与现代医学不谋而合。
第六部分：医道融通——道教医学养生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药食两攻”的食疗学思想（1）
食疗，顾名思义，指利用食物来预防和治疗疾病，包括食养和食治这两个方面的内容。食养是通过汲取食物中的各种营养来摄生保健，防止疾病产生；食治则是利用某些食物配合药物来促进病体康复。俗话说，“药食同源”。原始社会，古代先民为了生存，在寻找和尝试野生物种的过程中，发现了食物、药物。从一定意义上讲，药物起源于先民寻找食物、鉴别食物是否有毒、可食的过程之中。
我国先民很早就懂得将食物和药物加工制成汤液或甜酒一类的饮料来防病和治病。《黄帝内经》就声称上古之人专以汤液醪醴之类的膳食治病。《周礼·天官》云：“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又云：“凡疗病，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这里所说的五药，据汉代郑玄注释，指的是草木虫石谷。另外，我国古文“医”字从酉，与酒通；又有 “酒为百药之长”一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药食同源”。
及至周朝，我国已出现了专门从事帝王饮食调养的医生，称为食医。食医的职责就是“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即根据帝王的身体状况，随时调配膳食，采用珍禽异兽、鲜果时蔬与高级滋补药材搭配，烹调成色、香、味俱佳的美味佳肴。
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收集了许多既是药物又是食物的本草品种，如杏仁、大枣、芝麻、葡萄、蜂蜜、山药、核桃、龙眼、百合、芝菌等，并记录了它们所具有的“轻身延年”功效。
我国中医史上现知最早的食疗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是约成书于先秦的《神农黄帝食禁》一书，但可惜原书已早佚。而现存最早的食疗学专论和专书则是出自唐代孙思邈和他的弟子孟诜以及道士张鼎之手。
道教自汉末创兴以来，道教医家在长期的济世行医活动中不仅发现一些食物具有治疗和预防疾病的作用，而且还有抗老延龄的特效。所以，应用食物来治疗疾病的方法引起了道教医家的浓厚兴趣，被看作是延年益寿的一种重要养生手段。许多道教医家都对食疗学的发展着力甚多，其中贡献最大的当推孙思邈。
孙思邈认为食物对于养生、治病防疾的意义十分重大。他在《备急千金要方》卷26中特别列出《食治》一门，又在《千金翼方》卷12《养性》中特辟“养老食疗”专论，在这中医史上是一大创举，意义深远。孙思邈在他的食疗学专论中，对食疗法在治病养生中的重要作用作了专门探讨，系统阐述了道教食疗学思想。
首先，孙思邈论述了食疗法的重要意义。
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不明药忌者，不能除病也。斯之二事，有灵之所要也，若忽而不学，诚可悲夫！是故食能排邪而安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若能用食平痾，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长年饵老之奇法，极养生之术也。《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六《食治·序论第一》。孙思邈指出，食物是安身立命之本，生命的物质和能量基础。由于食物营养丰富，又无药物常有的副作用，能有效地补充体内营养，达到调理藏腑机能、增强体质、祛病去邪的医疗效果；而且一些富含营养、味道鲜美的食物也是一种生活享受，能使人悦神爽志，有利于身心健康，饮食调养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养生之术。所以，孙思邈高度评价了那些善于运用食物来“蠿、释情、遣疾”的医师，并把他们称之为“良工”，即良医。
其次，孙思邈认为对疾病的治疗应当药食并重，要把药疗与食疗结合起来，提倡“药食两攻 ”的方法。他在《千金翼方》卷十二《养性》中指出：“药食两攻，则病无逃矣。” 由于考虑到食物性味平和，又无副作用，而药物则不然，“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因此，孙思邈认为用药要十分谨慎。孙思邈还告诫人们对疾病的治疗不仅要采取“药食两攻”的方法，而且要优先考虑食疗：
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二《食治·序论第一》。
也就是说，作为一名医生在为病人治疗时，首先要弄清楚病人的症状及发病原因，优先选用相应的食物进行食养和食治，俗话所说的“药补不如食补”就是这个道理。如果食疗无效，再考虑用药。
孙思邈这种“药食两攻”并优先考虑食疗的食疗学思想，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也是相当精辟的，值得提倡。“民以食为天”，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营养成分是人体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样也是人体抗御疾病能力的基础。而利用中草药与膳食的合理搭配，能有效地增强人体机能，提高人体免疫能力，达到治疾、防病和强身健体的目的。孙思邈本人在行医济世过程中，就曾用谷糠预防脚气病，用动物肝脏治疗夜盲症，用海带治疗甲状腺肿大，取得良好疗效，为医界所传颂。
此外，孙思邈不对食疗法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