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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粮食部工作的一个人，他是正营来的一位长期犯人——在给我们舀早餐时向我们低声微笑说：“你们自由了！那些粉红色的表格表示你们被释放了！”
碧茜和我以不信的眼光注视着手中的纸张。自由了？自由离开？自由回家？其他的人挤在我们四周，向我们道贺、拥抱我们。从舒城监狱来的几个犯人，原是与碧茜共居一囚室的毫不愧赧地哭了起来。把她们撇在后面是何等残忍的一件事啊！
我们告诉她们：“战争必然快要结束了。”我们把枕头套里的东西倒了出来，仅有的一点东西分给那些还要留在集中营里的人。
还差很久才到九点，我们已经站在行政营的那间大木房前等候了。终于我们被召进里面一间办公室。交出表格、检验、盖章，再交给一个守卫。我们跟着他沿着走廊走到另一个办事处。一连好几个小时，审查的手续一直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从一个办公处被送到另一个办公处，由不同的官员审问、打指模。同一组的囚犯愈来愈多，直到后来约有四五十人排队站在一排锚型的铁丝网旁边，网上装着倒钩。铁丝网的另一边是一片白桦木，我们头上则是卜拉班蔚蓝的天空。我们原也该属于那宽广的自由世界的。
我们再进了另一个营房，里面有一排的桌子，女职员们坐在桌子后面。在其中一张桌子前面有人交给我一个黄色的纸封口袋。我把里面的东西倒了出来，不能置信地望着我的阿平纳表、妈妈的戒指，甚至我的荷兰纸币也在里面。自我抵达舒城监狱的那一夜，我就没有见过这些东西了。钱……可是这是到外面买东西和坐街车才用得着的。我们也可以用这个钱到火车站去买票：请给我两张到哈林的车票……
我们沿着一条通道走着，两旁堆着一捆捆卷起来的有倒钩的铁丝网。我们穿过一道宽阔的门，进入一个广场，里面有一幢矮矮锡皮屋顶的营房。在那里大家再排队等待，从一张桌子挪到另一张桌子。可是这集中营和其中的一切手续，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
终于我们站在一个极高的柜台前，一个年轻的男职员说：“把一切私人物件放在写有‘C’字的窗口上。”
“但他们刚把那些东西交还给我！”
“手表、钱包、和首饰……”
像没有自由意志的机器一样，我机械地把手表、戒指和纸币交进那个小小镶有铁栏杆的窗口里。一个穿制服的女人把那些东西拨进一只铁盒里。“走开！下一个！”
那么——我们不是要被释放吗？在这座建筑物的外面，一位面色红润的军官叫我们排成两个纵队，指挥我们走进一个宽阔的操场。广场一边的尽头有一队头发剃光、身穿条纹套裤的男犯人在锄地沟。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叫我们整天排队等候，这究竟是什么意思？碧茜的脸色因疲倦都变成灰色。当我们在行进时，她的步履踉跄。
通过另一层铁丝网，我们来到一个院子里，三面都是水泥的建筑物。一个穿着军人披肩的年轻女子在等着我们。
那个面色红润的军官吆喝着：“犯人止步！女士，请给这些新来的犯人解释地穴的作用。”
那个女子开始用博物馆中女向导那种索然无味的口音开始说：“地穴是给那些不守营规的人住的地方。虽然小一点，但还舒服：大概有存放运动衣的橱柜那么大。为了加速教育的过程，两个手必须绑在头上……”
正当那种阴森可怕的叙述在继续下去的时候，两个守卫从地穴那边出来了。在他们中间托着一个像男人样子的躯体。他必然还活着，因为他的脚还能动，但看情形是不由自主地移动。他的两眼凹陷，头向后仰。
那个女人望着那边，然后以同样无精打采的语气说：“看样子，不是每个人对地穴都懂得欣赏。”
当我们再奉命继续前进时，我紧紧抓住碧茜的手臂，并不是要扶住她，乃是要使自己也得到一点支持的力量。这种残忍的事，正是父亲那只沉重的行李箱。实在叫人难以领悟、难以忍受。天父啊！求祢为我担当。
我们跟着那个军官走在一条宽阔的街道上，两旁都是营房，我们在其中一个灰黯、毫无特征的陋舍前面停了下来。一整天漫长的站立，等待和希望如今终于告一结束：我们只是来到武德营的正营。
这间营房与我们早晨离开的那座并无不同，只是里面除了桌子和长板凳外，还有许多叠架床。我们仍旧不许坐下，还有最后一次的等待。一个女狱长正在极细心地核对一张名单，审查我们的文件。
我不禁哀号起来：“碧茜啊！还要多久呢？”
“也许很久，很久。也许还要好几年。可是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消磨我们的生命呢？”
我回头瞪着她：“你在说什么？”
“这些年轻妇女。那个在地穴那边的女人。柯丽，如果人能够被教会了去恨人，他们也必能被教会去爱人！你我必须找出办法去教她们爱人，不管要花多么长的时间……”
她继续说下去，在心情与兴奋中几乎忘了放低自己的声调。我慢慢才体会到她是指着那些看守我们的女卫兵而言。我向我们前面桌旁的女狱长瞥了一眼，只看见一套灰色的制服和有帽沿的军帽，但碧茜看见的则是她里面那个受伤的灵魂。
我再次思想，我这个姊姊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她究竟是走在怎么样的一条道路上？我自己呢？我只是在这个现实的尘世上步履维艰地追随在她左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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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以后，碧茜和我奉命工作。女狱长瞥了一眼碧茜灰白的脸色和脆弱的身体，然后以鄙视的手势把她挥进营房里去。在那里，那些老弱的犯人则做补缀犯人制服的工作。在武德营，女犯人穿的是蓝色的套裤，裤管两边镶缀一条红色的薄边。很实用，也很舒服。我们欢迎这种改变，因为自被捕时起自至今，我们一直穿着自己原来的那身衣服。
显然我看来还够强壮，可以做苦工；于是我奉命到腓立斯工厂报到。所谓“工厂”原来也不过是集中营中另一个大的营房而已。尽管时间还很早，屋顶上的沥青已经在七月灼热的太阳下晒起泡了。我跟着守卫进入大屋子里，那儿有数百男女坐在用长木板制成的桌子旁边，桌上堆满了数以千计的收音机零件。两位官佐，一男一女，在长板凳中间的通道上来回巡逻，犯人都弯腰在忙着工作。
我被分派在营房前房的一个长板凳上。我的任务是量玻璃杆，然后按照长短的程度分列成堆。那真是枯燥乏味的一项工作。从屋顶反射下来的热度好像重物似的压在我头上。我渴望与两边的邻人至少交换一下姓名和来自哪一城镇，但这间大营房里唯一的声音，就是金属零件的叮当声和两位官佐走路时，皮靴所发出的咯咯声。他们来到我座位对面的门口。
那位军官用德语对一个个子高瘦、剃光了头、身穿条纹制服的人说：“上周产量增加了，为此你应受褒扬。不过上头仍旧埋怨说，有些电线装配不良，素质方面也当求改进。”
那位剃光头的人作了一个抱歉的手势，低声说：“军官先生，如果能多配一点粮食，事情就好办多了。自从削减粮食配给以后，我也看出不同来。他们变得昏昏欲睡，也很难集中注意力……”他的口音使我想起有点像伟廉的口音，既低沉，又文雅。讲得是上好的德语，只是稍微带一点点荷兰口音。
“那么你就得设法弄醒他们！叫他们想到刑罚！如果在前线打仗的士兵也只分到一半的粮食，那么这些懒骨头……”
那位女军官恨恨地白了他一眼，于是他把说到嘴边未完的话吞了下去。“呀！那是——我当然只是举例而言。前线战士减粮的谣言自然不是真的。所以！我要你负全责！”说完两位男女军官一齐大踏着步子走出了营房。
这位任工头的囚犯站在门口有一刻的时间目送他们离去。他慢慢举起左臂，然后放了下来，很响亮地在身旁拍了一下。这间寂静的大厅立刻喧闹起来。有人从桌子底下拿出写字纸，书本、织针和毛线，也有饼干罐等。大家开始离开座位，在房间各处，聚成小组，尽情地聊天。有五六个人朝我围了过来，问我是谁？从何处来？是否晓得有关战争的消息？
大约半个钟头以后，这位工头开始提醒我们，还有一天生产的额量要完成。于是人们又慢慢地归回自己的座位，开始继续工作。我得悉这工头的名字叫巫曼。他原是一间罗马天主教男校的校长。在我报到后的第三天，他来到我工作的座位上。他听人说，我曾追踪整个营房的装配线索，要查看我所分类的那些小小玻璃杆究竟是要派上何等用场。他说：“你是第一个妇人对我们这里所制造的东西表示兴趣的。”
我说：“我是很有兴趣，我是个钟表匠。”
他望望我，似乎对我有了新的兴趣。“那么我有一种工作你必然会喜欢的。”他把我领到这间大房的另一端，那儿的工作是把全营房各组所汇成的东西，最后接上开关。那是复杂且需准确的工作，不过并不像修理钟表那么难。巫曼先生说得不错，我对这份工作确实很有兴趣。这也帮助我使那一天十一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过得快一点。
不仅对我，就是对腓立斯工厂的全体犯人而言，巫曼的举止都好像是一位仁慈的长兄，而非一个监工的工头。我常见他不停地在他手下的数百人中走动，给他们提供意见，说几句鼓励的话，为那些疲倦的人找一份容易的工作，又给那位坐立不安的人分配较难的工作。我们在武德营中住了一个多月以后，才听说在我和碧茜抵达此地的那个礼拜，他那二十岁的儿子就是在这个集中营里被枪毙的。
从他对我们各人的关怀和眷顾上，我们丝毫看不出他个人曾经历过任何悲剧的痕迹。最初的几个礼拜，他常常在我工作的地方停下来，主要不是要检查我的工作，而是垂询我的心情。但最后他的目光终于不得不落在我前面一排排接好了的电开关上……
“亲爱的钟表女士！你忘了是在为谁工作吗？这些无线电收音机是安装在他们的战斗机上的！”然后他会弯下腰来把装好了的电路拉一拉，或把一只小小的真空管扭一扭。
“现在再焊回去，但要故意把它装错了。还有不要做得那么快！你已超过一天的额数，而现在时间还不到正午。”
午餐的时间该是一天中最好的一段时间，如果我能与碧茜在一起的话。可是腓立斯工厂的犯人总要到下午六点放工以后才能离开场地。午餐时，在厨房工作的犯人会将大桶的粥拖进来。这粥是用麦和青豆煮成的，毫无味道，但颇富营养。显然最近粮食的配给减少了，可是这里的食物还是比舒城监狱来得好，也较丰富。那儿根本没有午餐供应。
吃过午餐以后，有半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自由地在工场里散步。呼吸新鲜空气，晒一晒卜拉班城艳丽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