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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特点，是；它是“母本”。其他的两个版本是由它派生出来的。《两地书》是鲁迅和许广平两人对这批原信作了删减，修改和增加，向社会公开的版本。手书本又对已经印行的《两地书》作了一些修改。所以，对于求知欲强的或好奇心强的读者，倘若拿这个版本去和《两地书》对读；在你面前就打开了一扇窗户，像蔡元培先生为1938年版《鲁迅全集》所作的《序》开头引用的那段话一样：“行山阴道上，千岩竟秀，万壑争流，令人应接不暇”了。你可以看到“删减”了哪些？想想为什么这样“删减”？你可以看到“修改”了什么？想想为什么要这样“修改”？还可以看到，竟有“增加”！想想为什么要“增加”呢？
对于有兴趣更多了解鲁迅的读者，可以说，是非作这番对读不可的。不对读，不但不能深入细致真切地了解《两地书》，简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对读，是不能全面深入细致真切地理解鲁迅的思想和心思的。比如这本书里，五月三十日的“原信”说的：“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有着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将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正式出版的时候，也即在《两地书》中，这段重要的分析自己的思想的表白，“个人的无治主义”删掉了“无治”两个字，成为一般的平常的“个人主义”。这恐怕是很值得研究的：这两个概念在鲁迅思想中，是等同的呢，还是并不等同子如果并不等同，是解剖自己的思想前后有些变化呢，还是公开发表时为了准确而删掉的呢？而且，鲁迅还用过“无治的个人主义”，这“个人的无治主义”和“无治的个人主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概念吗？还有，如果通读《鲁迅全集》，我们就可以知道，鲁迅对于“个人主义”一词的运用是有多重涵义的。比如在《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说到“但中国却有此例，竟会将个性，共同的人性（即林氏之所谓个人性），个人主义即利己主义混为一谈，来加以自以为唯物史观底申斥，倘再有人据此来论唯物史观，那真是糟糕透顶了。”再举一个增加的例子。在1929年6月1日的信中，在原信的“然而也使我不复专于一业，一事无成。而且又使小刺猬常常担心，‘眼泪往肚子里流’。所以我也对于自己的坏脾气，时时痛心”之后，增加了一段：“想竭力的改正一下。我想，应该一声不响，来编《中国字体变迁史》或《中国文学史》了。然而那里去呢？在上海，创造社中人一面宣传我怎样有钱，喝酒，一面又用《东京通信》诬栽我有杀戮青年的主张，这简直是要谋害我的生命，住不得了。北京本来还可住，图书馆里的旧书也还多，但因为历史关系，有些人必有奉送饭碗之举（手书本“举”作“惠”），而在别一些人即怀来抢饭碗之疑，在瓜田中，可以不纳履，而要使人信为永不纳履是难的，除非你赶紧走远。D．H，你看，我们到那里去呢？我们还是隐姓埋名，到什么小村里去，一声也不响，大家玩玩罢。”多少人生的感慨，多少心思，多少爱，多少憎，逼迫鲁迅在当时要借发表《两地书》的机会来宜示啊。
海婴先生要我为这个版本写个前言什么的，不敢，谨以此作为“读后记”吧。谢谢海婴先生。谢谢读者朋友。
识大识小
■ 止 庵
二十多年前始读邓云乡所著《鲁迅与北京风土》一书，叹为得未曾见，至今记忆犹新。王西野为此书作跋，谓“乃以《鲁迅日记》为经，以风土景物为纬，抚今追昔，因人寓景，所谓识小可以见大，比一般的研究著作，读起来要有味得多”。末了所说尤得我心。作者自己则云：“先生在北京生活时的情况，从时间上说，虽然去古未远，但从各种环境事物风土上说，许多都已经完全不同了，现在年纪轻一些的人，对于鲁迅先生在北京生活时的一些具体事物，都已感到非常隔膜，有的已是茫然了。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再过若干年，客观的变化更大，未来的人对往昔所知也就更少了。多少能从生活的角度、风土的角度，记录下一些鲁迅先生在北京生活时期的真实情况，风土史料，虽然有些是细微琐碎，但我想对于现在和未来的读者，也不能说是毫无意义的吧。”
这里姑举一例。鲁迅1924年4月13日日记有云：“上午至中山公园四宜轩。遇玄同，遂茗谈至晚归。”寻常看去，不过尔尔；但经邓氏解说，敢情颇有讲究：“（茶馆）营业时间不限制，你上午沏一壶茶可以吃到晚上落灯；喝到一半，又到别处去散步，或去吃饭，茶座仍给你保留。所以鲁迅先生上午到公园喝茶，遇见朋友，能够一谈就谈到晚上，比在家里招待客人方便。老朋友谈累了，在椅子上睡一觉也可以。南柯一觉，午梦初回，斜阳在树，鸣蝉噪耳，请茶房换包茶叶重沏一壶新茶，吃上一碗，遍体生津。串茶座的报贩，默默无声地把一叠报纸放在你桌上，随你翻阅，看过后，在报上放一两个铜元，他等一会儿过来又不声不响地拿走。”说来不光介绍掌故；借用一句讲得烂熟的话，“此情此景，跃然纸上”。
《鲁迅与北京风土》多次提及“周遐寿老人”；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写法正是走的《鲁迅的故家》与《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的路子。记得《故家》开篇有云：“那么一个园，一个家族，那么些小事情，都是鸡零狗碎的，但在这空气中那时鲁迅就生活着，……”虽系谦词，移过来形容邓氏所著，却也相去不远。——话说至此，不禁想起顾随尝批评《鲁迅的故家》云：“文笔松松懈懈，仍是启老本来面目，惟所写太琐屑，读后除去记得许多闲事而外，很难说令人得到什么好处。”（1953年7月13日致卢季韶）按此本秉承《论语·子张》里子贡“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一说；惜乎高明如顾羡季，亦发此论也。虽然，前引王西野跋已云“识小可以见大”；是以“记得许多闲事”，正系“好处”所在。多知道点儿东西，总归没有亏吃。“贤”与“不贤”；姑且置之勿论；“识大”“识小”，不同作者之间，的确有此不同。治学向来有两套路数，着眼点分别在形而上与形而下；其一有如各种“经解”，其一好比笔记之流。
却说《论语》中那两句话，邓云乡自己亦曾多次援引，是乃甘以“识小”自居。后来他写《红楼风俗谭》等，仍循此道，有本书则径以《红楼识小录》命名。《红楼梦》虽系小说，相比之下关涉风俗故事更广，作者可“识”之“小”也就更多。陈从周为《红楼风俗谭》所作序云：“他是老北京，而且又如宗懔之爱岁时，元老之梦华胥，一意留心京华故事，风俗旧闻，详征博引，溯本求源。……叙岁时，记年事，说礼仪，谈服饰，讲骨董，言官制，道园林，论工艺，兼及顽童课读，学究讲章，‘太上感应’、‘八股’，陈腔，道士弄鬼、红袖熏香，茄鲞鹿肉、荷包槟榔，至琐至细，无不包藏。”总之在“识小”的范围内，无所不知，无所不谈。根据周作人的意见，笔记随笔“原以识小为职”：“固然有时也不妨大发议论，但其主要的还是在记述个人的见闻，不怕琐屑，只要真实，不人云亦云，他的价值就有了。”（《关于身边琐事》）以此评衡邓氏所著，洵为笔记正宗。
“识小”自是邓云乡的本事，同辈后辈未必能及。一来阅历丰厚，多所留心；二来博览群书，融会贯通。这与其归结为一种治学方法，不如说是一种活法；有其人，然后才有其书。要给冠个名目，只好叫做“杂家”。若邓氏者，可谓“杂”而至于“专”，至于“精”矣。周汝昌为《红楼识小录》作序，即云：“再过一些年，连云乡同志这样富有历史杂学的人也无有了，我们的青年读者们，将不会批判它因‘小’失小，而会深深感谢这种‘小’书的作者为他们所做的工作。”如今邓氏已矣，读书至此，倍生感慨。——如前所述，我无意针对“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唱反调，不过与王西野所说相仿，我读邓云乡的作晶，的确较之那些正经八百的“鲁学”、“红学”论著获益多多。盖彼辈一味求“大”，往往大而无当，结果“大”“小”两失之。
当然前引周妆昌序一番感慨，也可以针对邓氏所师从的那位老人而言。尽管知堂平生著述，并不为此所囿。过去人讲“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正分别对应着“识大”与“识小”。周作人说：“由我看来，宇宙好讲，苍蝇却实在不容易谈，因为如老百姓所说寥天八只脚的讲起来，宇宙大矣远矣，我们凡人那里知道得许多，当然是莫赞一辞，任他去讲好了。若是苍蝇呢，谁都看见过，你有意见要说，他也会有意见，各说各的，所以谈宇宙般的大事没有什么问题，说到苍蝇之微，往往要打起架来，这也实在是无可如何的事。而且苍蝇虽微，岂是容易知道之物，我们固然每年看见他，所知道可不是还只他的尊姓大名而已么。”（《苍蝇之微》）“宇宙之大”与“苍蝇之微”，似乎有个虚实之别。然而，前者若能落到某种实处，譬如“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自是真“识大”矣。此翁另有“正经文章”如《人的文学》《中国的思想问题》等，即为上好例子。
回过头来说邓云乡。他系直接承继知堂之一路写法，即所谓“草木虫鱼”者，——所著专有《草木虫鱼》一册，斯可谓“发扬光大”也。邓氏有关鲁迅日记和《红楼梦》之作，尚且依榜原著，近乎笺疏之类；后来写《燕京乡土记》、《文化古城旧事》，则纯然自立门户，可与古来此方面之名著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顾禄《清嘉录》和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等相提并论。在他笔下，再现了无数已经逝去的普通生活。依我之见，这两本书与《鲁迅与北京风土》《红楼识小录》和《红楼风俗谭》，同为邓氏毕生杰作，前有古人，后无来者。即便其自家他种著述，亦难比肩。
关于“宇宙之大，苍蝇之微”，邓云乡也有番话说：“在我想来，苍蝇毕竟比宇宙好谈些，我是天生凡人，缺乏谈神奇的功能，什么宇宙天体，太远太缥缈了，比较爱谈的，还是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在积极方面，爱谈一点生活中有情趣的事；在消极方面，想谈一点减少人生痛苦的事，‘黄檗树下面弹弦子，苦中作乐’嘛。” （《草木虫鱼·苍蝇之一》）与前引知堂的话加以对比，可以看出二人自有相近之处，差异亦复不小。周氏自谓：“虽然对于名物很有兴趣，也总是赏鉴里混有批判，几篇‘草木虫鱼’有的便是这种毛病……”（《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另一处则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