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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面结束后,张伯伦连夜赶回伦敦,与法国人一起向捷克政府施压,要他们割让苏台德区。捷克政府开始表示拒绝,但英法表示,如果捷克政府不同意,那么英法就没有义务协防捷克。最终,捷克政府妥协,同意割让领土。
1938年9月29日,在慕尼黑召开了由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达拉第参加的德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决定把苏台德区“转让”给德国。这就是臭名远扬的“慕尼黑协定”。而割让领土的捷克,却没有权利出席会议。
希特勒在这次会议上曾声称,苏台德区是他对西方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张伯伦对此毫不怀疑,回到伦敦下飞机的时,还兴高采烈地声称,他带回来“一代人的和平”。而希特勒最终没有实践他的诺言,在占领了苏台德区后,第二年3月就悍然侵占了全部捷克。 |
神话—小作 慕尼黑阴谋
慕尼黑阴谋,是指,二战之前,英法为避免战争爆发,签署慕尼黑协定,牺牲捷克的苏台德区的一项绥靖政策。
1938年3月,纳粹德国兵不血刃地并吞了奥地利后,开始注意下一个侵略目标捷克。由于靠近两国边境的捷克的苏台德区有300多万日耳曼人,一方面,希特勒指使纳粹党徒和部分民众要求“民族自治”、“脱离捷克”;另一方面,希特勒又声称不能容忍德国境外的日耳曼人受到“欺侮”,要替他们“伸张正义”,准备用“军事行动扫荡捷克”,为其陈兵边界创造舆论条件。而捷克政府自然也不愿任人宰割,也开始局部动员,加强了边界的作战兵力。战争一触即发。
1938年9月13日晚上,英国首相张伯伦在给希特勒发出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表示要和希特勒见面,希望“和平解决”这一问题。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捷克在英法保护下恢复了主权,同英法签订了互助同盟条约,所以如果德国和捷克交战,英法按照条约必然卷入战争,战火就要在西欧蔓延开来。次日,张伯伦和希特勒协定,割让苏台德区。
会面结束后,张伯伦连夜赶回伦敦,与法国人一起向捷克政府施压,要他们割让苏台德区。捷克政府开始表示拒绝,但英法表示,如果捷克政府不同意,那么英法就没有义务协防捷克。最终,捷克政府妥协,同意割让领土。
1938年9月29日,在慕尼黑召开了由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达拉第参加的德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决定把苏台德区“转让”给德国。这就是臭名远扬的“慕尼黑协定”。而割让领土的捷克,却没有权利出席会议。
希特勒在这次会议上曾声称,苏台德区是他对西方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张伯伦对此毫不怀疑,回到伦敦下飞机的时,还兴高采烈地声称,他带回来“一代人的和平”。而希特勒最终没有实践他的诺言,在占领了苏台德区后,第二年3月就悍然侵占了全部捷克。 |
神话—小作 我的中国心
河山只在我梦萦
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洋装虽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烙上中国印
长江长城
黄山黄河
在我心中重千斤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心中一样清
流在心里的血
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黄沾(1941…2004),原名黄湛森,籍贯广东番禺,生于广东顺德。黄沾曾与写科幻的倪匡、写美食的蔡澜、写武侠的金庸,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又与倪匡、蔡澜一同被称为“香港三大名嘴”。1949年,随父母移居香港,入读喇沙书院。1960年,入香港大学文学院中文系,1963年毕业,任教培圣中学两年。1965年,以业余形式主持电视节目,并于报刊写作专栏。同年9月,进入英美烟草有限公司广告部,“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这句广告词就出自他的手笔,1968年,擢升为广告副经理。1968年,黄沾创作了第一首有名的歌曲《忘记他》,一开始是关淑怡所唱,后来收入邓丽君的粤语专辑,深受歌迷喜爱,歌词见一代歌后卷下。1969年,获最佳电视节目男司仪奖,被喻为“电视王子”。1970年,转职华美广告公司(Ling…McCann…Erickson),任联合创作总监,是首位获美国广告界最高荣誉“基奥奖”(Clio Award)的香港人。1972年,获国泰广告公司(Cathay Advertising)聘为总经理,同年出任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CASH)理事。1973年,与好友创立宝鼎电影公司(Cauldron Cinematics),自编自导《天堂》并打入该年十大卖座电影。同年撰写成人笑话集《不文集》。1976年,与才女林燕妮创办“黄与林广告公司”,自任主席。
电影式的系列电视剧《狮子山下》始演于1973年,剧中抒写香港草根阶层挣扎苦斗、逆境求强的故事,前后持续二十一年,过两百集,为香港千家万户所耳熟能详。1979年,黄沾为其创作了同名主题曲《狮子山下》,这首歌曲给予了经济腾飞初期的港人很大鼓舞,后来被作为香港的市歌。由他填词的《狮子山下》和《香港是我家》两首歌,陪伴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港人的成长。2003年3月初,香港特区政府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在他首份财政预算报告中,以一曲《狮子山下》主题歌作总结,立刻引起香港市民的热烈回响。据一项统计显示,《狮子山下》歌词在报章发表后,两个星期内,香港的报刊上出现超过一百六十篇以《狮子山下》为主题的文章,足见其对香港社会影响之深远。1978年,作品《誓要入刀山》、《倚天屠龙记》、《鳄鱼泪》入选香港电台《第一届十大中文金曲》。
中午的香港湾仔福临门酒楼人声鼎沸,但声音最大的肯定是黄沾。本来我们要谈华语流行音乐的问题,黄沾却让伙计买了本《东周刊》给我看他的专栏,里面是他在写金庸。
黄沾很喜欢谈金庸,说他很独裁,一点也不民主。以前金庸在无线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都是他卖的。两个才子究竟是怎样闹翻的?“我跟他闹翻就是1997年香港选特首的时候,他捧董建华,
我捧另外一个人。金庸在报纸上写文章指责我捧的那个人,我是收了人家钱的
,你何必这样做呢?”黄沾一直在批评金庸的社会经验:“你看给金庸卖给央视的《笑傲江湖》才1元钱。要是拿给我卖,账面上还是1元钱,声誉还是很好,下面还可以帮他收很多钱。”
没想到黄沾会这么“为老不尊”,实际上这与黄一直急呼的“要死”的华语流行音乐一样,唱片也好、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大家想拿来赚钱,却不知道该怎么变成钱。
周杰伦的加州牛肉面
你说半个月华语音乐是什么都变不了的,这句话是对华语音乐的一种看法吗?
黄沾:香港粤语流行曲死了。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流行音乐是一个商品,1996年是19亿,现在是3亿,有些歌星的唱片出来卖几百张,19亿的生意变成3亿就是死。
但衰退不仅发生在香港,全球都有。
黄沾:所以音乐面临非常大的变化,听音乐、买唱片的方式都要改了。香港流行音乐面临的死亡期很长。可能在死亡之前有个生机,就是香港跟广东音乐人在一起,香港跟广州加起来有8000万的市场,这个市场很大,如果不把这个市场抓住,香港音乐就肯定死掉了。粤语音乐是方言音乐,主力是在懂得粤语的地方。而华语则不仅仅是粤语那么简单。要三地的年轻人全部找到共通点,才会买同一张唱片,但这个很难。
三地都买一张唱片真有必要吗?
黄沾:不是必要的,但如果不是这样你就很难做得很大。
李宗盛最近说,香港唱片公司过于急功近利,而歌词也是粗制滥造。你觉得呢?
黄沾:有部分道理。创作人青黄不接是一个原因,整个乐坛都青黄不接,比如说现在周杰伦很卖座,行家说是150万张。但我觉得很奇怪,周杰伦玩的HIP…HOP和R&B都是外国的文化,我们怎么学,都没有纽约街头的感受,没有美国HIP…HOP的环境,我们学就跟中央电视台常常播的洋人唱京剧一样,无论他们怎么好都不会像中国人唱得那么好。
就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人?
黄沾:其实我们真的要华语音乐有自己的个性,就要找出中国人都能共鸣的音乐。为什么我们现在都听HIP…HOP?因为现在中国人也很洋化嘛。但到了深层次的洋化,真正懂一点的就觉得这个外衣衣不称身。我觉得怎么写都不可能写过外国人,那怎么不听外国的HIP…HOP?崔健的摇滚不也加了唢呐进去,摇滚哪里容得下唢呐?这个唢呐就是中国特色。
只要加进民族的因素就是有中国特色?
黄沾:不是,这是其中的一个方法,我做了这么久都不知道什么是中国味道,这个很难讲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之前陶匆苍谧HIP…HOP,但只有周杰伦敢牺牲中国汉字的发音,让吐字成全节奏,这是不是HIP…HOP的中国味道?
黄沾:但我还是很反对。我们应该找中国的东西。什么是中国味道?李宗盛有李宗盛的中国味道,罗大佑有罗大佑的中国味道,我有我的中国味道,不一样。只有每个人找才有希望,流行音乐必须有自己的个性。
你觉得周杰伦HIP…HOP是一时之风,不可能长久下去?
黄沾:我觉得不可能长久。大家现在是不懂,觉得很新鲜,就跟崔健开始搞RAP一样。崔健搞RAP就是一首歌《一无所有》,这是所有内地青年人的心声。“一无所有”不可能是香港的概念,因为香港的青年没有“一无所有”,内地作家必须抓住中国青年的心,把它表现在歌里面,这个歌才能够卖,我不相信周杰伦有这个本事。
方文山给周杰伦的歌词里加进了不少文化典故,这是否一种新趋势?
黄沾:当然是了,不然为什么他的唱片卖得那么好。我喜欢一个小胖子,臧天朔的《朋友》,你发达的时候不要来找我,你失业的时候需要我帮助再来找我,写出了中国人的义气,很打动我。周杰伦喜欢HIP…HOP很好,因为我们现在很洋化了,连牛肉面都要吃美国加州的牛肉面,其实我们应该吃地道的中国的牛肉面。洋化是一个过渡。
如果让你给周杰伦写词,会怎么写?
黄沾:没想过,不知道。流行毕竟是年轻人的,你说恋爱,我的初恋离开我都50多年了,不记得了,我老了。
李白也没林夕写得多但你一直是很不服老的,你现在还在读大学?
黄沾:我在香港大学读流行音乐的博士,5月份拿到学位,写了15万字论文,就是讨论流行音乐和社会的关系。我发现歌词的走势其实反映了社会的心态。这段时间失恋的歌很多,你只看见歌词里都是“我多痛苦”、“我多难受”,却没看见他难受在哪个地方。其实这是人们为外遇找借口,说我还是对爱情坚贞的,对爱情是渴望的,但就是分开没到1个月就有新人了。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一个时期的流行音乐肯定反映一个时期的社会情况。
张明敏(《我的中国心》演唱者)
1979年,台湾校园民谣非常火,香港永恒唱片老板邓炳恒认为,在香港出版国语唱片也许是个好的选择。当时,香港已经在音乐创作上实行了版税,歌越流行,创作者拿到的版税越多,在粤语歌红遍天的形势下,几乎没人愿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