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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之后，田汉长期担任戏剧界的领导职务，因为行政事务缠身，也因为对新生活不熟悉，曾经在中国话剧发展过程中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田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仅仅改编了几个戏曲剧本，直到1958年，才写出了被认为是他最成功的话剧剧本《关汉卿》11。在这个剧本中，田汉将关汉卿塑造为反抗黑暗势力的压迫、自觉为人民代言的英雄。这个剧本发表之后，郭沫若第一个写信道贺，开头一句就说：“我一口气把您的《关汉卿》读了，写得很成功。关汉卿有知，他一定会感激您。”郭沫若如此激动地赞誉这个剧本，其实在乎的并不是剧本是否符合历史上关汉卿的形象历史上关汉卿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因为史料的贫乏，可能是一个永远也无法确知的悬案，事实上这一点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田汉塑造的“关汉卿”这个人物，是应该当作身为“剧作家”、“作家”乃至“知识分子”的田汉的一个理想化的自我描绘、自我认定来看待的，扩而言之，借助历史人物塑造这样一个理想化的英雄形象，实际上寄托了老左翼知识分子心目中的一种“自我形象”、“自我认同”与“自我定位”。这个形象显然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不太一致，可以说是公开文学中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的最后表露，而这一表露只有通过历史题材才得以实现。剧本的基本情节完全是虚构的。与关汉卿有关的史料遗留下来的非常少，这为田汉的编剧留下了较大的虚构空间。事实上，由于和主人公的身份、性格的相似（如都是颇负盛誉的剧坛领袖、与艺人都有许多的交往），田汉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左翼文人的自我想象来虚构关汉卿的故事，难怪曹禺在谈到这个剧本时说：“我感到这个剧作凝聚了田汉同志一生的经验和感情”12。剧本的情节以关汉卿写作《窦娥怨》前后的故事为中心，我们可以看到，田汉为关汉卿的写作虚构了一个动机：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了一个类似《窦娥怨》那样的故事，所以要以戏剧为武器，为民申冤，揭露与反抗统治者；他也为关汉卿的写作活动提供了一个虚构的结果：剧本触怒了统治者，因而编剧者与演员都下狱；可是剧本唤起了民众，壮士王著在剧本“为万民除害”的呼声的鼓舞下，刺杀了黑暗势力的代表人物——权臣阿合马。在这种虚构中，写作成了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不难看出左翼知识分子的文艺思想以及据之的自我定位是这一虚构情节的核心动力，所以，《关汉卿》的基本情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田汉以及其他共产党领导下左翼文艺家在1949年以前的活动。在这个虚构的情节框架之下，作者塑造的关汉卿的英雄形象，无疑有些理想化。写出《窦娥怨》的关汉卿直接被推上了正义与邪恶的殊死搏斗的第一线，他所面对的三次考验改戏、出走、投降在程度上层层递进，而关汉卿每一次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