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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这一民间精神的追求，随着90年代初的长篇历史叙事《心灵史》的发表而引起广泛的关注与争论，但在早些时候发表的短篇小说《残月》4已经包含了其基本的精神特征和审美追求。“残月”的意象是指小说中那弯在三间土坯屋顶上的残缺的月亮，它象征着信仰，也象征着信仰的不易，由此折射出不同于一般世俗的美学观念。“残月”的残缺，昭示了回民的心灵上曾留下过的伤害，“人活得不像人样，日子是亡人舍下的一半，心是碎了一半的心。连寺上的弯月也缺着一块”。这样的字里行间所蕴涵的是一种悲壮，回民的生存艰难也指陈着信仰的不易，他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与血腥的政治环境下顽强生存着，惟有信仰给以他们抗衡环境的力量。所以，“残月”是沉重而神圣的，构成了作品悲怆而崇高的美学风格。作品的主人公杨三老汉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回民，生活在黄土高原的西海固，到处是荒山秃岭干沟裸石，“整个西海固，半个陇东，……都是这种粗砬砬的穷山恶水”，这就是杨三老汉必须面对的生存环境。个人如何在这种无奈的荒芜中求得生存就显得尤重要，于是，“念想”就成了杨三老汉支撑生命的基石。“念想”就是信仰，就是生命中的一份坚定的执着，也就是回民对真主的不舍的追随和忠诚。杨三老汉反复强调“念想”之于人生的重要，他在极端艰苦的生存环境里，只靠心里念唤“真主”来打发那一个个漫漫长夜。他还想把“念想”介绍给从外国来考察的洋女子：“丫头，慢慢地你就明白啦，人得有个念想。”当外国人不解地问他：“念想，就是希望吗？”他又觉得不对，便回答她：“说不清，这个念想，人可是能为了它舍命呐。”这样的沟通也许是困难的，那位外国人不一定能理解回民的精神世界，但杨三老汉却准确无误地向外界表达了信仰对于人生的重要性，他的一生经历就是明证：牧羊、造反、逃难、举家过日子……无论动荡日子还是安定日子，无不与他的“念想”交关。小说所展示的现实世界是远离现代文明与汉文化中心的边缘民间，这里没有世俗的滋扰，平静的荒凉中生长着穷人的宗教信仰，黄土的沟壑涌动着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流。杨三老汉只是那个民间群体中的普通一员，他却让人们看到了信仰的力量。他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巨大反差，正显示了人在精神上对客观生存环境的超越，物质的贫乏并不能妨碍精神上的追求，而这与汉文化传统中的所谓“仓稟实而知礼节”的观念，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价值取向与价值标准。杨三老汉在苍茫夜色中拖着病体过沟爬坎，他是赶去清真寺做晚祷，当他意识到已经迟到或有可能错过时间时，他作出了不近正常人情的严厉自责：“晚上不该贪吃那碗酸汤面……”晚祷是回民必修的宗教功课，是回民精神信仰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伊斯兰教信仰强调教民不仅要口舌承认，还要内心诚信和身体力行，所以没一种规定的仪式都是严肃而神圣的，都是想真主表露心迹的机会。它是说，也是做，因此杨三老汉所表现出来的那份虔诚与执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张承志在小说里还有意突出人物对宗教的沉入和体验，描写了这个民族独特的心理特征。特殊的地理环境与民族的边缘位置，使人物变得封闭内向，痛苦与欢乐都会在无言中独自体验。杨三老汉的晚祷之途也是他的心路历程，尽管夜色弥漫，但心中的路却清晰可见，一生的大小事件都在黑夜里出来自我告白。他沉浸在内心世界中，时时能听到冥冥之中有“主啊”的声音，那不是幻听，而是特殊的空间回响着他心底的呼唤。但他把一切告诉人们时得到的却是嘲笑与误解，因为那种个人所拥有的宗教体验只取个于诚信的程度和沉入的深度，而张承志从杨三老汉这样的普通回民身上挖掘出人的潜在的精神能量，写出了信仰对于人的重要。他将精神因素提到了价值本位，使其产生了终极的意义，理想也将以此为最终的寄寓地。《残月》与张承志在1985年以后的创作风格相一致，由粗砺、硬健、并不流畅的语体构成了特殊的叙事文风，作家故意放弃其早期小说里浪漫又诗意的表达方式，在粗砺、质朴、强悍的话语背后站立的是同样质朴、强悍的民间群体。但这种质朴和强悍的语体所营造的精神世界却是极为丰富而细腻的，作家就这样以民间的话语成功表达出了人类高贵的精神图象。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三节 语言覆盖下的民间世界：《马桥词典》
韩少功在80年代的文化寻根小说创作中，已经比较自觉地确定了民间的表达立场，但从《爸爸爸》等作品来看，他仍然是用启蒙的态度来批判民间的藏污纳垢性。1996年初，他沉寂多年后发表长篇小说《马桥词典》5，在对民间世界的创造性的营造和对小说形式的实验性开拓两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经历了80…90年代从共名状态向无名状态的转化，90年代中期文学创作出现了一种众声喧哗的多元格局，虽然总体上的创作成就还不能说很高，但对一些出色的作家来说个人性的风格已有可能在意识形态的缝隙下得以曲折生长。这当然是一种妥协的结果。作家们转向边缘性的民间世界，以民间文化形态作掩护，开拓出另外一个话语空间来寄存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良知。他们从宏大历史的叙事传统中游离开去，在民间世界中寻找个人本色的叙事风格，不同程度地尝试着对原有的叙事立场竿文体传统的突破。叙事立场的转移和作品文体的探索，本来是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既然突破和游离主流话语本身就是充满意识形态情结的文体改革，那末所谓现代汉语写作也就不会单单属于语言学的范畴。像《马桥词典》这样一部尝试用词典形式来改变小说文体的作品，看似作家把创新的兴趣集中在文体革命与语言实验上面，但其背景仍然是对人文传统的寄存和保留。韩少功是具有强烈知识分子使命感和人文理想的作家，他为探索小说文体和语言的突破，主动改变了80年代知识分子启蒙的立场，在无限广阔的民间世界里学习语言，学习语言所表达的生活，开拓了当代小说的新的境界。这似乎可以视为90年代现代汉语写作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知识分子从民间立场上建构起自己的理想主义，不但没有放弃批判的使命，反而获得了更大的人文空间。《马桥词典》在许多方面都延续了韩少功以往的创作风格，但在小说的叙事文体上却开创了一种新的小说叙事文体用词典的语言来写小说。“马桥”是个地理上的名词，据小说的叙事者介绍，“马桥”是古代罗国所在地，就在楚国大夫屈原流放和投河的汨罗江旁。故事以叙事者下乡当知青的年代为主体，向上追溯到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活片段，向下也延伸到改革开放以后，着重讲的是70年代马桥乡的各色人物与风俗情景。但这些故事的文学性被包容在词典的叙事形式里面，作家首先以完整的艺术构思提供了一个“马桥”王国，将其历史、地理、风俗、物产、传说、人物等等，以马桥土语为符号，汇编成一部名副其实的乡土词典；然后叙事者才以词典编撰者与当年插队知青的身份，对这些词条作诠释，引申出一个个文学性的故事。韩少功把作为词条展开形态的叙事方式推向极致，并且用小说形式固定下来，从而丰富了小说的形态品种，即在通常意义上的“日记体小说”“书信体小说”之外又多了“词典体小说”6。这部小说在语言上的探索更加成功些。在以往小说家那里，语言作为一种工具被用来表达小说的世界，而在《马桥词典》里，语言成了小说展示的对象，小说世界被包含在语言的展示中，也就是说，马桥活在马桥话里。韩少功把描述语言和描述对象统一起来，通过开掘长期被公众语言所遮蔽的民间词语，来展示同样被遮蔽的民间生活。尽管他在讲解这些词语时仍不得不借助某些公众话语，但小说突出的是马桥的民间语言，文本里的语词解释部分构成了小说最有趣的叙事。如对“醒”的解释，在马桥人看来，醒即糊涂，他们从屈原的悲惨遭遇中看到了“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格言背后所包含的残酷现实，这与鲁迅笔下的“狂人”意象一样，既是对先驱者的祭奠，又是对国民性的嘲讽，也包含了民间以自己的方式对三闾大夫的同情……所有这些，不是通过人物形象，不是通过抒发感情，甚至也不是通过语言的修辞，它是通过对某个词所作的历史的、民俗的、文化的以及文学性的解释而得到的。即使在一些故事性较强的词条里，它主要的魅力仍然来自构成故事的关键词。象“贵生”一词的解释里叙述了“雄狮之死”，雄狮本是个极有个性的农民孩子，他误遭炸弹惨死后，小说重点阐释了一个民间词“贵生”的含意，即指男子18岁、女子16岁以前的生活。在农民看来，人在18岁以前的生活是珍贵而幸福的，再往上就要成家立业，越来越苦恼，到了男子36岁女子32岁，就称“满生”，意思是活满、活够了，再往上就被称作“贱生”了。所以，乡亲们对雄狮的误死并不烦恼，他们用“贵生”的相关语言来安慰死者父母，数说了人一旦成年后就如何如何的痛苦，让人读之动容的正是这些语词里透露出来的农民对贫困无望生活的极度厌倦，雄狮之死仅仅成了民间语言的一个注脚。《马桥词典》是对传统小说文体的一次成功颠覆，而它真正的独创性，是运用民间方言颠覆了人们的日常语言，从而揭示出一个在日常生活中不被人们意识到的民间世界。马桥的人物故事大致分作三类：一类是政治故事，如马疤子、盐早的故事；一类是民间风俗故事，讲的是乡间日常生活，如志煌的故事；还有一类是即使在乡间世界也找不到正常话语来解释和讲述的，如铁香、万玉、方鸣等人的故事。第一类故事是政治性的，含有历史的惨痛教训。如对随马疤子起义的土匪的镇压、地主的儿子盐早所过的悲惨生活，都是让人欲哭无泪的动人篇章，闪烁着作家正义的良知之光。比较有意思的是第二、三类，马桥本身是国家权力意识和民间文化形态混合的现实社会缩影，各种意识形态在这里构成了一个藏污纳垢的世界，权力通过话语及对话语的解释，压抑了民间世界的生命力，第二类民间风俗故事正反映出被压抑的民间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拒绝来自社会规范和伦理形态的权力，如志煌的故事，是通过对“宝气”一民间词的的解释来展开的，在其前面有“豺猛子”的词条，介绍了民间有一种平时蛰伏不动、一旦发作起来却十分凶猛的鱼，暗示了志煌的性格，而“宝气”作傻子解，这个词语背后隐藏了民间正道和对权力的不屈反抗，最后又设“三毛”词条，解释一头牛与志煌的情感。通过这一组词条的诠释，把极度压抑下的中国农民的所恨所爱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第三类被遮蔽的民间故事更加有意思，像万玉、铁香、马鸣等人，他们的欲望、悲怆、甚至生活方式，就连乡间村里的人们也无法理解，也就是说，在权力制度与民间同构的正常社会秩序里，无法容忍民间世界的真正生命力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