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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体验并不是知识分子研究的全部或惟一。没有相应的理论支撑，体验的结果也只能限于一己的范围。郑也夫先生那些写于八十年代的文章所征引的西方知识分子理论便很好地解说了一己的困惑，从而超越了一己的视野，成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整体认识的一部分。
而更重要的是，理论的修养可以克服单纯体验所可能带来的认识上的偏颇和极端情绪化的倾向，使研究和认识更趋于合理。在许多文章里，郑也夫先生所依据的理论资源都是来源于西方，其中有知识分子研究的权威（如希尔斯），有科学社会学的代表（如默顿），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人（曼海姆）以及社会学方面的专家（科塞）等。这里和“食洋不化”没有关系，因为知识分子研究本身就是起源于西方的。这也决定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研究的双重作用，一方面是输入学理后，结合现实情况对中国知识分子加以分析，另一方面则是规范，即通过研究来向中国所有的知识人展示，使之了解和明白作为一名知识人所应该和所可能确立的社会定位和社会责任。
在国内尚没有关于知识人的社会学的详尽调查时，利用国外的调查作为参照，也就是必然的。在发表于九十年代初的《知识分子与批判精神》一文中，作者引用了西方社会调查的结论。按照英美学者的调查，西方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大多是偏左的。但这个结论与意识形态无关，只能从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上来理解。因为“对社会不满，站在社会舆论的对立面，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普遍特征”。（第72页）当然，在同一篇文章里，作者所强调的“高度的专业化限制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眼界，使他们缺乏一种对社会总体的关注”，“专业化削弱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强度”（第72～73页），应该不错。但他利用的西方调查结果，得出的“激进”与“保守”的结论，却有些简单化。因为“激进”与“保守”从来都是相对的概念。就社会发展言，“保守”的科学家和应用性科学家可能并不一定比“激进”的人文社会科学家贡献小。这个问题需要放在具体时空中具体分析。以“中国经验”看，现代中国科学派的建设性就显然比激进派们强得多，而后者在政治上却比前者“激进”。
知识分子研究的难处是，它永远受到时空的限制。研究者寻求抽象、永恒、普适原理的努力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可似乎也无一例外地成为一种奢望。这种觉悟，也是导致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在追求上与八十年代差异较大的原因之一。知识分子研究越来越个案化、具体化，思想性是通过研究具体语境中个体的生存方式和社会选择来展示，而不是像八十年代许多人所做的那样，是靠理论和呼号。这也多少抹去了浪漫主义的色彩。不用去怀疑，这种研究倾向可能造成“见木不见林”，因为它可能恰恰符合或接近于知识分子的生存本质和个人境遇。而作为不同国家知识分子的差异性，以及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的复杂性，也使笼统的归纳显得牵强。不过，这些仅仅是就学术的前沿的一些变化的迹象言。因为承续八十年代的激进方式的研究依然存在，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们更能引起一般人的关注。
现在有两个倾向，让人忧虑。一个是将知识分子的概念泛化，另一个是神化。如果前者使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在相互张望中莫名地损耗掉，后者则是在努力提升知识分子地位的同时，有意无意闯将知识分子举到半空中，成了高高在上，乃至不食人间烟火的一路。我们并不否认知识分子都是理想主义者，甚至认为理想主义是知识分子的重要标识之一，但理想主义是人想主义，而非“神”想主义。将知识分子神化，将道德的高标准全部附加到知识分子身上，并以此为衡量知识分子合格与否的指标，很可能会使大部分有希望成为知识分子的人望而却步，而另一部分被视作知识分子的人，在偶尔“超标”时，也会本能地自我掩饰，从而生出许多令人憎恶的虚伪。
郑也夫先生借用的希尔斯将知识分子视作掌握与运用“特殊语言”的人，显然是一种动态的定义，因为“特殊语言”在不同时代是会有所变化的（参见《知识分子的定义》）。从某种角度说，的确不失其合理性。但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认同那种更为简单的界定，即知识分子拥有两个特征：一是学有专长，二是关心社会。因为无论是沙皇时代俄国知识分子，还是自“德雷福斯案件”后，西方知识分子的表现，都印证了知识分子这一社会角色必须首先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且要运用自己的专长去直接影响社会。这样定义看起来也许把“知识分子”限定得过于狭窄了。那些学有专长者随时都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力，他们算不算“知识分子”？我的意见是，也要看具体情况。只有当他们直接面对公众发言时，他们才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特征，否则就不能算知识分子。如此看来，所谓的知识分子，也还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同的是，希尔斯的定义本身就是动态的，而我所认同的定义，则相对固定，“动态”一面，主要在于知识人的社会角色选择。
不可否认的是，九十年代以来的研究倾向，因为理性和专业化增强，外在的热情自然会有所减弱。这也是颇受指责的一个方面。九十年代的中国是个学科膨胀的时代，学科间横筑壁垒，也的确限制了知识人的思考范围。“思出其位”成了某种僭越，那么于学科内的研究是否还有可能称作“知识分子研究”呢？而从事实的层面看，一些研究的深入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八十年代，但其影响力却远不如八十年代。这是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不可避免的悖论吗？
随着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以及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它们所提供的新的学术性资源不断渗透进知识分子研究的过程之中，无疑将深化中国的知识分子研究。总归起来看，新世纪最初的几年，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可能有两个明显的转向，其一是由注重抽象理论进一步地向注重中国知识分子的实际生存状态、精神状态方面转向。历史的研究和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理论的介入将是研究的主要手段。随着西方知识分子理论更多地输入，理论素养的有效提升是必然趋势，但仅有理论是不够的，更深入的研究则在于西方知识分子理论和中国知识分子实际状态的结合，从而可能发展出新的理论。其二，研究方式由单纯普适性的寻求转向全球化视域下的特殊性研究。简言之，即是从关注国外（西方）转向关注国内（中国），思维方式也会由抽象转向具体。“地方性知识”和个案中所体现出的普遍精神以及不同于普遍精神的特殊的精神状态、生存状态将成为知识分子研究关注的共同对象。从关注方式上看，“具体语境”会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重视、认同与接受。由于知识分子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概念，基于具体时空的研究可能更接近于“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或阶层的本质。
“知识分子死了”的说法在中国不成立，中国的知识分子依然存在。这个判断，不是盲目乐观而是从“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认知出发的。因为无论在哪个时代，知识人中间的知识分子特性的表达都不会少，但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却永远不会是多数。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将所有的知识人都想象成知识分子，也没必要将知识分子研究限定在一个小的空间中。
资料保全与“拟想读者”的趋舍两难
■ 林 杏
号为“清学殿军”、古文最后“压阵大将”（胡适语）的章太炎，一生既奔走革命，又热衷讲学。提倡国故，乃为增强民族感情；融会新知，虽以乾嘉朴学承传人和发扬者自我期许，又能突破清学藩篱。早年标举“实事求是”，等视九流诸子，不独尊儒；中年援佛证庄，以庄证孔，重新认识新旧儒学的价值；晚年对儒学浓重的现实精神感召多有认同，颇有沟通政、学之志。曾“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实足以为民国元勋，“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更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以汉学根基而容纳西学新法，自立宗派，卓然大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亦有深刻影响。其著作等身，如《訄书》《国故论衡》《齐物论释》《文始》《检论》《菿汉微言》，对近代中国经学、史学、哲学的研究进展，都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文章上追三国两晋，持论仿佛晚周，“守己有度，伐人有序”，高古典雅，自成一格，时人颇多推许。凡此种种，在太炎演讲中都有所体现。
章太炎一生，演说颇多，除平日零星的尤其是国是政治的演说之外，作为教育家共有四次集中讲学：
东京避难之时，主持《民报》而外，建立国学振起社，举办国学讲习会，“提奖光复，未尝废学”（1906～1911）；
“时危挺剑入长安”，被袁世凯幽禁羁留北京，“以讲学自娱”（1913～1916）；
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在上海登坛系统讲述国学，当时受到媒体大力追捧，不同记录稿分别连载于《申报》和《民国日报》，一时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访谈”（1922）；
晚年“知当世无可为”，在苏州锦帆路寓所开办章氏国学讲习会（1935～1936），使得“东南的学术空气别开朴厚的一面”，“在战前动荡激遽的时代中，保其卓然的晚节，要亦不失儒家的本色”（金性尧《谈菿汉阁》）。
目前业已结集出版的太炎演讲文集，主要有：
《国学概论》，章太炎演讲，曹聚仁编，上海：泰东图书局，民国十三（1924）年；中国文化服务社，民国三十二（1943）年再版；成都：巴蜀书社，1987再版。
《章太炎国学演讲录》，章太炎演讲，张冥飞笔述，上海：梁溪图书馆，民国十四（1925）年。
《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
《章太炎讲演集》，马勇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前两种分别为章太炎1922年上海演讲的不同记录稿，扬州本为晚年苏州国学讲习会讲演记录稿。分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略说五种。内容相类，且读者比较容易得到。
马勇最新推出的这一辑本，据辑者《序》曰，“基本汇集了章氏一生中的重要演讲”，但不再收已经单独结集出版的几次国学讲演，而是意在凸现“章太炎在近代中国政治、学术等各个层面的主张与贡献”，“重点放在大家不易见到的章氏晚年散见于各种报刊的演讲记录”。应该说，该辑本搜罗甚富、用心良苦，许多稀见资料亦纳入辑中。对于意欲完整了解章太炎后期文化心态、政治理念、“演讲姿态”的非专业读者而言，无疑是可以省时省力而又涵盖面广的目前首选。
但正源于此种“兼容并包”的努力，面面俱到的结果，也就使得该辑本略微显得内容芜杂、层次参差不齐。又因为即使异时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