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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了个深呼吸,在座位上没有动,一直等到人走得差不多了,才慢吞吞拎包下了车。我往站台张望了好一阵,没看到秦琳,不由得有些沮丧和伤感,也觉得辜负了姐姐的苦心。我在站台上漫无目地转悠,暗自在为秦琳没来车站找着理由,最后我自嘲地摇摇头。别太天真了,就因为姐姐的一封信,人家一个堂堂的女大学生就来这里傻傻地等你?凭什么呀?
蓦然间,我眼前一亮,看到一个女孩正远远地站在出站口的一个角落注视着我。正是秦琳!秦琳穿了一件肥大的浅色棉外套,斜向背个那个年代常见的大号绿帆布书包,头上的一条红围巾在寒风中不住摇摆,看上去,很像一团火焰在跳跃。
我一阵恍惚,慢慢走过去。她也在向我走来。我们面对面站住,那一刻谁都不知该说什么。
还是她先打了招呼,说,你很准时。然后,我夸她的围巾很漂亮,她的校徽很别致。我的口吻有些不自在,秦琳矜持一笑,只是点点头。
不远处停着一列空空的车厢,上面标有“北京——郑州”字样,我指给她说,那是我乘坐的下列班车,还有一个小时就开了。
她说,我知道。
我想问她你早就看到我了吧?又觉得明知故问,毫无意义。
我们向那列车走去,找到我的座位坐下来。秦琳新剪了头发,因为她解下围巾时,耳根和脖颈白得有些刺眼。她开始从帆布书包里一样样往外拿东西,面包、汽水、香肠、话梅、葵花籽、鸭梨和水杯,还有个保温瓶,五颜六色堆满了小桌。我看着她忙活,那一刻我不敢相信,这个带着大学校徽的女孩真成了我的女朋友?她抬起头,递我一个夹香肠的面包,忽然说了一句,你要是不来,我的假就白请了。
我一愣,磕磕绊绊说,谢谢……秦琳姐。
她把水杯递过来的时候看了我一眼,眼神有些奇怪,让人有些摸不透。
这时有个农村老大爷拿着车票来找座位,她赶紧站起来,把没吃完的食品装进我的挎包,然后我们下车,在站台上握了手。
我告诉她我会写信来,她点点头。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通信往来。但我必须保密,如果秦璋知道我在给他姐姐偷偷写信,会认为我不怀好意。秦琳来信也很小心,信封都是在邮局现买现写,用工工整整的仿宋体,以防被她弟弟识破。
我们在信中谈祖国形势谈部队建设谈反击右倾翻案风,大而无当套话连篇,从不触及各自真实的内心生活和私人感情。如果说有过那么一点点突破,还是1977年春节期间的那次通信。那次她这样写道:“……值此佳节之际,我和全国人民一样,非常想念常年守卫在祖国边防线的亲人解放军,也自然想到了你。你还好吗?”这句话我回味很久,而且满脑子浪漫遐想,可是一落笔回信,我却这样回复:“……那么秦琳同志,我在此代表解放军感谢你和全国人民的想念了。我一切都好,你呢?”
这种刻板乏味的信通过邮局每周都要往返一个来回,我复员回临城后仍维持了一年多。
那时我在一家机械厂当仓库保管,上正常班,活儿不多,常常捧着随便一本什么闲书打发时间。通常她在周日把信发出,我算好日子,每周三上午,我都要穿过厂区的一条八百米距离的柏油路走到收发室取信。我只是个普通工人,我不愿意让落款“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来信摆在收发室窗口的显眼位置任人说三道四。那个落款高高在上,离我的内心很遥远,我还是承认和我有一定关系。我取信的必经之路,常常被载重车辆驶过,破旧失修凹凸不平,我走在上面已经不止一次崴了脚。那段路越走越长,我的目的也越来越简单,每每拿到信往裤兜一揣掉头便去,就像是别人找我领取工具那样例行公事。取到信,转天我还要回信,渐渐觉得成了一种负担,如此周而复始,似乎比我的工作还累。后来,通信规律开始发生紊乱,我仍要去收发室取信,但不是每周都有,也许两周甚至三周才会去一次。直到有一天,我再也不用去取信回信了。
这一切经历,已恍如隔世。
秦琳回洛杉矶已有几个月,音讯皆无。我却没觉出有什么异常。这些年来,我一直视她为我生命中的一个天涯过客,无论她的出现或消失,都引不起我大惊小怪。
但一个深夜,我遇到了一件蹊跷的事。
那个晚上差不多有十二点了,我正放水洗澡,客厅电话响起来,我吓了一跳,光溜着身子跑去接,里面的人却不说话,只是呼噜呼噜在喘气,然后就挂机了。我查了来电显示,上面是一堆模糊的乱码,我便断定准是哪个冒失鬼拨错了号。
我回到卫生间,刚涂满沐浴液,电话又响了,我迟疑一下,浑身湿淋淋再次跑到客厅,按下“免提”键问,你哪位?还是那种莫名其妙的喘息。看来我的判断有误,电话并非拨错了号。
我有些恼火,吼道,你什么意思?
冷不丁,对方叫了一声“袁远”,细若游丝,我还是听出来了。
我哆哆嗦嗦说,是你……稀客啊!
她问,你很忙?
我说,不好意思,在洗澡,要不过十分钟你再打过来?
她立即说,好吧。
我洗过澡,躺在沙发上一直在等,她始终没有再来电话。
没多久,就传来了秦琳死在洛杉矶的消息!
是姐姐告诉我的。姐姐的消息来自她在外企公司的朋友,那朋友说是听琳达的一位大学女同学讲的。
我脑子“嗡”了一下,恍惚回忆起去年秦琳回国时的种种异常:萎黄的脸,忧伤的笑,恩雅的歌声,我们的拥别和她的潸然动容,还有消失在素白雪地里的那个单薄的背影……我喊道,讹传!半个月前她还来过电话!姐姐惊骇地看着我说,这种事谁敢乱说?
我无言。
晚上回家,我掏出钥匙捅进锁孔,费了好大劲儿才打开门。防盗门比平时沉重了许多,我推动它,咣啷咣啷的声音惊动了对门邻居。客厅冷飕飕的,我打了个冷战,习惯地打开灯,房间却比平时幽暗了许多,我抬头观察,不知什么时候,客厅的枝型吊灯和装饰灯竟有一多半的灯泡是灭的。我陷入沙发,总感觉有个穿青灰色外套的影子在眼前晃悠,久久不肯离去。
我摸一下脸,木木的,有些湿凉。是泪水。
我决定要把这件事的真相弄清楚。
我先找姐姐的朋友,她提供了秦琳那位大学女同学的北京地址。
我在复兴门一个住宅小区找到她,女同学先是一阵狐疑,见我神疲色衰,又听我不叫琳达而叫秦琳,没有多问,便大致说了她了解的一些情况。一周前,当地警方接到秦琳邻居的煤气报警电话,赶来时,秦琳已经不行了,警方的结论是属于自杀,因为房间里的煤气含量惊人,而且显然是主人有意这么做的。前因后果是,以前有段日子,秦琳总感到食欲不振,下腹不适,结果被查出了直肠癌,也曾做过手术和化疗,但效果一般。到了今春,她的病情开始恶化,但她拒绝去医院接受抢救,不知道她是不是特意给自己采取了安乐死方式。听说,救护车来时,大家七手八脚搭到救护车里的已经不是她,而是一具尸体,而且遗容安详。
最后那女同学强调说,没去美国亲眼目睹,谁都是道听途说,她的消息也不敢肯定。
这句话提醒了我,为什么不去找一下最直接的消息来源呢?我说过,当年秦琳和姐姐结伴来军营,三班的秦班长约她打乒乓球时总输球,后来的结果连神仙也不会料到,秦班长复员回京后居然戏剧性地成了她的老公,后来两人又双双旅居美国。我拨通了国际长途,好半天,才有个男人懒洋洋“哈罗”一声,又很快改用国语,问,哪位?说话!一口纯正的京片子腔调,他接电话时身边好像还有个女人说了什么,男人挺不耐烦,说我知道谁呀,深更半夜的,也不让人消停!我听出他就是秦班长,只是声音比当年老了。我问,琳达在吗?秦班长立即有些警觉,问,你是谁?找她干什么?我说,我只想知道琳达在不在。秦班长说,你想知道?我又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凭什么告诉你?这时我听到那个女人又叨咕了一句什么。
我没有心情再说下去。
我想到,该向秦璋打听一下。我们之间多年没联系,从部队复员后就各奔东西,据说秦璋定居澳洲已有十年,还听说他混得一般。我辗转找到了他的电话号码,我没有寒暄,直截了当就问秦琳怎么样。秦璋对我来电话很意外,怪怪一笑,说秦琳运气好,又买房子又置车,当然,在美国这算不得什么,但她的车是凌志,她的房子是那种带草坪的花园别墅,那才叫发了洋财。我不满他的腔调,我说,秦璋,你该为你姐姐高兴才对。秦璋忙说,那是那是!我还沾了秦琳的光,是不是人一有了钱,就会变得慷慨?前几年,我欠了赌债,找她借钱,她死活不干,还骂我没出息,可去年她愣是给我汇了一万美金,而且是白给,我相信了,这年头,天上也可能掉馅饼。我估计准是叫更年期给闹的,听说女人到了更年期会反常,有的像夜叉,而有的像菩萨。不过,她赚钱也太玩命,说是心脏和肾脏都出了问题,还有哮喘,正在疗养。你要想联系,我给你找她的号码。怎么,哥们儿也要移民?
我没好气地说,让移民见鬼去吧。
还可以联系的人,就是“黑”在洛杉矶的眼镜了。那家伙同样睡得正香,我也顾不得了。他惺忪地嘟囔说,还是你最关心琳达。我说,究竟怎么回事?他打了个哈欠,说,这些年琳达确实挣了一些钱,但也搭上了健康,我看未必划算。那天黄昏,她被送到一家私人诊所,已经心力衰竭。据说那家诊所的大夫匆匆一检查就下结论,表示可以放弃抢救了。考虑到转院也需要搭上一笔不小的费用,而且也是白搭,周围人就按医生的建议把她推进了一间被用来停尸的空房间。我问眼镜,这周围人里有没有你?他说,那倒没有,也轮不上我在场呀!他接着说,听说她只是深度昏迷,最多算弥留状态,因为转天大家再见到她时,她已经僵硬,面容却和刚送进去那会儿大不同,茫然、凄楚、绝望、哀怨什么都有,身子还有挣扎过的痕迹,眼窝潮湿,还残留有斑斑泪痕。可以想象,她醒来时,一定奇怪自己怎么到了这么一个鬼地方。当然,她很快就明白这是末日的入口处,可她已经没有能力叫喊了。想一想也怪有意思,在美国淘金,她绝对比我过得好多了,却没我命大……
眼镜已全无睡意,绘声绘色地越说越多。
我挂断电话,开始考虑,是不是该去看望和慰问一下秦琳的母亲了。秦琳的母亲已近八旬,当了一辈子中学语文教师,自然不是家庭妇女,但毕竟风烛残年,又是白发送黑发,能不能承受这种打击还是个未知数。
临敲门时我还在担心,意外的是,门开了之后,我在老太太多皱的脸上看到的不是哀伤和凄婉,而是焦虑和激愤。说起她的女儿,老太太的话一直颠三倒四,但我还是听明白了。原来,这段时间秦琳患了脑拴塞,身体严重偏瘫,正在洛杉矶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已经有两个月了,很难缠。老太太也提到了秦琳曾托人捎来了一万美金,老太太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