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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里，我对与日本有关的一切抱着极端的仇恨，包括家里没有一件日货。直到有一天，儿子也开始在我面前表现出对日本人不共戴天的仇恨，第一次听见儿子说出那样粗野的话时，我的内心发出一阵震颤，并在突然之间想到，已经过了三代人，这场仇恨难道还要延续到第四代人身上去吗？不管日本人如何看待他们国家曾经的罪恶史，对我们来说首先要问自己如何面对世上最让人觉得可怕的仇恨。从那以后，我试着强迫自己一点点地改变，并慢慢地发现日本民族其实有许多值得我们尊重与学习的地方。恨是面向过去的，是倒退的，是一种原始的欲望，过多的仇恨会只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肮脏。而爱是面向未来的，是向前走的，是将人的原始欲望变化后的一种伟大的动力。
在文学里，恨是一种丑陋的审美，爱的审美才是完美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于中法两国的文学，需要作家们深思的东西更多，从仇恨的动机出发，要达到爱的终极关怀，所走的路途远比俄罗斯文学、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更为复杂。与《冬天的果实》的环境一脉相承的还有加斯卡尔的《死人的时代》，一如爷爷之死触动我对那段历史的写作，对于二战，中法两国的作家们，不难达到从爱到爱，然而在结果与起始之间，因敌方与同胞共同犯下罪恶，那些本该是恨的过程，不断地为我们设置着比恨还令人痛苦的陷阱。事实上，这种情况对中国作家来说更为严重：作为侵略者一方，日本的国家机器甚至不肯承认那铁证如山的罪恶。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作家约翰·迈克尔·库切说，他只听从真诚与良知的声音，所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循着真诚与良知的召唤走到这个木制的演讲台上的。库切的话让我想到那位使历史为我们这个时代自豪的南非总统曼德拉。上个世纪末，曼德拉从监狱里走出来后，有无数理由在那里等着他，让他对那些残酷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实施正义的惩罚。伟大的曼德拉先生偏偏在所有选择之外选择了他认为最正确的选择：和解！他让许许多多的施暴者坐到受害者或者他们的遗属面前，回忆当初所发生的一切。相信人并对自己国家充满信心的曼德拉先生的确找到最珍贵的钥匙——爱！南非两大族群之间与仇恨和解，足以让全人类引为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讲，库切之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应视为这个世界上所有清醒者共同的荣誉。我宁肯相信，库切只是他所在国家各个族群的代表，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发给由他来体现的充满仁爱的崭新环境。从曼德拉的南非再到库切的南非，看得到因为政治而发生的众多仇恨，在爱的名义下不断地蜕变。不要在乎别人有没有为自己的罪恶而忏悔，而要让自己首先做到用心去爱每一个人。
汉语中有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血债血偿等等视爱为无物的词汇。法语是否有类似的词汇？我读过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这种用非爱的方式进行惩罚与报复的故事，应该同上面的汉浯词汇一道远远地抛弃之。就文学而言，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是一个过程，文学对环境的影响才是目的。贝尔纳·克拉韦尔在《冬天的果实》卷首中写道：纪念被劳累、慈爱或战争悄悄折磨致死，而在史册中未见提及的父亲和母亲。文学对于每个人正是如此，写作和阅读，都是为了纪念，不使那些曾经活在我们心中爱的细小痕迹，被厚土埋葬，被人潮淹没。
我们是工人
■ 崔立民
1
“红旗飘啊，飘……”
口哨奏鸣的旋律从操作台上的对讲机里悠悠扬扬地飘出来，在我耳旁绕了绕，消融在我们车间四条生产线的齐轰共鸣中。对讲机信号显示，这口哨奏鸣的旋律是从我们生产线最后—个岗位发出的，但不是发给我一个人的，而是发给我们这条生产线每个岗位的，就像有人在村口发现了什么异常情况通知全村人注意安全一样。
我看见了红色安全道上走过来的穿制服的红旗。
红旗的出现，让我的心里有点别扭了起来，私下里我恳求过红旗，在我当班的时候，不要到我们生产线上来，就算当哥的照顾一下兄弟的情绪，给兄弟一个面子。
红旗脱掉工装换上制服不足一年的时间，他自己的朋友得罪完了不说，我也跟着被人家数落，自从他从我们车间调到厂经警队工作后，我家的电话就没有安生过，这些电话都是朋友找我数落红旗的。
红旗在厂大门值勤的时候，抓住了人家，没收了人家在厂里用薄钢板敲的—个洗衣盆，收就收了呗，可他还要罚人家的款，人家让我帮忙跟他说说情，盆没收了，是应该的，今后再不做了，如果还要罚款就不太好了，罚款单存根上的单位和姓名是会给人留下隐患的，人家说，都是穷工人，何必“要饭的容不得讨米的”呢？
还有，人家在生产线上当夜班，偷闲打个盹，红旗在厂内巡逻看见了，把人家叫醒不就完事了吗，可他硬是把人家的名字报到了上面，让人家被通报批评还扣了奖金……人家跟我发牢骚说，红旗才离生产线几天？吃不得两顿饱饭的家伙！
红旗刚调到经警队的那段时间里，只要是家的电话一响，我心里就发怵，电话仿佛连着我老婆的神经—样，电话一响，我老婆便条件反射地冲着电话喊叫：“再闹，再闹，摔死你——”手上拿着什么摔什么，摔得我恨不得把家里的电话掐了。
见红旗拢了过来，我喊了—声哥，顺手动了一下操作台上旋钮，让生产线磁力皮带上运行的薄钢出现了—点异常状况，然后眼睛盯着操作台上的仪表，显得很忙的样子，意思是你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赶快离开这。
红旗应了一声，站在我身旁，伸出他那只三根手指头的手，动了—下我操作台上的磁力调节器，120米／分速度贴着磁力皮带运行的薄钢板恢复到了最佳的运行状态中。不愧是只老手啊，我们车间四条生产线上，没有这只老手玩不转的地方，但这只老手，因为失去了两根手指头，离开了我们车间，离开了生产线。
“哥，有事？”
“兄弟，你哥入党了！”
“哥，有的玩笑最好是不要开！”
“中午看食堂门前的喜报好了！”红旗把这个喜讯扔给了我，转身，哼着小曲，屁颠屁颠地走了。看红旗的认真劲和兴高采烈的样子，仿佛不像是在跟我开玩笑，但仔细一琢磨，又觉得不大对劲，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没有听到别人说起过呢！如果真有红旗加入组织的事情，保卫科长老高还能不跟我通个气？
红旗离开我们车间之前，在2#线上当班长。
红旗从2#线上退下来后，能够从我们车间调到保卫科从事保卫工作，不是因为工作的需要，也不是谁考虑他手残了照顾他，不是我说红旗窝囊的话，如果红旗不是有我这个兄弟，如果不是我这个兄弟的人缘好，有两个像模像样的朋友照着我们兄弟，他红旗现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就很难说了。
去年，红旗在2#线上处理一次设备故障时，出了安全事故，这次安全事故最恶劣的后果就是弄丢了红旗左手上食指和中指。红旗伤好上班后，车间没有让他重返2#线，让他在车间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表面上看，是车间在照顾他这个老班长，实际上谁心里都清楚，红旗在这个车间里挂空挡了。
开始几天，红旗的感觉还不错，挺悠闲自在的，但时间长了，红旗的感觉就不对劲了，怎么看都觉得自己像一个蹭吃蹭喝的主，仿佛走到哪，哪都嫌他，人家嘴上虽然不说他什么，但人家都不多愿意搭理他，还有什么意思呢，车间四条生产线上，人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自己的工作，哪里有什么车间所说的“力所能及”的事情来让他干呢？有时候，红旗看到现场什么地方脏了，想找把扫帚扫扫，现场的清洁工就会问红旗，是不是想夺她们的饭碗？有时候，红旗想往生产线上送送开水，现场服务公司的送水工拿出意见本来，让红旗提出宝贵意见，这时候红旗才体会到，一个人想拉屎的时候找不到茅坑是一种什么样感觉。
红旗去找车间领导，要求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
车间领导对红旗说，红旗啊，你是个操作工班长，手残废了，连当一个操作工的基本条件都不具备了，怎么还能在2#线上带班呢？
红旗领导说，那也得给我安排个位子啊！
车间领导问红旗，是书记的位子合适？还是主任的位子合适？如果红旗看得中，他们让。
红旗噎住了。红旗说，那我也不能这样长期挂着啊！
车间领导说红旗说的有道理，建议红旗自己想想办法，如果红旗自己能够找到接收单位，无论什么地方，车间马上给他办工作调动手续，如果红旗不想干了也行，可以办“居家休息”，还可以办……
车间领导的话红旗听懂了，他的意思红旗也明白了，红旗还想说点什么，但他的鼻子一酸，忍没有忍住，眼睛里就涌出了两行泪水。
走出车间办公室大门，红旗觉得自己仿佛是一枚从弹膛里退出来的子弹壳——在这个车间里，在2#线上，他的价值已经体现了，他的使命也已经结束了——至于他这枚弹壳，飞向何处，落到什么地方，对于武器和战争来说，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红旗不想到时候让别人开他，能够找的地方，红旗都找了，该说好话的地方，红旗的好话也说尽了，但偌大的一个钢厂，十几条生产线，一百多个班组，上千个操作岗位，硬是没有他的落脚点——红旗，一个有二十多年操作经验的名牌操作工，因为左手缺少了两根手指头，没有人愿意要他了。
红旗伤感。
红旗委屈。
百般无奈的情况下，红旗想到了他的兄弟——红旗想到了我跟保卫科长老高的关系，我跟老高的关系让红旗看到了他落脚点——保卫科是机关科室，红旗当然没有资格去想，但保卫科下面有个经警队，是工人编制，红旗认为经警队是他能够继续留在这个厂工作的最佳地方。
红旗把两千块钱塞到我手上，让我走走老高这条线，红旗说他想体面一点离开我们车间。说实话，我不多想管红旗这件事情，兄弟俩在一个车间，当哥的应该照着兄弟才是，可兄弟俩在一个车间工作二十多年了，别说让他照着我了，他能够少给我添点麻烦，就算是我烧高香了。但现在的问题是红旗遇到了他自己解决不了的难处，找到兄弟的门上来了，我如果还无动于衷，那还是他妈的什么狗屁兄弟！
我把两千块钱扔给红旗，答应他，这个忙我一定帮，而且肯定还能够帮得上。
老高在我们车间当大班长的时候，跟我说得上话，关系不错，虽然老高离开这个车间在保卫科长这个位子上多年了，但老高还没有忘记我们过去的那点工人兄弟的感情，平时找他办点什么事，帮个什么忙，只要是他能够办得到的，就没有推辞过，红旗的事情，我想我去找老高说说，老高不会不给我这个面子的。
红旗把两千块钱塞我口袋里，兄弟，现在求人，哪能不花钱呢？
我跟红旗去保卫科办公室找了老高，说了红旗的事，但老高说，别的事情他老高绝对帮忙，但让他老高安排红旗进经警队，谈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