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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以后我在学术领域生活十年,自己也没有寻找到当年那些不计功名纯对思想发生兴趣的同道。他们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似乎集体失踪,一下子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再也找不到了。一九九一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邀集一批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老三届写稿,出版《苦难与风流》一书。我把自己那篇回忆老三届的文章写成了一篇“寻人启事”——
我始终在寻找他们,该不会烟飞灰灭?我读《枫》,枫说他们已去;我读《伤痕》,伤痕里没有他们的印迹;我读《磋跎岁月》,那里面只有漂浮的枝叶。我还是贴一张寻人启事吧,或许他们中会有人路过,能够辨认出自己昔日的足迹?
——你们大多毕业于重点中学,那时一所重点中学的熏染,胜过今天的研究生毕业。从此你们关心精神事件,胜过关心生活事件。即使在一九六八年发烧,别人手里是红小书、绿藤帽,你们手里是康德,是别林斯基。那一年你们卷入思潮辩论,辩论延续至农场,延续至集体户。你们是自愿离城,不是被迫离城,因此不会说这是“伤痕”,那是“磋跎岁月”。后来你们被打散,后来你们又相遇,相逢何必曾相识?一开口,只需问对方精神阅读史,原来还是“六八年人”,还是在同一年度阅读同一类读物!头一年读《震撼世界的十天》,后两年读《落角》,在一九七五年以前,各自都读过《选择的必要》。次年春天好大雪,你们私下传阅《天安门诗抄》。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你们大多选择了文科院校——
后来呢,被专业吸干了?被功名掏空了?还是被某一档职称腌制在某一层书橱里?
早在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以前,你们已经在思考通常是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即使在获得这一身份之后,你们选择的课题也应与早年的问题相距不远。你们是问题中人,不是学术中人。这是你们的命运,注定你们不可能雷同上下两代人。前十年你们有问题,却苦无学理;后十年你们学会摆弄学理,却可能遗忘了问题,更遗忘了勇气。你们有了身份,不能失去自己。学院里的学理,不应该是用来换取学位的,那是同辈牺牲近百人才换来你一个人的思考机会与发言权力。
“寻人启事”寄托了我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寻找那些游弋于体制内外尚未除尽的“余数”,却苦寻不遇的心结。他们理应还活着,之所以隐匿不现,是不是也因为功名利禄的腐蚀才失踪了呢?“民间思想村落”移植进大学,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与正规的研究条件,这是天大的幸运。但是,一旦获得知识分子身份,就直奔学术身份的前程,在接受知识传承的同时,精神灵魂被知识的体制化毒素吞噬,被高高低低的职称“腌制”在高高低低的书橱里——如果真是这样,灵魂被“除”尽,一点“余数”都未留下,我敢说,那就是一代人买椟还珠的悲剧。
没有一个人来揭下这份“寻人启事”。不过,我内心对“六八年人”的感谢与期待还是没有熄灭。我既对他们失望,又对他们怀有旧情,甚至有一种欠债感。如果说我进入学术生活以后,在近代思想史专业领域内还能作点工作,我首先要感谢的就是当年那些游荡在学院大墙外的孤魂野鬼。在我给大学生讲述书本上的思想史之前,是那些“六八年人”——业余思想家,他们以热血书写的思想而不是在纸面上罗列的讲义,给我上了一堂真正的思想史课程。从血管里出来的是血,从喷泉里出来的是水。从此,他们使我能从血肉中感觉得到什么是真正的思想史,什么是三流教授为换取职称而编制的印刷垃圾。
欠债感一直延伸到一九九三年我的博士论文出版。我打破那类出版物序言的写作惯例,写完向导师致谢的一节后,又另辟一节交代论文的最早“灵感”来源,是在进入学院生活以前那段业余性质半地下状态的思想经历——十几年前“六八年人”对我的那场思想启蒙:
从精神履历上说,我属于一九四九年出生的大陆第三代人。这一代人的精神觉醒,大致可以一九六八年为界。那一年正是他们以各种纸张书写他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的年代,也是他们卷入思潮辩论的年代。……我清楚记得,当年上山下乡的背囊中,不少人带有一本马迪厄《法国革命史》的汉译本。从此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难摆脱这样一个精神特征: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思考知识分子的问题。……尽管他们中间后来有人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但是一九六八年产生的那些问题始终左右着他们的思考,甚至决定着他们的思想命运。就我而言,一九六八年问题中最令人困惑的焦点,也就是延续至本书写作时还在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法国革命与中国的文化革命如此相近?
历史实在残酷。“六八年人”中的大多数后来是被牺牲了,或者说是被消耗了,只留下少数几个幸运者能够进入学术环境,以学理言路继续思考六八年问题。也许我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然而可能也因为这一点,我的思考显得格外拖累:既要延续六八年的思考,又要避免对法国革命的穿凿附会;既要尽可能客观清理从启蒙到革命这一段历史的思潮源流,又要为我下一步研究把重心移到中国留下足够的发展脉络;既要坚持法国大革命中高昂的价值理性,又要批判这一价值理性越位逾格所造成的负面灾祸。这三层拖累,尤其是最后一层拖累,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六八年人”来说,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心理代价。在本书写作最困苦、最动感情、又最需要克制感情的日子里,我给友人写信说:“我哪里是在批判卢梭?我是在我自己和同代人的心里剥离出一个卢梭。”
……
可怜荒陇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历史无情,埋没多少先我而知者?天网有疏,间漏一二如我后知者。先知觉后知,是为启蒙;后知续先知,勉为继承。谨以我绵薄之作,敬献顾准先生在天之灵;同时,亦以此敬献我同时代人中的启蒙者、牺牲者,也算是一份迟到多年的报答。
我的论文答辩主持人在看到这一序言后,约我面谈了一次。那次谈话开始时,我还有点忐忑不安。不料老人开口竟说,我关于六八年人的记述打动了他,使他知道了当初在牛棚里尚无法知道的情况。听完老人的那一席话,我极感意外,同时亦自觉惭愧。我们自己敝帚不珍,就在上一代人好不容易开始理解我们当年的思想经历时,“六八年人”自己却正在走向消失。珍惜这一经历的当事人一个一个少下去,理解这一经历的老一辈学者却可能一个一个多起来。这不也是思想史,而且是以现在进行时态在当下发生着的活生生的思想史?
就在我几乎对自己这一代人失望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有戏剧性的故事。一九九四年春节,上海邀请发起全国灯谜大赛,电视台录像向全市转播。荧屏一闪,突然出现一个我打听了十二年也不知下落的朋友的面容。我赶紧去比赛地点找人,一问,却道是刚走一天。几天后,我把这场寻友不遇的感受,写在上海《文汇报》的“笔会”版上:
自从离开那个黄土弥漫的省份,最后还值得怀念的也就是他了。十多年前我们有过一次长谈,分手在灰暗的铁路铁轨边。他有过那样辉煌的思想经历,在当时的思想棋局中,可算得业余八段。他怎么会摆弄起灯谜,而且是大陆唯一的职业谜手?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能放弃那种思想棋手的颠簸生涯吗?这也是一个谜,而且是更大的谜。
我自以为我所有的写作就是为了我的同代人,但是我的同代人大都离我而去。我只能放弃希望,放弃寻找。
少数真正的思想棋手,被紧紧踩在社会的最底层;另一些浮上来的学术明星,并无多少思想可言;这些年越炒越热的“知青热”、“老三届热”,未必能揭示当年另一批人的精神追求;而确实参加过“六八年思潮”的人,也参与了这种实际上是在篡改他们精神轨迹的庸俗合唱;一些成功的“六八年人”,在“一地鸡毛”的伴奏下,满脸油汗地高唱着自己“劫后辉煌”,却把当年真正可贵的“六八年精神”置之脑后。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沉下去,还是浮上来,他们要么是失语,要么是失去记忆,都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面对这幅图画,我只能背过脸去。
我曾想挣扎,最后为自己这一代辩护一次。但是,底气越来越弱,声音越来越轻,终于被内心另一种声音压了下去:
思想史上以一九六八命名的那一页精彩记录,逐渐受潮瘫软,发黄变质。时至今日,它已经像一张废弃的陈旧日历,飘进了城市这个硕大无比的废纸篓。
大多数人进入了灰色的小官吏、小职员状态,正在抱怨生活的不公,要求生活给予补偿。由于具备底层生活经验,洞悉明察社会结构及其组织细胞的各种缝隙,内心深处又解除了当年那种虚假道德束缚,“六八年人”将游刃有余地穿插于各种结构的间隙,从中渔利。新一代社会中坚也许就会这样形成。
新一代社会中坚是灰色的,这是因为“六八年人”的内心世界有过一场灰质化裂变。那场裂变不知道是哪一天发生,但是却可以看见那股世故而又狡猾的灰色一天天从里向外泛出来。当年的思辨能力很少转化为思想史上的精神资源,而是转化为在社会层面上夺取权力资源与生活资源的世俗经验。我们的内心已经结痂成茧,外伤变为内伤,很不透明,甚至难以射进阳光。如果说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历史大限,那么,我们这一代人的大限,就停留在这里。
“六八年人”的精神生命已经死亡。
赋予我们精神生命的那块思想文化土壤,是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给予最善意的估价,只有十七年积累,太贫乏,太浅薄。尽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