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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访问学者，延安市委党校党建室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 李晨）
“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李大钊论思想言论自由·方 宁
李大钊从早期的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思想中有一些根本的核心理念却是一以贯之的，即现代的自由民主人权思想。李大钊既同意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论，又强调民主自由人权思想，并以自由民主人权等现代人类的普世价值观来看待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将其自由民主思想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在诸多的自由权中，李大钊尤重思想言论自由。他强调思想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根本基础，同时思想言论自由又必需与法治宪政相结合，为思想言论自由提供制度保障。现在看来，其思想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人类关系中的完美理想便是自由。”作为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和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是五四前后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以及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主将的普遍共识。自由更是李大钊思想的核心理念，在其价值理论体系中处于最高位置。其整个理论体系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人的解放与自由。在他看来，“近世之文明，解放之文明也。近世国民之运动，解放之运动也。解放者何？即将多数各个之权利由来为少数专制之向心力所吸收、侵蚀、陵压、束缚者，依离心力以求解脱而伸其个性复其自由之谓也。”
与自由相比较，即使民主人权等重要价值也只具有工具意义，是实现自由的必要工具。在生命与自由的关系上，李大钊表示极为赞同西方人所言“不自由毋宁死”的说法，“夫人莫不恶死而贪生，今为自由故，不惜牺牲其生命以为代价而购求之，是必自由之价值与生命有同一之贵重，甚或远在生命以上……盖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需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在谈论自杀问题时，李大钊指出自杀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是“智慧的结果”，与社会环境和文明进步有莫大关系，“社会上发生了自杀的现象，总是社会制度有些缺陷。我们对于这自杀的事实，只应从社会制度上寻找他的原因，研究怎么可以补那缺陷，什么壮烈啦，罪恶啦，我们都不能拿来奖励或诽谤人家处决自己生命的举动。”因此，基于对自由的绝对崇尚，李大钊认为人甚至具有自杀的自由。“人在不与他人以迷惑与烦累的范围内，应该有他处分自己生命的自由。以国家的法律去禁止他、惩罚他、许可他、奖励他，都是不对的。”
李大钊将自由看作是人生的最高价值，而这种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宪政和法治来保障。李大钊早年曾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法知识，后又东渡日本留学，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本科学习，系统学习现代政治法律理论，深受近代自由主义民主、宪政观念的影响，有深厚宪政和法学理论素养，并且时时体现出法律人特有的制度思维模式，即站在宪政的高度上，为人的各种自由权利寻求制度性保障。李大钊努力想扭转中国传统的专制观念，不要总想着如何用法律来限制自由，而要改变思路，考虑宪法如何保障不制定限制自由的法律。在其看来，宪法与自由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宪法上之自由，为立宪国民生存必需之要求；无宪法上之自由，则无立宪国民生存之价值。吾人苟欲为幸福之立宪国民，当先求善良之宪法；苟欲求善良之宪法，当先求宪法之能保障充分之自由。自有英之‘大宪章法’之人权宣言为近世人类自由之保证书，各国宪法莫不宗为泰斗，如身体自由、财产自由、家宅自由、书信秘密自由、出版自由、教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信仰自由诸荦荦大端，皆以明文规定于其中。”宪政是民主与法治的结合，其成立的基础在于追求和保障自由。同时，李大钊并不是绝对的自由主义者，他的自由观是和秩序紧密相连的，不能要无自由的秩序，也没有无秩序的自由。在李大钊看来，自由与秩序根本是并行不悖的。“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只有从秩序中得来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上建设的是秩序。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
李大钊的自由思想具有深刻的实践性。他强调自由必须胜利，胜利则是为了实现自由，而自由与胜利的获得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实现自由与胜利的过程中，还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代价。在《自由与胜利》一文中，李大钊指出：“夫人莫不欲得自由，而离于胜利则无自由；人亦莫不欲获胜利，而离于自由则无胜利。……离于自由之胜利，乃为牛马之胜利，奴隶之胜利，其得之也，不惟不足以蒙其福益，且以增长其主上之恣暴，故胜利之结果等于零度。……自吾人言之，自由与胜利，无论为一国家，为全世界，皆宣爱之，惜之，宝重之，而求所以获之。顾自由与胜利，非能不劳而获自致于吾人之前者，人苟真欲得而享之，则不能不出相当之努力。”他甚至还提出过“宪法者自由之保证书，而须以国民之血钤印，始生效力者也。”
民主自由社会的获得，必须要以自由为根基的新道德为基础，人格的解放与自由是创造新社会新生活的基础。正如胡适所言，“我们不能不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李大钊也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其实就是以个性解放为基础、以独立自由为特征的人格。因此，在他看来，“立宪国民之仪度，当以自由、博爱、平等为持身接物之信条。此等信条人人既深，则其气质之慈祥恺悌、中正和平，必能相为感召，以成循礼守法之风习。”自由平等博爱是他道德理念的基本精神，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
二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李大钊转向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大力引介，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等重要文章和演说。1919年李大钊又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样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长文，逐步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李大钊的自由民主思想并不因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学说而消除，相反，马克思主义正是他实现自由民主理想的重要工具。
在李大钊看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自由不但毫无矛盾，而且还是相得益彰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民主与自由。正是在自由民主这个基础上，李大钊开始接受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并逐步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早就说过：“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因此就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现实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他还强调：“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殊的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利而已。”在法律与自由的关系上，马克思明确表示：“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措施，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措施一样……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获得了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存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马恩还强调他们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与人的自由本质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那将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并且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马克思主义本就是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的，专制与极权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解就是将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看作其思想内涵，同时，对阶级竞争和社会革命的理解也被其自觉地限定在宪政的制度框架之内。李大钊认为：“现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底下，哪里有劳动者的自由，只有少数的资本家的自由，高楼、大厦、汽车、马车全为他们所占据，我们如牛马的劳苦终身，而衣食住反得不着适当的供养。所以我们想得到真的自由，极平等的自由，更该实现那‘社会主义的制度’，而打倒现在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因此，在他看来，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实现真正自由的必然途径，才能真正确保人民的自由和权利。“社会主义是保护自由、增加自由者，使农工等人均多得自由。”
在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上，李大钊认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也就是说，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世界潮流、自由民主等都是一回事。他说，“德谟克拉西（Democra…cy）、伊尔草图克拉西（Ergatocracy）、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精神上有同一的渊源。”因此，社会主义与民主也是并行不悖的。李大钊一贯反对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同时也反对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所以在谈到民主时，他反对使用“统治”的含义，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是如此。1921年李大钊在作题为《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的演讲中说，“现代德谟克拉西的意义，不是对人的统治，乃是对事物的管理或执行。我们若欲实现德谟克拉西，不必研究怎样可以得着权力，应该研究管理事物的技术。德谟克拉西，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要尊重人的个性。社会主义的精神，亦是如此。从前权势阶级每以他人为手段、为机械而利用之、操纵之，这是人类的大敌，为德谟克拉西及社会主义所不许。社会主义与德谟克拉西有同一的源流……凡此社会上不平等不自由的现象，都为德谟克拉西所反对，亦为社会主义所反对。”
在我国近现代诸多马克思主义者中，李大钊属于既接受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又高举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帜，大力宣扬自由民主与人权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这种思想甚至比许多五四同仁都显得更加深邃，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他的世界主义思想和进化论观念。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大都深受世界主义的影响，追求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