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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楼》来，那才是真正的永恒呢！
唐代的谎话大王
■ 李国文
《资治通鉴》记载，“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的秋天，大批蝗虫，自东而西，飞袭而来，蝗群遮天蔽日，所过之处，一片赤地，一切绿色的植物都给啃了个精光。在《新唐书》中，对于这次黄河流域的蝗灾，也有记载。“乾符二年，蝗自东而西蔽大。”
京兆尹，也就是首都市长杨知至，上了一本，奏称：“这次蝗灾，全国波及，托皇上的恩庇，独我们京畿一带，蝗虫虽然也飞来了，可它们不吃庄稼，一只只都抱着荆棘而死亡了。”在朝的宰相们，互相为主祝贺。
实在有点令人匪夷所思。
蝗灾，在《新唐书》中，记录在册者共十八次。唐文宗李昂开成年号期间，共五年，隔一年闹一次蝗虫，荼害无穷。“元年夏，镇州、河中蝗。二年六月，魏博、昭义、淄青、沧州、兖海、河南蝗。三年秋，河南、河北镇定等州蝗，草木叶皆尽。五年夏，幽、魏、博、郸、曹、濮、沧、齐、德、淄、青、兖、海、河刚、淮南、虢、陈、许、汝等州螟蝗害稼。占曰：‘国多邪人，朝无忠臣，居位食禄，如虫与民争食，故比年虫蝗。’”
最后的这个“占”卜，正是遭难不浅的老百姓，用这种诉诸上苍的方式，求神问卦，宣泄怨恨，是对不作为的统治者和各级官僚的一种诅咒。看起来，祸害庄稼的蝗虫是虫，不顾百姓生死的官员们也是虫，在与民争食的本质上，官员和蝗虫是相同的。
历朝历代，都不乏蝗灾，唐朝当然不能例外，不过，同是在都城发生的蝗灾，贞观二年六月，“京畿旱蝗”，唐太宗李世民就不是不作为，而是身体力行地作为的：“在苑中掇蝗祝之曰：‘人以谷为命，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但当蚀我，无害百姓。’将吞之，侍臣惧帝致疾，遽以为谏。帝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至少，他把蝗虫给京畿百姓造成的灾害，放在心中。不可能像这位京兆尹，在朝廷上掀起这种不伦不类的、额手相庆的滑稽场面，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第一，蝗虫已把大半个中国一扫而光，颗粒无收，哭都来不及，何贺之有？第二，蝗虫即使抱树而死，也是“所至草木叶及畜毛靡有孑遗”，吃得无可再吃，给老百姓的灾难，已经造成，稍有良知者，皆能明辨其诬妄，纯系一派胡言，怎么有脸在那里开庆功会呢？
唐到僖宗，已经是衰败的末世，黄巢弄得他的日子很不好过。唯其不好过，就需要打肿脸充胖子，制造出一派大好形势。记得在文革期间，从大字报起，到大串连，到大批判，到文攻武斗，到全国一片红，弄得整个国家的形势，相当的不好。可那些红卫兵小将，造反派战士，偏要负气地唱“就是好，就是好”。一个“就是好”嫌不够劲，再加一个；一遍“就是好”嫌不过瘾，再来一遍。唱多了，唱久了，耳朵便产生听觉疲劳，也渐渐分不出到底是好，还是糟了。
这种在文革中经常见到的敲锣打鼓的庆祝场面，在唐朝乾符二年也出现过的。宫阙殿堂之上，山呼万岁之中，为皇上的洪福齐天，居然连蝗虫见了圣明天子，也统统绝食自杀，以谢国人了，那是多么的光荣，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值得举国欢腾啊！杨知至笑了，在场的众大臣也咧开嘴笑了，因为十几岁年纪还是个顽童的僖宗笑了。在座的除那个傻小子外，大家都明白，这是一个弥天大谎，但说谎者，助谎者，所以有恃无恐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因为僖宗需要这个谎，相信这个谎。
给《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注到这里，回顾唐代的历史说：“杨国忠以霖雨不害稼，韩晃以霖雨不败盐，今杨知至以蝗不食稼抱荆棘而死，唐之臣以蒙蔽人主而成习，其来久矣！”
大臣“蒙蔽人主，其来久矣”，也不光是唐朝才有的现象，在此之前，在此之后，都是不绝如缕的。唐德宗时的一位清廉贤明的宰相陆贽，曾经在上奏里说过：“流俗之弊，多徇谄谀，揣所悦意则侈其言，度所恶闻则小其事，制备失所，恒病于斯。”因为大部分皇帝的耳朵，都患有偏听症，喜欢听顺悦己意的话，而不愿意听到逆耳不快之言。所以，报喜不报忧，便成了帝王周围的人的职业习惯。
说谎，不但是家常便饭，而且成了这些人的生存手段。不报忧，但忧实际存在着，怎么办，就要想方设法地掩饰，隐瞒，于是，只有靠撒谎来蒙蔽皇上；要报喜，而无喜可报，怎么办？就不得不编喜，造喜，制造喜的假象来哄骗主子，一句话，还是要靠谎言。
虽然，说谎话，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弱点之一。大概除了植物人之外，没有人在其一生当中不曾撒过谎。但是，在朝廷之上，在宫禁之中，那些良心大大坏了的政治家，不说谎话，简直就活不下去，再碰上头脑大大坏了的统治者，没有谎话，也是活不下去的。所以，一位西哲说过；“宫廷是谎言的黑暗渊薮”，这是一点也不错的。
当撒谎成为做皇帝的和做臣下的对话方式时，那必然催生下列非谎不可的状况：
一，撒谎的比不撒谎的能捞到好处；
二，撒大谎的比撒小谎的能得到更大的便宜；
三，能瞒天过海，滴水不漏，胡吹海谤，天花乱坠地撒谎，并且做到脸不红，心不跳，面不改色者，能把皇帝老子骗得鬼迷心窍，深信不疑，引为心腹，以作依靠者，那就达到撒谎的最高境界。
这样的撒谎能手，还有什么目的不能达到，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成的呢！
唐朝从太宗时的魏征起，各代都幸而有一两位贤相，魏征死得早，算他命大，其余的，结果都不大好。有的更悲惨，不是杀头，就是贬谪。这给做臣下的长了教训，为了说真话，而付出充军发配，满门抄斩的代价，就不如撒谎哄皇帝开心，还能升官发财，来得实惠了。
陆贽为什么想起来给德宗说这番话呢？也是感触实在太深的缘故。因为在唐代历朝大臣中，若要评选出一名谎话大王的话，这份光荣的桂冠，非他的同僚，德宗当政时的裴延龄莫属。此人撒起谎来，真是风云变色，天昏地暗，其玄虚离谱，其没边没沿，其瞎说八道，其荒腔走板的程度，令人张口结舌，目瞪口呆，闻所未闻，心惊肉跳。而他眼皮不抬，脸皮不动，心定气闲，胸有成竹。
撒谎，到了极限，就是一种艺术了。
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 “上欲修神龙寺，须五十尺松，不可得。延龄曰：“臣近见同州一谷，木数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开元、天宝间，求美材于近畿犹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对曰：‘天生珍材，固待圣君乃出，开元天宝，何从得之？’”
这个裴延龄，当着大庭广众，言之凿凿，说他在山西同州一带，发现很多高达数十丈的栋梁之材，可供陛下盖庙建殿。这当然是鬼话连篇了。李适听后，也犯嘀咕。他知道从他祖父那时起，建宫殿，就无法在京畿（包括山西同州）一带，找到一棵可用之材，怎么可能出现像裴延龄所说的那种情况，难道森林可以像发豆芽菜似的，一夜之间，就能长成参天大树？
虽然历代皇帝，弱智者多，这也是中国有许多昏君、暴君之外，还有更多无能庸君的缘故，不过，这个德宗，至少能知道同州，即今之大荔县，离长安不远，屈京畿之地，从他祖玄宗那一辈，就难以采伐到巨材来盖宫殿，所以表示不信，说明他还不能算最糟的庸君。
但裴延龄敢当李适的面说谎，因为他把握住这位皇帝的弱点，好虚荣，图声名。“天生珍材，固待圣君乃出”，如果你坚持说同州没有树，那就等于承认自己不是圣君，如果你不想认为自己不是圣君，就得默认同州有树的事实。于是，李适便何乐不为地当这个圣君呢！
同一年，这位说谎大王，又上奏一本：“左藏库司多有失落，近因检阅使置簿书，乃于粪土之中，得银十三两，其匹段杂货百万有余。此皆已弃之物，即是羡余，悉应移入杂库，以供别敕支用。”胡三省注云：“匹段杂货，使在粪土之中，已应腐烂不可用，虽甚愚之人亦知其妄诞也。德宗不加之罪，延龄复何所忌惮乎！”
德宗竟然相信这类到了连常识都不顾的谎话，也真让人咋舌。可见古往今来的皇帝，很容易被一些巧言令色的骗子包围蒙蔽，而上当，而执迷不悟，直到民不聊生，国破家亡，到上断头台为止。丹麦的安徒生，写过一篇《皇帝的新衣》，在外国，叫童话，在这里，童话就成为荒唐的现实。那个裁缝骗子以无作有，装模作样，不过只做一袭皇帝的新装，比这个裴延龄，在粪土下发现百万有余匹杂货，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所以，皇上一旦喜欢听谎，老百姓也就水深火热，只好没脾气了。
到底不愧为撒谎冠军，就在前一年，他已经充分展现了瞪眼说瞎话的专长。“京城西污湿地生芦苇数亩，”可到了他的嘴里，这数亩地变成了“长安、咸阳有陂泽数百顷”。并且奏称：该地“可牧厩马。”从数亩到数百顷，这种荒唐的膨胀系数，让唐代那些天马行空的诗人，都不得不佩服这位谎话大王的想像力。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大跃进，放卫星的神话年代，想起那“亩产万斤粮，炉炼万吨钢，超英又超美，公社万年长”的红旗诗歌，想起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说到底，也跳不出中国人习惯了的，比谁更能说谎话的比赛罢了。
到了恢复理智后的现在，我们翻出当时的旧报纸，旧杂志，旧图书，看到那些沸沸扬扬的套红大字标题，无论编造奇迹的人也好，无论相信奇迹的人也好，一定会觉得当时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行径，是多么可笑的了。
结果，德宗还信以为真，还挺当回事，还派有司到那里去阅视。回来一汇报，哪里能放养牧马？纯系天方夜谭，根本没有这回事。本是该追究他欺君之罪的，可是德宗不了了之。正因为有这把大保护伞罩着，他才肆无忌惮地“恣为诡谲，皆众所不敢言亦未尝闻者，延龄处之不疑。上亦颇知其诞妄，但以其好诋毁人，冀闻外事，故亲厚之。”
有说谎者，必有信谎者。唯其有信谎者，说谎者才得售其奸。若无信谎者，说谎者没有市场，谎言也就寝息。可是德宗皇帝信谎，需要谎，这种供求关系，决定了斐延龄在他的位置上得其所哉，谁也奈何不了他。
陆贽早就对德宗说过，裴延龄是“诞妄小人”，不可用，“用之交骇物听”。到了这种地步，他不得不上书，直抒己见：“……移东就西，便为课绩，取此适彼，遂号羡余，愚弄朝廷，有同儿戏。”也许是气急败坏的缘故，竟语不择句，把德宗比作了秦二世。他说：“昔赵高指鹿为马，臣谓鹿之与马，物理犹同，岂若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
然而，德宗的耳朵，和其他许多皇帝一样，也患严重的偏听症，自然听不进去这番忠言。而那个集吹牛、撒谎、胡说八道与恬不知耻于一身的裴延龄，照旧当他的官，撒他的谎，拍他的马，悠哉游哉。忠诚正直的陆贽，却不得不吞下一个单人独骑，逐出长安，踽踽孑行，贬往远州的苦果。等到德宗驾崩，顺宗接位，才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