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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好战的将帅们是勇敢吗？作者写道：“我真爱听把一个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而使千百万生灵遭受涂炭的征服者叫作恶魔。”而那些只是为了多添一颗星或是多拿三分之一薪金，就愿意立即挑起一场战斗、杀死上百个人的军官也都是“小魔鬼”。
作者也写到战争间隙中的收尸。几小时以前还满怀形形色色崇高或渺小的向往的人们成了几百具鲜血淋漓的尸体，四肢僵硬地躺在棱堡和堑壕分开的那带着露水的、鲜花盛开的山谷里。双方休战，各自的士兵到战场上来收集己方的尸体运走。双方成百上千的士兵彼此交谈、相视而笑，互相帮助，但不久又回到各自的阵地，收起白旗后就将要互相杀戮。这些人谁是恶人呢，谁又是英雄呢？
所以，作者说他常常有一种奇想：如果交战的双方各自向对方建议都从军中撤走一名士兵，那会怎样呢？如果双方同意，就这样不断撤走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直到双方的军队里都只剩下最后一名士兵，就让他们来厮杀和决定胜负，那会怎样呢？这像是奇谈怪论，但并非就不合理，两万对两万、八万对八万、为什么就不可以一对一的决战呢？托尔斯泰认为，它甚至更合理得多，因为它更人道。
这个主意许多人都想过，甚至也部分地实行过——比如古代战争首先由将领或勇士在阵前交战，大战数百回合，而他们的厮杀往往也决定这一仗的胜败；但战争还在继续。也许应当由最高决策者来一对一地决斗，那样才可以真正验证他们的勇气。
一个阅读者的内心独白
■ 潘小松
一本很时尚的杂志2006年1月号随刊赠送漂亮的烟盒。我对时尚并不太热衷，却因为喜欢那烟盒而买了这期杂志。人消费的非理性由此可见一斑。消费世界是无序的，所以不喜欢时尚的人买时尚类杂志也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我对金融大亨的故事所知甚少，却无意间在这本杂志里读到关于索罗斯生平的一篇文章，并且还很喜欢它。索罗斯说：世界是无序的；人只能在无序中求生存。我的感觉是：眼下的阅读也是无序的。阅读的无序也反映世界的无序和消费的无序。所不同的是：阅读的无序很可能是阅读活动比较高的境界。法国人管意识流文学手法叫内心独白。这两个词儿中文的翻译都说得过去，所以不用附上英文法文，如此我们自己的语文显得干净利索点。乔伊斯和普鲁斯特都认为人的内心活动是无序的，所以反映内心活动的文字不应该有序。我至今不明白那块小马德莱娜蛋糕怎么就孕育了长河一样篇幅的《追忆逝水年华》。普鲁斯特有一个说法我倒是承认的：只有记忆中留存的东西才有文学价值。照此推下去，其实也只有在记忆中留存的阅读才算是阅读。假如需要回头核查，就意味着至少那一遍的阅读效果就不十分好，或者是书写得没有好到让人记住，更或者阅读的人对那一部分要核查的内容兴趣有限。我常常发现躺在沙发上构想文章的时候，思绪和看过的书的内容如行云流水般顺畅；一旦要引用书里的东西尤其是要核查出版机构和出版年月之类，文字就艰涩阻碍起来。假如读者发现我们卖文稿的人文章越写越不好看，一部分原因要到这里去找。特别是要告诉别人读什么书和自己在看什么书的写文章的人，这方面麻烦更大。阅读其实跟吃饭喝水一样有餍足的时候。即便是跟九天仙女谈恋爱，也有够的时候。因此，也是阅读者的你，怎么能指望另一个阅读者每天都能给你指出美女的身段哪一块最有韵致呢！你只能劝他节食，找找味觉，再给人推荐美食不迟。
编辑为稿子的事情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在北京最繁华的地方努力寻找一个能找到阅读的味觉的角落，帆布挎包里揣着本法国戏剧家居歇的《全集》。突然发现一段时间以来我的阅读真的全然无序。我并不太通法文，然而这种似懂非懂于我有春风沉醉的愉快，至少感觉比不好看的英文有韵致。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我从很少在工人体育场举办的书市上一口气买了约四百本法文旧书，这些书半个多世纪以前属于北平法文俱乐部。这些书将考验我一辈子能不能把法文学通。说实话，法文通不通在我并不重要，我只是想看看对旧书是否还是那样有兴趣。怀旧的人会毫无道理买下一本俄文的《米丘林选集》，就因为他小时候读《边疆晓歌》，小说里的青年人是带着《米丘林选集》去云南拓荒的。学院派文学批评家恐怕怎么也不会在他们的审美理论里加上这种元素。文学作品的意义许多其实是这样产生的。在答应编辑写稿子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好写什么东西。最近一段时间真的在给脑子放假。找不到感觉的文字是决意不写了。诗人艾青说：“我有一支芦笛，拿法国大元帅的手杖也不换！”我正想找回那支属于我的芦笛呢！人的阅读如果缺少了写文章之类的目的真的是无序的。碎片式的阅读或者更能培养真知灼见也未可知。我在寻找那个适合阅读的角落之前刚拆了邮包，是出版社寄来的《艺伎回忆录》。此前我扫过一眼电子版。说实话，除了那篇作者写的序，我对此书的兴趣并不大。那个研究英国文学的小泉八云写过一本《陌生的日本掠影》（1927年伦敦版），里面一篇“舞女的故事”也讲艺伎的生活。这篇文章倒是叫人看了难忘。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时下这一本书畅销？这里涉及阅读心理。现代人因为文明社会的种种规则和约束，某些领域的生活永远只能间接地体验。这是大家想了解“艺伎”生活的原因。我们这一代人是看过《望乡》的，看过《望乡》的人会觉得《艺伎回忆录》缺少切肤之痛。换句话说，作者缺少一线生活的体验。
遵循不回头核查的无序阅读原则，我只想谈谈近期读过而又有印象的书籍。比如莫洛亚的《我个人的宇宙》（1932年英文版）。莫洛亚的传记作品傅雷先生翻译过。国文底子深厚的曹聚仁先生眼里是不太有人的，然而他服膺的少数几个洋人里除了房龙，就是莫洛亚了。曹先生在《我与我的世界》把莫洛亚放到影响他人生哲学的人这样的高度来介绍。我查了一下老的《韦氏人名词典》，发现《我个人的宇宙》并不见著录，看样子不算他的代表作品。《我的个人宇宙》其实是这位法国作家的随笔，讲的是英伦和北美的事情。有一部分干脆就是他的英美日记和给青年读者的信。我对这本书的兴趣一半来自英语专业的本能，一半来自这种不刻意构架的随笔方式。除了围着火炉和美国学生谈法国文学，这本书的魅力要数流畅的语言了。好的文学是真的不要去译它的，翻译的代价是失去阅读的韵致。我发现有多少好书是从来也没有被“盗火种的人”窃取过来的。因为“盗火种的人”机会有限，眼界有限，生命更是有限。一个人穷其一生其实是连我书房里的书也绍介不完的，何况人间所有的有文字的语言文学所承载的东西。我曾经羡慕那个背着书在山路上行走的人，现在终于想劝他把行囊放下，让自己喘息一下，坐下来无目的地翻看一下行囊里的书籍。一本摊在地上的书和摊在书桌上的书一样令人向往，只要你不是还没有读就想着写文章。
“往事”
■ 朱伟一
儿子作文写砸了。主要是跑题，东一榔头，西一棒，没有重点，像没有对准焦距拍出来的相片。我同儿子讨论了半天，左思右想，还是不知道如何改才好。最后两人一致认为，这个题目就没有办法写好。什么题目？“往事”。
往事通常是难忘的事，会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或是爱或是恨，也可能是启示某种哲理。往事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这就难为小学生了。人大概是四五岁记事，六七岁明白事理，开始学习——否则为什么定这个年龄上小学？12岁的小学生，哪里有什么往事可以追忆？连圣人孔子都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圣人尚且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求一个12岁的小孩写一篇深奥的文章呢？
北京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本（上册，2005年）对作文“往事”的要求是这样的：“记述以往的故事，将最难忘的故事写下来，努力回忆那些曾经感动过自己的细节。”课本还有五篇范文：《我的伯父鲁迅先生》《花脸》《荷塘》《报纸的故事》和《母亲的纯净水》。五篇中没有一篇公认的名作，不知为什么人选。为什么不选鲁迅的《藤野先生》？那才是记叙往事的经典。不错，五篇范文写了往事，但作家都已步入中年，自然要感慨人生，自然是要追忆往事。少年没有往事可以追忆，恐怕多数青年也没有往事可以追忆。
那么改一改题目，改为《一件难忘的事》如何？还是不好，还是需要胡编乱造。同事的孩子上中学了，有篇作文写的不错——作文题目就叫《一件难忘的事》，说的是他亲眼看见小区内几个顽童残忍地杀害了一只小鸟。选题不错，确实是一件难忘的事。只是孩子私下承认，故事完全是他编造的。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既要有意义，思想又不能出格。那就只能胡编乱造了，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关爱动物的好孩子（比以前是进步了），再编几个残害小鸟的坏孩子。这种写法使人想起了“文革”，“文革”中写文章就是要胡编乱造。
其实，周围可写的事不少，堵车、享有特权的小车、上访人群、空气污染，还有沙尘暴，都会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影响。但这些都是反面故事，写了容易引起争议，很可能过不了关。我们并不允许自己孩子有多少自己的想法。比如，今天看到长城，我们就只能感到骄傲，只能看到中华民族的伟大。我们能不能悲哀呢？长城是用我们先人累累白骨堆砌而成的。长城是暴君的产物。如果我们的先人不是秦皇，而是那些累死或被打死在长城工地上的劳工，我想他们多半会说，不要修此长城，胡人打过来也不要修此长城。胡人再残暴，还会比秦皇更残暴吗？这样的观点学生敢写吗？如果学生敢写，改卷的老师敢不敢给高分？写不出来怎么办？写不出来就编，胡编乱造。于是，从小学就学会说谎，说起谎来面不改色心不跳，长大了也是靠说谎取胜。
我们希望有创新，但创新需要反叛。反叛才有批判性，有批判才有创新。如果因循守旧，机械模仿，哪里会有什么创新？如果伽利略没有向教皇提出挑战，我们今天还可能以为地球是圆的。如果没有一个猩猩首先直立行走，我们今天还可能住在树上。教育下一代很像是领跑，师长领着孩子跑一程，随后便退在一边，看他们自由地飞翔。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后代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