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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的一个黄昏，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给她留了言：我是个杀人犯，想去自首，你能陪我去吗？她的心一颤，一下子牢牢记住了这个陌生的手机号码。
以后几天，他又连续发来了多条短信。从他的短信中，她逐渐知道了他的事：因为他的老婆生性风流，与人私通，他一怒之下杀死了那个男人。自知罪责难逃，便只身逃亡在外。好在他有一手绝好的种梨本领，为了不至于流浪，他靠给别人种梨树以维持生活，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他说：“这样的日子我不想再过下去了，我想去自首，希望你能陪我去，好吗？”
他终于不再仅仅满足于短信交流，而是开始给她打电话。
她听到了一口浓重的陕西方言，他们之间的距离又一次拉近了。她说：“还是我给你打电话吧，长途电话费挺高的。”他说：“我怎么能让你花电话费呢？你能听我说话，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她问他准备什么时候去自首。
他说：“等梨树的第二拨虫药洒过之后就去。因为如果不治了这拨虫，梨树将没有收成，主人就会损失惨重的。”他激动地述说着，她听着，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4月1日的早晨，她还没有起床，便接到了他的电话。这是他已经干了半天活后从果园里打来的。他说：“第二拨虫药已经洒过了，等不到第三拨治虫了。我已买好了去北京的车票，明天就能见到你了。”他显得无比兴奋，她也是特别高兴。
他们约好了在她电台门口的传达室见面。
第二天上午10点半，她和两位同事在传达室里见到了他。他穿着胶鞋，一身很旧的牛仔工作服，每个指甲缝里都残留着泥土屑，憨憨地笑着。他说：“我来了。很高兴你信任我，没有现在就带警察来抓我。”
她把他带到附近的小吃店，给他要了两大碗馄饨。看着他狼吞虎咽地吃着，她的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吃完馄饨，警察来了。他把手一伸：“来吧，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他的脸上无比坦然。他回过头来，又对她说了声：“谢谢你！谢谢！”
这是从一档电视访谈里看到的节目。他叫袁炳涛，陕西人。她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夜航》节目的主持人向菲。
在采访向菲的时候，我几次看到了她红红的眼圈里闪动着泪光。那是一种被信任而感动的泪花。那一天，我也哭了。
袁炳涛原本是个善良诚实的农民，是偶然地失足让他成了杀人犯。他以为自己的世界完全塌了，他已成了一个被所有人所不耻所唾弃的罪人。他的心灵是孤独的、卑微的。可是当他听到了向菲的节目，听到了她真诚的话语，他的心灵又开始复苏了。为了与她交流，他省吃俭用专门买来一部手机，她是他唯一的听众。他将自己的心扉毫无保留地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敞开着。只因为，他信任她。
信任，使他完成了从卑微堕落到迈向光明的关键一步。而她与他素不相识，却凭着电波里的声音，轻易地，便击破了他心灵的防线。
信任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也许，只是几句坦诚的话语，便能打开一扇紧闭的心门，改变一个人的人生。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2期
一个贫穷的小提琴手
作者：凡华
在繁华的纽约，曾经发生了这样一件震撼人心的事情。
星期五的傍晚，一个贫穷的年轻艺人仍然像往常一样站在地铁站的门口，专心致志地拉着他的小提琴。琴声优美动听，虽然人们都急急忙忙地赶着回家过周末，还是有很多人情不自禁地放慢了脚步，时不时地会有一些人在年轻艺人跟前的礼帽里放一些钱。
第二天黄昏，年轻的艺人又像往常一样准时来到地铁站门口，把他的礼帽摘下来很优雅地放在地上。和以往不同的是，他还从包里拿出一张大纸，然后很认真地铺在地上，四周还用自备的小石块压上。做完这一切以后，他调试好小提琴，又开始了演奏，声音似乎比以前更加动听更悠扬。
不久，年轻的小提琴手周围站满了人，人们都被铺在地上的那张大纸上的字吸引了，有的人还踮起脚尖看。上面写着：“昨天傍晚，有一位叫乔治·桑的先生错将一份很重要的东西放在了我的礼帽里，请您速来认领。”
人们看了之后讨论纷纷，都想知道是一份什么样的东西，有的人甚至还等在一边想看个究竟。过了半小时左右，一位中年男人急急忙忙跑过来，拨开人群就冲到小提琴手面前，抓住他的肩膀语无伦次地说：“啊！是您呀，您真的来了，我就知道您是个诚实的人，您一定回来的。”
年轻的小提琴手冷静地问：“您是乔治·桑先生吗？”
那人连忙点头。小提琴手又问：“您遗落了什么东西吗？”
那个先生说：“奖票，奖票。”
小提琴手于是就从怀里掏出一张奖票，上面还醒目地写着乔治·桑，小提琴手举着彩票问：“是这个吗？”
乔治·桑迅速地点点头，抢过奖票吻了一下，然后又抱着小提琴手在地上疯狂地转了两圈。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乔治·桑是一家公司的小职员，他前些日子买了一张一家银行发行的奖票，昨天上午开奖，他中了五十万美元的奖金。昨天下午，他心情很好，觉得音乐也特别美妙，于是就从钱包里掏出五十美元，放在了礼帽里，可是不小心把奖票也扔了进去。小提琴手是一名艺术院校的学生，本来打算去维也纳进修，己经定好了机票，时间就在今天上午，可是他昨天整理东西时发现了这张价值五十万美元的奖票，想到失主会来找，于是今天就退掉了机票，又准时来到了这里。
后来，有人问小提琴手：“你当时那么需要一笔学费，为了赚够这笔学费，你不得不每天到地铁站拉提琴。那你为什么不把那五十万元的奖票留下呢？”
小提琴手说：“虽然我没钱，但我活得很快乐；假如我没了诚信，我一天也不会快乐。”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2期
有一种情，叫相依为命
作者：萧音
一
第一次见到良子哥的时候，他12岁，我9岁，他上四年级，我上二年级。他的个子经我高出整整一头，脏兮兮的样子让人看了极不舒服。
良子哥喊我妹妹，我却不喊他哥哥，我喊他的名字李国良，或是干脆叫他“哎”，在我心里，他只不过是我家收留的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而已。
我父亲当时是村上的民兵连长。1982年，村上搞联产承包，父亲和母亲一起承包了村南的一片苹果园，父亲能干，又懂技术，我们家苹果的产量比一般人家的都高，日子过得在村上数一数二。
然而，好景不长。1984年夏天，父亲从果园锄草回来，到村西的河里洗澡，一个猛子扎下去就再也没能上来。后来，家里的一个远房亲戚给母亲介绍了继父。继父家里很穷，好不容易讨上媳妇，媳妇却因为忍受不了贫穷跟一个倒卖粮食的外省人跑了。于是，从那天起，继父和他的儿子开始了艰难的生活。
因为苹果园里缺人，父亲过世后的第二个月，继父便来到我们家，我和母亲住东屋，继父和良子哥住西屋。
继父是个很能吃苦的汉子，整天泡在果园里，晚上也不回家。
母亲忙得有时顾不过来，便给我们俩每人5毛钱，在学校的小卖部里买烧饼吃。小卖部的烧饼是老板从镇上买来的，有时当天卖不了隔一夜便馊了，老板心黑，把前一天放馊的烧饼混在当天进来的新烧饼中一起卖。因为常常买到馊烧饼，后来良子哥便干脆学着做饭，刚开始时，他经常做糊，即便他把不糊的饭菜给我吃，自己吃糊的，我也不愿意理他。
学校离家里有三里多远，要翻过一座山梁，山上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和半人高的蒿草，有时还会听到不远处的狼叫。母亲不放心，让我和良子哥一起上学，并嘱咐良子哥照看好我。我不愿让同学们笑话良子哥的那张黑脸，良子哥第一次帮我背书包时，我狠狠地甩开了他，自顾自地向前走。所以，每次上学我们两个经常保持着十几米的距离。
二
夏日的一天，放了学我做完值日，同村的人早回家了，我和良子哥背着书包一前一后地往家走。走到半路上，天突然暗了下来，云层很低，黑压压的，连不远处的村子都看不见了。一直跟在我身后的良子哥，突然跑上来拉起我的手往家的方向跑，我吓得不知所措，只得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他跑。
刚跑了十几米，天上突然掉下冰雹来，先是玉米粒大小的冰雹稀稀拉拉地落下来，眨眼间，变成了鹌鹑蛋那么大，良子哥一把把我推到路边的岩石下，两手抱着头，下巴抵着我的脑袋，整个身子压在我的身上。这样过了足有十分钟，天空才渐渐有了亮光。冰雹过后，只剩下雨，我从良子哥的身子下挣扎起来，看到地上到处都是冰雹，足有十多厘米厚，我推了推良子哥，这才发现他的上衣背后都是血，血水混着雨水不停地从脑袋上往下淌。良子哥蜷缩在地上，紧皱着眉头，牙齿不停地打着架。
我不知所措，吓得站在雨中哇哇大哭。
不一会儿，母亲披着一条麻袋赶来了，一见良子哥的样子，母亲一把将自己的上衣扯下一大块，手忙脚乱地缠到良子哥头上，然后将麻袋搭在他身上，蹲下身背起良子哥就往镇上跑。
四五里的山路，到处都是冰雹，母亲背着和她个头差不多的良子哥，一口气跑到了镇上的医院，路上鞋跑丢了都没有发觉。
母亲的老寒腿便是那时落下的，直到现在，每逢阴天下雨，母亲便不时用拳头去捶自己的膝盖。后来，每每说起那天的事，良子哥的眼圈都红红的。
那一年的冰雹，把方园几公里的庄稼全毁了。瞅着园子里被冰雹打折的树干和落了一地的青果，继你只得把果园重新修理了一下，在树档间种上了黄豆。
1990年，我15岁，家里园里的承包合同到期了，有人给村长送了礼，加之继父是外来户，村里便把果园包给了别人。继父气得几天吃不下东西，那段时间，夜里常常听到继父和母亲的叹息声。没有了果园，继父从集市上买了几只羊，一边种地一边放羊，日子虽不如从前宽裕，但也能凑合。
1991年冬天，继父在后山上放羊，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胳膊折了。到县城的医院拍CT时，竟然在继父胳膊骨折处发现了癌细胞，医生说这种病是因为长期接触农药感染造成的。想到那些年继父天天背着药桶给苹果树喷药，有时天热连衬衫都不穿时，母亲追悔莫及。医生给继父做了手术，把胳膊上那段病变的坏骨头锯掉，然后，抽了一根肋骨接上，但手术并没有留住继父离去的脚步，第二年麦收时，继父还是离开了我们。
继父的死，让我的心一下子空了许多。我很清楚，继父的病把家里的积蓄都用光了，以现在的家境，母亲肯定无力供我们两个人同时读书。而良子哥马上面临高考勤，我担心一旦他考上大学，母亲肯定会让我退学的，我很了解母亲，这样的决定，她做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