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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无私奉献，申奥才能成功！
这就是申奥人；
这就是申奥人的工作和生活；
这就是申奥人的精神和风格！
2、主席台上的空椅子
2001年元旦，凌晨4点多了，我抓紧时间和衣躺在沙发上休息一下。没想到这一躺下误了一件事。
那些天，为了利用一切机会加强宣传工作，奥申委策划了一个活动，利用顾拜旦诞辰138周年，召开一个“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暨顾拜旦诞辰138周年报告会”。报告会开幕式定在1月1日上午九点，在北京中华世纪坛。说来也巧，这天正是奥林匹克的奠基人顾拜旦老先生的诞辰纪念日。我们用学术会议的形式宣讲奥林匹克很有意义，让国际体育界了解，我们不仅是要轰轰烈烈地宣传，我们也在理论上进行学术探讨，把奥林匹克引向深入。这是一个很好的向世界宣传的机会和形式。因此，奥申委领导对此十分重视，曾开过多次会议进行研究筹备，并决定放在中华世纪坛召开，以扩大宣传影响。
2000年12月31日下午，办公室秘书处处长曹秀云特意来到我的办公室，通知我：“明天一定到会参加开幕式，刘淇等领导都出席，主席台都安排好了，千万别晚了。”我说：“好吧，我一定去。”
那天早上，我躺在沙发上翻了个身，一睁眼，坏了！八点半了。我猛地一起身，差一点掉到地上。“不对吧？时间怎么这么快？我才刚刚躺下呀！”我冲进卫生间，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完毕，出来后看表只有不到二十分钟了，我无论如何也赶不到世纪坛了，再从卫生间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尊容，我彻底打消了赶到世纪坛去的念头。
中午，曹秀云回到新侨后，直接来到我的办公室，冲我发了一通牢骚。我只有连连的道歉。
晚上，各媒体都进行了重点报道，在录像和照片上，我看到主席台上非常显眼地空了一张椅子，因为那次会议的主席台没放桌子，只放椅子。小曹说：“这张照片很遗憾，因为空着一把椅子，那把椅子一直给你留着，以为你能赶来。现在只能成为历史的‘遗憾’了。”
直到现在，我偶尔在宣传申奥的材料上看到这张照片，就会想起那天小曹生气的样子。
3、呼救110
我的身体一直很好，现在仍坚持每周至少打两次网球。但申奥那两年正赶上胃不好，一不注意就犯病，疼起来就要命。那还是1998年在广西挂职期间抗洪抢险时得的病。病没好，1999年回来就赶上了申奥。一直没有好好到医院看病。
但从此，我的胃就经常疼，有时疼起来要命。申奥开始后，我总是随身带着颠茄片，疼时就吃一两片。
2000年10月的一天，胃难受了一整天，中午饭也只喝了一点汤。因晚上要去亚运村那边一家公司谈有关《申奥报告》的事。到了下午五点多，胃还疼，我就洗了一个热水澡，觉得舒服多了。看到大家都很忙，我就没有叫别人陪着，一个人开车上了路。没想到走到半路，胃又开始疼，而且越疼越厉害，浑身又开始冒汗。我坚持着，两手紧握方向盘，睁大眼睛直视前方。当我在东三环行驶了一段路后，终于坚持不住了，恍恍惚惚把车开到辅路上，停在了路边。
当时感觉疼得快要不行了，头也昏沉沉的、眼睛也看不清楚。我想，不能在这等死呀！趁脑子还清楚，我要呼救。我拿出手机，拨通了110，那时，脑子里只记得这个号。
“快来救我！我快不行了。”我迷迷糊糊对着电话有气无力地说。
电话里传出声音，但我听不清楚。
“快来救我！……快来救我！……”我重复着说。
忽然我听清了电话里的声音：“你在什么地方？！你在什么地方？！”
“我，我在，我在……”我竟然说不出自己在什么地方。我使劲看窗外，眼睛好像不受大脑支配了，怎么也看不出外边的景象，分辨不出这是在什么地方……
“你在什么地方？！你在什么地方？！……”电话里还在喊着。
我还是说不出这是在什么地方。
过了一段时间，我想，不能这样下去，要找一个能说出是什么地方的路段才行。我硬撑着又把车开上了路，速度很慢，晃晃悠悠，后面的车不耐烦地按着喇叭，从两边不断地向前面冲去，我什么也顾不上了，谁要撞我就撞吧。一边走一边看，直到看见安贞桥，我才认了出来。想停下来，但不好找地方。到安贞桥向右拐，再往前走，就快到奥体中心时，我想，到奥体中心大门标志比较明显。到路口一看，忘了并线，车还在直行线上，后边的车一个劲儿地按喇叭。“继续往前开吧，”我想着，车就上了安慧桥。这时，脑子里反应过来已经快到公司了。
我拼命坚持着，终于把车开到了我要去的那家公司院里，拨通电话：“快下来帮我，我不行了。”
很快，公司的顾总和一个小伙子下来了。我看见他们手里还提着暖水瓶，他们想得真周到。我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心里好感动，似乎清醒了许多，但还是疼痛难忍，大冷的天气，汗水却湿透了全身。
“赶快上医院，会开车吗？”顾总问那个小伙子。
“不会。”小伙子回答。
真不巧，公司的车出去办事还没回来，会开车的人都没在。一个小伙子跑着到外边街上叫了一辆出租车，和顾总一起，把我送到了中日医院急诊室。
当时天已经较冷，我穿的两条裤子，里面的线裤和外边的裤子都湿透了。
大夫问：“你是不是掉到水里了？”
我说是出汗。大夫说：“马上做心电图。”
后来又检查、验血，最后输液。结果那晚上一直折腾到夜里12点多，才离开医院。其实到医院后已经不那么疼了。大夫让我住院治疗，但那时我怎么可能住院呢。
只要不疼，就跟好人一样，只是身体感到虚弱些。我们回到他们公司，由于我一天没怎么吃东西了，感到有点饿，大家也都饿了，就泡了几袋方便面，我吃了一小碗，很香。一边吃，我和顾总一边讨论《申奥报告》的一些问题。三点左右，我开车回到家。睡了一觉，早上八点半又赶到新侨饭店上班，因为上午九点要开会研究有关奥运会的安保、交通和场馆问题。
4、吃4片颠茄没管用
还有一次，大约是12月的一天。那天由于工作太忙，大家都错过了到新侨饭店员工餐厅吃晚饭的时间。到晚上9点多钟，我对大家说：“走，我请你们吃牛肉面去。”我们开车来到了位于红桥的大王牛肉面馆。那时我们经常去那里吃牛肉面，一是比较快而且实惠，六元钱一碗面，加几个小菜就搞定了（当时我们加班都是没有任何报酬的，吃饭也是自己花钱，因此，我经常自己掏钱请大家吃便餐）；另外交通也比较方便。我们一人要了一碗牛肉面，点了几个小菜。当我吃了还不到一半的时候，胃又疼了起来，而且越疼越厉害。
为了不让大家担心，我假装镇静说：“我吃完了，先到车上休息一会儿，你们慢慢吃。”到车上后，很快又是疼得受不了了，身上的衣服又被汗水湿透了，抱着肚子在车里打滚。
其他人吃完饭到车上一看我这个样子，吓了一跳，都说赶快上医院吧。我说没事，疼一阵过去就好了。
过了一会儿还不见好转，我说：“李辉，你去花市药店给我买点颠茄药片吧，那个药止痛很快。”最近发了几次病，我随身带的颠茄药片没有了。
李辉是个很能干而且很踏实的小伙子，他跑着去花市药店，很快就回来了。我吃了两片，但奇怪的是这次吃颠茄没管用。我又吃了两片，还是不行。结果大家就直接把我送到同仁医院了。大夫听说我吃了四片颠茄，非常严厉地说：“千万不能再吃颠茄，容易误诊，弄不好要死人的。”那晚上基本跟上次去中日医院一样，检查、化验，没查出来什么问题，最后我也不疼了。大夫还是让我住院，但我还是没住。折腾了大半夜就回新侨了。
我特别感谢奥申委的同事和战友们在我发病时对我的照顾。
对于我在外边几次发病的情况，我爱人和儿子一直都不知道。
我不想让他们为我着急。
5、怀念战友
在我开始写此书时，听说老顾去世了。是2006年春节前，在一次请离退休老同志的宴会上，听文制中说他因病在上海老家去世。我非常难过，本来还想找时间同他一起坐坐，回忆一下第一次申办奥运会的事情。
在奥申委成立时，我曾建议由老顾担任总体部部长，我可担任副部长。但老顾认真地说：“不，我老了，应该让你们年轻人担重担。我可以当顾问。”领导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就一直担任总体部的顾问。我那时跟他开玩笑说：“老顾，老顾，你可要经常光顾啊。”
事实上，老顾每天都按时来奥申委上班，我们经常一起研究工作，一起加班加点，一起走过了两年半难忘的日日夜夜。工作之余，我们还向他学过打桥牌，但由于工作太忙，只学了两三次就停了。真后悔那时没有好好学习打桥牌，到现在我也不太会打。
记得有一次我们到他家去，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他住在左家庄，是国家体委的宿舍，很小的两居室，也就是五六十平米。一看家里就是不常有人去的那种，虽然屋里比较干净，是上海人的特点，但总觉得屋里少点什么。后来才知道，老伴不在北京，常住上海，因不习惯北方的气候。老顾说，我已经退休了，本来可以回上海好好安度晚年，与老伴团聚。但申办奥运会是我们体育工作者难得碰上的机遇，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如果能亲眼看到申奥成功，别说生活苦点，就是少活几年，我也愿意。第一次申奥结束后，听说他回到上海了。
多年后，2001年下半年，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后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在国家体育总局的办公室门前，他瘦了很多，但还是那么精神，那么有风度，还是带着那特有的、稳重的微笑。我很高兴，在体育馆路上的一个小饭馆请他吃了一顿很简单的饭。他吃得很少，也没有喝酒，但我们聊了许多。看得出来，他很高兴。他说：“你们是功臣，申奥成功不容易呀！我真替你们高兴。”我说：“老顾，别这么说，你才是功臣，第一次参加申奥的人都是功臣，人们是不会忘记的。”他苦笑着说：“你这样说，我已经很知足了，你没忘记历史，这很难得。很多人是不尊重历史的。我干了一辈子，谦虚了一辈子，退休后才明白过来，我的缺点是太老实了。这次是专门来看你的，我们能相识，并有过一段共同申办奥运会的经历，是很难得的。这次能见到你，我很高兴。你还年轻，一定好好把握未来。”从老顾嘴里说出这番话，我有点意外，没有完全理解，甚至感到他可能是真的老了。那么一个好脾气、脸上总是带着笑容、总是那样谦虚谨慎、似乎完全与世无争的老人，怎么能说出这样灰心的话？后来我听说，他那时已经身患重病，单位破产了，住房一直没有达标，退休工资也不多，回到上海与老伴也经常有矛盾。这次是专程从上海来看我。人们常说失去了才懂得珍惜，为什么在拥有的时候不能珍惜呢？
我真后悔，没有在老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