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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取得政权,其领袖普拉昌达总理宣布,要在尼泊尔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由共产党领导在尼泊尔发展资本主义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这不能不说是对这一理论的发明者的反讽。
两篇短文,举重若轻,精心构筑,恢宏布局,深谋远虑,必胜战略,百折不挠,念念不忘,虽垂垂老矣,耳聋眼花,其人格魅力就在如何把中国的事办好。
这十年,我和爱人王祺元经济条件好转,我们俩有更多的能力呵护两位最敬重的师长,一位是王耕今,去年96岁驾鹤西去;一位就是杜老。在他远离权力中心之后,我们与他和马阿姨越走越近。但无论你与他走多近,你永远无法改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和角度,即使众口一词,杜老总有杜老自己的说法,他一贯保持的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我特想影响杜老的思路,但从没有成功过。而对人,他总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括整过他的人。有时,我对杜老讲某人的问题,只要口出恶评,答案总是这人有长处若干,那人肩膀很硬。杜老批评人,你若没点悟性,还以为是表扬你呢。
“中国仍要过好两关,市场关与民主关。”杜老老而弥坚而矢志不渝。殚思极虑而知白守黑。拨云见天而明察秋毫之末:“用市场机制激励人,用民主政治团结人。”两者缺一,改革便是焚琴煮鹤。现在的改革开放就是跛足的改革开放。
最后,讲一件小事。十几年前,我随杜老到大连,调研之后,当地政府安排杜老参观一座新开张的购物中心。陪同人员向杜老推荐了许多高档商品,杜老一一婉拒,最后只给孙女选了一件小毛衣和一只铅笔盒。当我去结账时,磨破嘴皮人家就是不收钱。杜老看在眼里,当时没给任何人难堪。那时杜老的鼻炎很重,不断地需要纸巾,鼻子都擦红了,我将宾馆的湿方巾用塑料口袋准备了一堆,随时提供给杜老使用。回到宾馆陪同人员渐次散去,杜老将我留下:“两件事你办得不够好,购物款马上送去,毛巾是宾馆的,带离宾馆就不妥。”儒雅清瘦,仙风似闲云野鹤,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烟火气味,说话绵软,未语先笑的杜老还会批评人?他把我批乐了。
如小强所说,一眨眼过去30年,张木生退休(今年4月就该退,命令迟迟未下)!“白丁”变苍头,转眼来到他们对我们充满期待的年纪。杜老谆谆教导我们,每年要为人民做一二件能上账的事,检讨自己,我很愧疚。
洞微烛隐,虽马齿渐老,仍直言无忌。现在的什锦八宝粥之类的时贤,“因为是达官贵人,权豪势要,士流耆宿,富商名家,同样为观瞻所系,需要装点些勤政爱民,为富近仁,学高德厚,儒雅风流,所以在公众场合常常也要说这些事先设计好的话,做些事先安排好的事,举手投足有如做戏。这种事古已有之,所以戏台对聊有‘大千世界无非傀儡之场;第一功名亦等俳优之戏’,点明了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这番道理。”(陈四益:《作秀的难处》,《读书》2008年第9期)
难怪,毛泽东要“粪土当年万户侯”。
杜老总说他自己只是一个“符号”,我常想这个“符号”是什么?参来悟去,乃真共产党之谓也,真假不可不察之谓也。
(责任编辑 吴 思)
蒋百里:是真名士自风流·王贵肚
70年前,56岁的蒋百里在广西宜山去世。他一生有许多传奇:23岁以日本士官学校第一名毕业,天皇赐刀,震动中日朝野,从此学校将中日学生分开授课,预防中国学生再夺第一;30岁他被委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因抗议陆军总长段祺瑞的百般刁难而拔枪自杀,伤愈后与护理他的日本女子佐藤结婚;“西安事变”时他成为张学良的阶下囚,却以谋士风范为张学良出谋划策,促成“西安事变”顺利解决;他有个女婿叫钱学森,美国人称钱“一个人可抵五个师”;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月社”的成员,写过一部《欧洲文艺复兴史》,由梁启超先生作序,今天仍是美术学院的教材;1923年他就预言中日之战是“持久战”。1938年完成了著作《日本人》,最后一句话是“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黄炎培先生在挽联中写道:“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一、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
1882年,蒋百里出生在人文荟萃的浙江海宁。1900年,他进入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的前身)学习,两次考试都名列冠军。杭州还有一所东城书院,他课余参加应考,五次考试还是全列第一。从此,他名声大震。1901年,他从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惨痛教训中省悟,决心弃文习武,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士官学校学习。他与同是浙江人的同学蒋伯器,才华出众,成绩突出,被章太炎誉之为“浙之两蒋,倾国倾城”。在此期间,他与士官学校的同学蔡锷成为莫逆之交。蔡锷讲:“要革命,笔杆不如枪杆。”这句话,促使蒋百里终生献身国防。他们两人与另一位同学张孝淮,被誉为士官学校的“中国三杰”。1905年,蒋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毕业。按照日本的规矩,士官榜首由天皇赐刀,日本人引为殊荣,却不料为中国人所得,日本学生视为奇耻大辱。从第四期开始,士官学校的中日学生分开授课,预防中国学生再夺冠军。
1906年,蒋百里回国。浙江抚台张曾扬久闻他的大名,想委派他做第二标统,他却举荐了同学蒋伯器。蒋伯器凭借这个职位,后来做了中华民国第二任浙江都督。蒋百里在老师的举荐下,进入东北总督赵尔巽的幕府,任督练公所的总参议(相当于今天的参谋长),可谓少年得意、飞黄腾达。他向赵尔巽表示:“我在日本学的是初级军事,中国国防应取法乎上,研究世界军事。世界陆军以德国为最强,我希望能有到德国实习的机会。”赵尔巽非常赞同他的想法。蒋百里来到德国,在第七军任实习连长,统帅就是举世闻名的兴登堡元帅。当时,德国军官看不起这位文弱斯文的中国军官,但一个德国教官说:“你们不要嘲笑他,看他的步伐,就知道他骑术的高明。”的确,蒋百里在东京士官学校就是有名的骑手,从来不用缰绳、马鞭和马鞍。有一天,兴登堡元帅召见蒋百里,拍着他的肩膀说:“从前拿破仑说过,若干年后东方必出一位伟大的将才,这或许就应在你的身上吧!”此话传出,蒋百里在国内更加名声大震。他的德语老师阿司特夫人30年后对蒋百里的女儿讲:“你的父亲年轻时在柏林参加跳舞竞赛,以华尔兹舞夺得第一名,德国名媛都很注意这个年轻漂亮的中国军官。秋深了,树林旁的人行道上,徐徐的松风下,有人席地而坐,朗诵歌德的诗。依稀如神仙中人,这就是你当年的父亲。”
二、东北督练公所的总参议
1910年,蒋百里回国。当时的禁卫军训练大臣良弼邀请蒋百里担任禁卫军的标统。蒋百里讲:“我在日本当过排长,在德国升任连长,今后宜为管带。我做事的目的还是在求学,要一级一级地历练上去。”蒋百里虽然任管带,但良弼大事小事都向他咨询,实际履行参谋长的职责。1911年,蒋百里的老上司赵尔巽奏调他复任东北督练公所的总参议,相当于今天由中校一下子跃升为中将,“直升飞机”坐得太快,“上谕”只好以“二品顶戴”任用。当蒋百里辞去管带的时候,因为平时深得人心,所辖官兵包围着他不放行。最后还是良弼替他解了围,用梯子从后楼把他接了下来,当天离开北京。
蒋百里到东北的第一课,就是建立东北第一线国防,这是他平生最快意的工作,也是他最拿手的工作。蒋百里认为,练新军必须除旧军,招抚改编的绿林队伍应在淘汰之列。当时招抚队伍中任巡防营统领的张作霖,视蒋百里为眼中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后,清廷将东北三省大部分新军调往关内,赵尔巽只能对旧军采取绥靖政策,蒋百里遂无用武之地。张作霖对蒋百里久有必除之而后快的野心,有一天赵尔巽密告蒋百里:“现在应该是你走的时候了,迟了我无能为力。”蒋百里毅然登车南行,张作霖亲自带卫士追上车。蒋百里只好躲进厕所,把门反锁,躲过了张作霖的追杀。
三、保定军官学校的校长
1912年,蒋百里被袁世凯委任为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他在就职演说中向学生表示:“如不称职,当自杀以谢天下!”他多次强调:“办第一流的军校,就该不惜任何代价,将来才有莫大的收获。”但他很快被官场上的复杂人事关系搞得焦头烂额,显得无能为力。因为任用他的主意出自袁世凯,他的顶头上司、陆军总长段祺瑞没有把他视为心腹,事事加以刁难。当时学校的学杂费由公家供给,但蒋百里请求拨款的电报,却被陆军总部搁置起来。他亲自到北京交涉,却得不到任何结果。他带着一肚子怨气回到保定,致电辞职,袁世凯不接受;再向部里催款,结果还是不理会。1913年6月18日清晨,他面对全校两千多名师生沉痛地讲:“我到本校后曾经教训过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要我做的事,我同样也要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要责罚我自己。现在你们一切都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不能尽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说完,他拔出手枪对着胸口开了一枪。
蒋百里的自杀壮举,很快震动了朝野。袁世凯委托日本公使迅速派一名最得力的医生到保定施行手术,并派一名最好的助手同往。蒋百里在东京士官学校毕业考试夺得第一,日本人非常看重他,公使当即派军医平户和助手佐藤来到保定,挽救了蒋百里的生命。美丽的北海道女子佐藤为蒋百里把脉、量体温、喂饮食,尽了最大的努力。蒋百里的伤情稳定后,她用温和的语调对他讲:“忍是大勇者所为,自杀非勇者的行为,而是逃避人生责任。你如果不能忍,将来如何能够成大功、胜大任?有热血、有能力的男儿如果轻言牺牲,国事由何人承担,如何对得起国家和培植你的老前辈?”蒋百里对她讲:“我依你的话不再轻生了,但以后遇到生死难关,没有像你这样的人在我的身边,谁来提醒我、鼓励我的勇气呢?”蒋百里伤愈后,感到自己的心被一支爱的神箭射中了,佐藤小姐从他的目光中发现异样的东西在闪动。在此后一年间,蒋百里给佐藤小姐写了很多信,有一封信向她正式求婚,却遭到委婉的拒绝。蒋百里回信讲:“我因你而生,你现在又想置我于死地!”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年后,佐藤小姐成为他的妻子。因为他平生最喜爱梅花,为她改名“左梅”。他们先后生育五个女儿,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