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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孙先生被打成“右派”，先是在太原后又被发落到晋南的稷山县劳动改造。平反后才回到北京，不久即退休。退休后，因子女皆在晋南，就受聘于运城师专，任学报编审。所谓受聘，其实是借一栖身之所，他从人教社领退休金，并不拿师专的工资。八十年代初，我在运城地区文联工作，有幸认识孙先生，每相请益，所以对他与叶圣陶先生的交谊有所了解。其中最令人感动的是，孙先生落难后，昔日的友人们多不敢与他来往了，只有叶圣陶先生一点儿也不顾忌他的“另类”身份，依旧与他保持联系，问寒问暖，谈诗谈学问，信件来往不断。光是寄稷山的信件便有一百多封，几乎每月一封。孙先生数年前已作古，夫人亦已西去，这些信件若未丢失，应在其子孙一冰处。孙先生劳动改造期间，不知有没有外出的自由。住运城师专后，凡去北京，都要去看叶先生。
孙玄常青年时代即好诗，所以诗词俱佳，功力甚深。因尤喜姜夔诗词，曾撰《姜白石诗笺注》。说到《姜白石诗笺注》，有一些题外话，顺便一提。此书积四十年时间而成，投上海古籍出版社后，有关编辑阅后大为赞赏，以为与夏承焘先生的白石诗编年合为一书出版最好。孙先生与夏先生也有交往，但他觉得，夏先生为前辈名家，若夏先生提出，那就合作一书，自己是不好商之于夏先生的。不知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是否曾将孙先生此书稿告知夏先生，总之夏先生没有向孙先生提起过此事。数年后孙先生将书稿交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时，有些文字须核对或重抄，孙先生因年老眼花，精力不济，而请助手、青年教师李某帮忙。这本是极寻常之事，而孙先生不但在该书封面署了李某之名，而且出版后一定要分三分之一稿费给李某。就连二十本样书，也要分给李某八本。他要送一些友人书，不够，曾托我去出版社购买。老一辈学人之品质，今已少见。
诗与书画，在孙先生来说，乃为余事。孙先生终生以治语言、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为主，兼及历史和哲学。多年之著述，皆扎扎实实做学问所得，所以极见水平。十几年前，孙先生应山西某出版社之约，手编《孙玄常论文集》以出版。但不知何故，却始终未予出版。孙先生一直惦记着这本书的出版。后来有热心的朋友因孙先生已卧病在床而论文集出版仍无眉目，便同人民教育出版社联系，希望该社能出版孙先生的论文集。稿子寄去后，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等人也积极向人教社说明其学术价值，建议他们出版。可能因了学术书籍没有经济效益的原因，人教社最终未同意出版。退稿寄到时，孙先生正病危，没几天活头了，家人和友人怕他伤感，没告诉他，而骗他说：北京有消息来，说论文集正在排印，不久就可出版。孙先生最后是带着这样一种“欣慰”离开这个世界的。同孙先生交谊亦深的语言学家王雪樵先生来太原，给我讲了这一情况后，我只觉得鼻子发酸。相信叶圣陶先生若还在世，知道后一定会过问孙先生论文集出版事。
还是回到叶圣陶先生的题词。《倾盖集》的出版，当时很是引人瞩目，除了诗作质量上乘外，还因为那可能是“文革”浩劫后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旧体诗词集。所以叶圣陶的题词，显示出抑制不住的喜悦，有“上娱无过今晨”语，盛赞九诗人之作，称为“一丛珍”。该书选孙先生诗词五十余首，题为《瓠落斋诗词钞》。孙先生一生爱诗，所作甚多。我在运城时，曾于孙先生处抄得叶圣陶先生《题孙功炎（瓠落斋诗词稿）》一诗，系1973年2月作。可知在旧体诗词绝对不可能出版的年代，孙先生还是将其所作编为一集，等待出版之机，并寄叶圣陶先生一阅。加上其后二十多年的诗作，《瓠落斋诗词稿》的数量自然更多。可惜孙先生诗词集也至今未得出版，前听说有人拿去联系出版，后终无消息，诗稿不知今落于何处。叶圣陶先生的题诗，不但叙了与孙先生的交谊和对孙先生才华的称赏，还谈了诗词备受污蔑和压制时期对诗词的看法。不能印于《瓠落斋诗词稿》前，那就顺便抄于此，算是对两位先生的一点纪念：
近岁稷山书问频，缮示丛稿意殷勤。非徒疏释承旧闻，声音训诂时出新。复注白石道人诗，夙好俾我获重温。更贻吴中园林图，其景宛我自幼亲。忽复贶一幅，工笔为写真。展观举家欢，共谓得其神。继乃见寄瓠落之斋诗词稿，次第编年三十春。入蜀旋还乡，京华复汾滨。行旅登览怀古昔，访叙酬答论艺文。画成惬心留题咏，兴到抽毫赏贞珉。讽吟终卷一叹息，我亦弱冠弄翰人。颇愧浅尝功力薄，风雅文采不如君。不如君，聊复陈。君作我作皆旧格，宜信无裨作新民。无裨新民又何妨，不贤识小古有云。以自怡悦亦致佳，譬如岭上之白云。
周作人和李大钊以及李大钊全集的出版
■ 散 木
烈士李大钊的遗著，如今已有《李大钊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全四册）问世了。
烈士李大钊遗著的出版，曾与周作人有过十分密切的关系，但“因人废言”，后来几乎所有提及李大钊的书刊，都绝口不提周作人，比如曾由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建议、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组织编写、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传》，在说及李大钊身后其文稿的整理和出版时，说：“原先，是想把这一部文稿出版的，但辗转地送到上海，在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制度下，终于未能印行。直到1939年，才出版了一本《守常全集》，鲁迅先生为该书写过序言，但该书立即被当局禁止，已印成的也全部没收。”这里，所有参与者只留下了搜集者和整理者李乐光和写序者鲁迅的名字。
一
1927年李大钊牺牲后，身后萧条，当时《晨报》报道说：李死后，“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目下。李之乐亭原籍，家业毫无。生前唯知努力学问，不事生产，平素又极俭朴，故境状萧条”云云，于是当时的急务是死者的安葬，幸有北大同事梁漱溟、蒋梦麟等和友人章士钊、吴弱男夫妇等出手相援，大家集资置办了棺木，才将烈士遗体装殓入棺，由下斜街长椿寺移厝至妙光阁浙寺内停放。后来李家生活困顿，只好以出售李大钊的遗书度日，那时北大同人也为之设法，如蒋梦麟校长提议由大家来集资，买下这批书籍，然后寄赠于北大图书馆，也好作为一种纪念。当时周作人为此曾写信给胡适，征询他的意见。此后李大钊的遗书先后陆续流出，从1932年至1939年不止一次的售书，几乎都是由周作人代劳的，如《九通》，是售给先烈曾任过教的女师大的，其所剩的书籍后来存在孔德学校书库（解放后先后转赠给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唐山烈士陵园），据方行《先烈李大钊遗著编录经过》一文，田家英就曾收得其早年的手迹一册，不过我从田家英女婿陈烈编著的《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中寻查，却没有这本手迹的记录，想来是另有归宿了。
到了1933年，也就是李大钊殉难六周年之际，李大钊遗孀赵纫兰携子女从故乡返回北平，她的心病是丈夫尚未人士，靠自己又无法了却这个心愿，于是只好求见烈士生前友好也是北大同人的胡适、蒋梦麟、沈尹默、周作人等，求他们请求北大代为办理安葬事宜，时任校长的蒋梦麟慨然允诺，李大钊的两个女儿李星华和李炎华为此也拜访了周作人。4月15日，社会各界为李大钊进行的公葬募捐活动开始，按当时的葬礼仪式，可分为三种：国葬、公葬和民葬，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对李大钊的葬事当然谈不到给予“国葬”，民葬，李家又无力承担，只得公葬（又分为厚葬和贫葬两种），李大钊生前友好和北大的同事感李大钊之事迹，相与发起厚葬，这发起人的13人中，有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当时他们每人捐了20元。22日，社会各界在北平宣外下斜街浙寺举行公祭，周作人也参加了公祭，并给李宅送去了一个花圈，以及10元的奠仪。随后，李大钊被安葬在万安公墓，那是蒋梦麟校长出面购置的墓地（并为烈土的夫人预购了穴地），墓碑则是刘半农撰写的，周作人又为此捐款20元。
就在李大钊下葬的同时，为其整理和出版遗著的活动也开始进行了，不过，其中的情由很长时间以来并不被人们所知。1962年8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周作人（署名“难明”）的一篇短文《关于（守常全集）的一点旧闻》，那是周作人读了晦庵的《书话》，觉得其中叙及李大钊遗著《守常全集》的第一册的出版时没有讲到编辑的过程，他遂以知情人的身份对之做了一点补叙，因为那是很少人知晓的，算来也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话。
二
李大钊的文字，在国民党“清党”之后几乎是全部被封查的，只是在北方的北平，由于国民党嫡系力量鞭长莫及，才先由刘半农编辑和出版的《初期白话诗稿》中收入了作为第一篇的烈士遗作《山中即景》，后来刘半农病逝，胡适写的挽联说：“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日同伙又少一个；拚命精神，打油风趣，老朋友当中无人不念半农。”当年《新青年》阵营中，李、陈、刘等等，都是影响整个中国的思想巨子，然而此时却萧瑟了许多。至于《守常全集》，周作人说：“这集子是守常先生的侄子李白余所收集的，他本名李兆瑞，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守常先生死难以后，他立意搜编遗稿，在各图书馆勤苦抄录。等得编好了的时候，北京方面已是蒋介石的特务密布，个人行动有点不大自由了，李白余计划逃出华北，乃将抄好的文集四卷原稿一大包，交来托我代为保存，他自己就从此不见了。到了解放之后，这才重复出现，那时已经改名李乐光。可惜他已于好几年前去世了。”
其实，当年的李乐光（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后在抗日战争初由周恩来保释出狱，遂赴延安，再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统战部长等）实际上是被国民党逮捕了，于是他的岳母赵老太太和女儿赵纫兰（即李大钊夫人）匆忙将其所搜集到的李大钊的文稿交给李星华，李星华又将之寄存在处境较好且比较安全的周作人处。至于李乐光编书的情况，后来李星华的丈夫贾芝回忆说：“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他在清华大学的地窖做编辑工作，后来几易其地，曾在一个医生家里工作，随后又在岳母赵老太太的掩护下继续编这部宣传共产主义的书。赵老太太把一包文稿埋在几株向日葵下。每天晚上夜深人静时，她把文稿从向日葵底下取出来；乐光同志坐下来摊一桌子稿子，继续抄、编；工作完毕又把稿子收起来交给老太太去埋在向日葵下，夜夜如此。”（《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他与李大钊的一家》）此后李大钊下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