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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丽新世界》自具魅力同时也是惊心动魄之处，恰恰在于作者有关未来世界的构想，无所谓其中发生什么异常之事。“反乌托邦三部曲”皆为忧世之作，赫胥黎是从不同于奥威尔和扎米亚京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在他看来，甚至是超越了奥威尔去考虑问题。《我们》饱满；《一九八四》激越；《美丽新世界》乍看两样儿都不占，但或许更深刻，至少作者想得更远。我读《一九八四》，的确觉得奥布兰引温斯顿和茱莉娅人其彀中，然后加以折磨，未免浪费时间精力，甚至可能构成对于体制的一种内耗。可是从另一方面想，这正是奥布兰以及凌驾其上的“老大哥”乃至整个体制的乐趣所在。就像赫胥黎说的，“《一九八四》中占少数的统治者信奉的是一种虐待狂的哲学”。奥威尔所写毕竟还是人间之事。我曾称其为“终极之书”；也许应该说明一下，它所展现的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最后景象。赫胥黎描写的则是“美丽新世界”。
在《我们》和《一九八四》中，那些叛逆者、反抗者，虽然势单力薄，最终难逃一死，但仍然构成小说的主体；《美丽新世界》中，无论伯纳，还是约翰，都不具备这种意义，因为他们无所作为。另一方面，《美丽新世界》中的总统也没有《我们》中“大恩主”和《一九八四》中“老大哥”那种力量——用句现成的话：缺乏他们那样的“主观能动性”。说到底他只是一个执行者而已，同样无所作为。在这里，体制而不是人性——即便是人性之恶——决定一切。赫胥黎所强调的“提高效率”，正是体制而不是人性的要求。扎米亚京和奥威尔所述仍为善恶之争；赫胥黎笔下善恶俱已泯灭，人性被彻底抹杀。在《我们》和《一九八四》中，人至少在理论上还存在着做出选择的可能；《美丽新世界》完全否定了这一点，——其实“人”已经是科学进步的产物，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了。《一九八四》里无论温斯顿、茱莉娅，还是奥布兰，甚至“老大哥”，都还是人；《我们》里的人物只叫号码，没有名字，但也是人；《美丽新世界》写的则是一个彻底的非人世界。
赫胥黎说：“《美丽新世界》的主题并非科学进步本身，而是科学进步对人类个人的影响。”科学进步也是《我们》和《一九八四》的重要内容，但到底还是实施极权主义的工具，也就是说，它服务于某种强加于人的意识形态；在《美丽新世界》里，科学进步与极权主义已经融为一体，所要求的“提高效率”，成了唯一的意识形态。按照这个思路，“提高效率”终将成为大家的一致愿望，而不单单是统治者的“觉悟”。从这个意义上讲，“美丽新世界”可能比“一九八四”更难为我们所抵御，因为它没有“坏”，只有“好”。虽然这种“好”意味着人已经丧失一切，甚至比在《我们》和《一九八四》中丧失更多。
《美丽新世界》与《一九八四》都受到《我们》的启发，彼此却不能相互替代。虽然有如赫胥黎所说，“美丽新世界”位于“一九八四”之后，但是它或许距离我们更近。世间有了《一九八四》，人得以明白就中道理，看到危险所在，“一九八四”的实现因此困难许多；有了《美丽新世界》，“美丽新世界”仍然无法避免，因为是愿望而不是权力导致它的降临。小说中，当约翰说：“我要的不是这样的舒服。我需要上帝！诗！真正的冒险！自由！善！甚至是罪恶！”总统回答：“实际上你是在要求受苦受难的权利。”在“舒服”与“受苦受难”之间，人们很容易做出自己的选择。虽然《美丽新世界》写的是非人世界，它却仿佛根植于人性之中，更像是我们发自内心对于来来的一种期待。
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
■ 陈平原
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在“文学科大学”里专设“中国文学门”，主要课程包括“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四库集部提要”、“西国文学史”等十六种。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要求讲授“西国文学史”，以及提醒教员“历代文章源流”一课的讲授，应以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为摹本。此后，“文学史”作为一种必修课程、一种著述体例以及一种知识体系，便在中国学界落地生根了。此举不仅改变了中国人传习“文学”的方式，甚至影响到日后的文学革新进程。
几年前，我曾撰写《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一文（此文初刊《学人》第14辑，后收入《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从新式学堂的科目、课程、教材的变化，探讨新一代读书人的“文学常识”。从一代人“文学常识”的改变，到一次“文学革命”的诞生，其间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曲折与艰难；但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我以为是后人眼中平淡无奇的课程设计与课堂讲授。具体论述时，除了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我还讨论了民初代表桐城、选学两大文派的《春觉斋论文》（林纾）、《文学研究法》（姚永朴）、《中国中古文学史》（刘师培）、《文心雕龙札记》（黄侃），以及五四新文化时期的四种重要著述，即《欧洲文学史》（周作人）、《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词余讲义》（吴梅）、《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最后一种，虽非北大讲义，也与作者在北大的工作息息相关。
因吴梅《中国文学史》讲义的发现，促使我反省另一个问题：上述九书，之所以体例迥异，是否跟大学里的课程设置有关？回头看1918年北大发布的《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其中明确规定：“文科国文学门设有文学史及文学两科，其目的本截然不同，故教授方法不能不有所区别。”前者的目的是“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后者的功用则为“使学者研寻作文之妙用，有以窥见作者之用心，俾增进其文学之技术”（《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1918年5月2日《北京大学日刊》）。一年半后，国文教授会再次讨论教材及教授法之改良，到会十五人，包括钱玄同、刘半农、吴梅、马幼渔、沈兼士、朱希祖等。为便于交流磋商，此次教授会甚至决定“教员会分五种”：文学史教员会、文学教员会、文字学教员会、文法教员会、预科国文教员会（《国文教授会开会纪事》，1919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第1709～17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新文化运动以前，虽无明确分工，可林传甲与姚永朴二书的巨大差异，同样蕴涵着“史的传授”与“文的练习”两种截然不同的课程设想。如果进一步划分，所谓的“文学史”讲义，其实包括通史、断代史、专题史以及专题研究四类，很难一言以蔽之。
随着学术史研究的兴起，作为中国人撰写并刊行的第一部文学史，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的国文讲义受到广泛的关注。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于是，很多人转而指责该书见识迂腐、学问浅陋。《奏定大学堂章程》的提醒，以及林氏的自述，使得世人较多关注此书与其时已有中译本的《历朝文学史》（笹川种郎作）的关系。这自然没错，只是林著对于链川“文学史”的借鉴，尤其是将其改造成为“一部中国古代散文史”（参见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第783～7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大有来头。
林著共十六篇，对照《奏定大学堂章程》，不难发现，此十六章目，与“研究文学之要义”前十六款完全吻合。至于后二十五款，牵涉到古今名家论文之异同、文学与地理之关系、有学之文与无学之文的分别、泰西各国文法的特点等，与“文学史”确实有点疏远，不说也罢。对此写作策略，林著《中国文学史》的开篇部分有相当明晰的交代。
正因此，谈论林著之得失，与其从对于链川著述的改造人手，不如更多关注作者是如何适应《奏定大学堂章程》的。比如，常见论者批评林著排斥小说戏曲，可那正是大学堂章程的特点，林君只是太循规蹈矩罢了。就在林书撰写的那年，京师大学堂发生一件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事：学生班长瞿士勋“携《野叟曝言》一书，于自习室谈笑纵览，既经监学查出，犹自谓考社会之现象，为取学之方”。结果怎么样？总监督的告示称：“似此饰词文过，应照章斥退；姑念初次犯规，从宽记大过一次，并将班长撤去。”（参见《大学堂总监督为学生瞿士勋购阅稗官小说记大过示惩事告示》，《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25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朱希祖的《中国文学史要略》讲文，讲诗，讲词，讲南北曲，同样不涉及小说。那是因为，该讲义虽刊行于1920年，实际上早在1916年便已成稿，因此作者必须在《叙》中郑重声明：此书“与余今日之主张，已大不相同”；“讲演时当别授新义也”。至于1917年秋天进人北大任教的吴梅，其编写文学史讲义，不能不受同事鼓吹新文化的影响，小说于是成了中国文学史上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类。所有这些都说明，作为讲义的文学史不可能闭门造车，而是与政府决策及当代思潮紧密相连。
林、朱、吴三位学者各有其业绩，我关注的只是其在北大讲授的文学史课程。林传甲（1877～1922），字归云，号奎腾，福建闽侯人，任教北大时间最短，1904年被聘为国文教习，1906年已奉调黑龙江，做官去了。吴梅（1884～1939），字瞿安，号霜厘，江苏长洲人，1917年9月应北京大学聘，讲授文学史及词曲，1922年秋后应东南大学聘，举家南迁。朱希祖（1878～1944），字遢先，一作逖先，浙江海盐人，在北大工作时间最长，1913年受聘于北京大学，先后担任过预科教授、文科教授、国文研究所主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史学系主任，直到1932年方才离开。
林传甲撰写并印行于1904年的《中国文学史》历来备受关注，比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等，都将此书作为最早由中国人撰写的文学史来表彰。近年夏晓虹《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读林传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