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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刘利的境遇折射出了当前我国重大疾病救助的一个困境。以白血病为例；根据红十字会的数据；中国目前至少有400万白血病患者；每年还在以三四万人的速度增加。其中有许多患者；因为担负不起高额的医疗费而放弃了治疗。而这些白血病患者中；和刘利一样向社会寻求救助的人不在少数。记者在网上进行检索；发现与白血病求救有关的网页有3万多个。
“母亲水窖”，生命之泉
没到过西北干旱地区的人；的确很难想象吃水难；会难到什么程度。在甘肃永靖县杨塔乡松树湾村泉水社；由于妈妈有病生活不能自理；爸爸为了医治妈妈的病外出打工挣钱；12岁的小女孩翠翠从未上过学。泉水社没有泉水；为了生活；她必须到1公里外、位于山谷底部的泉眼去打水。12岁；在城里还是天真烂漫、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年龄；而翠翠却过早地体验了生活的艰辛。
“水在这里就代表着生命。由于地下水是咸的；打出的水不能浇地。要解决人畜饮水困难；唯一的途径就是每户修建水窖实施雨水集蓄利用工程。”会宁县委书记常守远告诉记者。
修建一口水窖仅仅需要1000元。对有些人来说；1000元钱或许不算什么；可是在干旱的农村却意义非凡。1000元就可以解决西部干旱地区一家人全年的饮水困难。正像村民们说的那样：“水窖‘攒水’就是攒金子；关键时候救庄稼；救牲口；救人呐！”而目前；会宁县还需要20万口水窖。
千万“大眼睛”凝视着我们
据民间有关调查公司数据显示；在北京星巴克一杯咖啡要25元；在贫困山区；这是一个中学生半个月的伙食费；在北京钱柜KTV一个小包厢要185元；在贫困山区；这可以资助一个孩子读完一年的小学课程。捐款10万元可资助改造危旧校舍；捐款20万元可援建一所希望小学。
目前；中国需要救助的群体和个人；数目之庞大；令人忧心。“目前中国除每年有6000万以上的灾民需要救济、2200多万城市低收入人口享受低保以外；还有7500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6000万残疾人和1。4亿60岁以上的老年人需要各种形式的救助和帮助。”民政部部长李学举介绍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约3000万；城镇失业下岗者中的贫困人口约3000万；加上残疾人、受灾人口等其他生活困难者；需要社会救助的人口超过13亿总人口的10％以上。”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9期P18
庄严的距离
陈小波
摄影者大多能把卡帕的名言放在心上：“拍的不够好是因为离得不够近。”
但当我看到一群摄影师的相机几乎抵到匍匐前行的朝圣者的鼻子时，当我看到少年和他的母亲为自己的房子与亲人被洪水冲走而痛不欲生，摄影者还在朝他们喊：“抬起头来，看这儿！”时，突然发现卡帕的话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在被拍摄对象行庄严之事和过度伤悲的场合，摄影者绝不能离得太近…因为那是一种庄严的距离！
《最后的葬礼》节制地令人尊敬
凯西少尉的身体在一次爆炸中被炸成碎片，他的妻子凯瑟林怀着孕来和他告别。在丈夫葬礼的前一夜，凯瑟林坚持睡在棺木旁，与丈夫共同度过最后一夜。手提电脑中播放的是她和丈夫在婚礼上听过的歌曲。
《落基山新闻》的托德·海勒斯拍摄的《最后的葬礼》获得2006年度普利策专题新闻摄影奖。获奖理由是：“他拍摄的在伊拉克战场中牺牲的科罗拉多州海军陆战队队员葬礼的照片令人久久不能忘怀，使人看到了更深层的东西。”
摄影者不需要靠别人的悲哀和疼痛生存。我们面前《最后的葬礼》拍的安详肃穆，和我们见到的灾难性的照片完全不同的是，摄影者躲在镜头后面，以庄严的距离和凯瑟林一同呼吸与悲伤，一同寻觅凯西少尉的精神踪迹。镜头不逼近不侵犯，却节制得令人尊敬。再大的苦痛再大的情感在这里都靠节制均衡着。
在这里，节制成为美德。
卡特事件直到今天还在被讨论着
今年三月在美国举行的“休斯敦摄影节”上，有一个展览只展出了一张照片，就是1994年普利策摄影大奖得主凯文·卡特的那张《非洲小女孩》。展厅中间的屏幕一直在播着国际摄影界这个著名悲剧的始末。非洲大饥荒时，凯文·卡特拍下了一个挣扎在去救济站路上的小女孩，一只秃鹫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已经走在死亡线的孩子。
这幅照片让全世界的目光开始关注非洲难民，也让凯文·卡特一夜成名。随之而来的是卡特面对来自各方的批评与质疑，甚至他的朋友问他当时为什么不去帮帮那个小女孩。他辩解到：“当我把镜头对准这一切时，我心里在说‘上帝啊！’可我必须先工作。我拍下这张照片后，上前赶走了秃鹫，然后坐在树下，点起一枝烟，呼喊着上帝的名字大哭起来。”几个月后，33岁的卡特无法承受双重压力，在汽车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越来越多的摄影者既因为捕捉了人类苦难和人性的罪恶而获得荣誉，同时也因为无法摆脱良心的责难而困惑痛苦。新闻业越来越面临着哲学与理智的挑战，所以卡特事件直到今天还在被讨论着。灾难时刻需要摄影者的记录。但恰恰在这样的时刻，新闻摄影者的责任和一个人的责任纠缠不清。
我以为，在所有的灾难场合，人的属性当超越职业的属性…人的属性就是人道与良知。
有多少摄影师有叩问良知的愿望与习惯？
龙日草原上，青年僧人甲杨群培一个人走在朝拜的路上，他宽阔的额头上已经磕出了硬茧。看到他，几名摄影者冲将下去就开始“扫射”，他们几乎不和甲杨对话，相机几乎顶在朝圣者的鼻子尖；
少年家中房子被洪水冲走了，少年和妈妈绝望地痛哭。摄影者离母子不到半米，不停的冲他们喊：“抬起头来，看这儿！”却没有人拿出食品、药品递到他们手中；
幼小的孩子水淹身亡，摄影师让托着小孩尸体的人离已经晕厥过去的母亲“再近一点，再近一点！”
为了拍到藏羚羊奔跑的镜头，摄影师一次次把上万只的羚羊轰起来奔跑。正是母羊怀孕待产季节，几个小时折腾过去，母羊瘫掉了，流产的小羊尸体遍布；
飞机失事的现场，摄影者把一个只剩上半身的躯体翻动过来拍摄，这个残缺的躯体占画面一半还多；
一位中国工程师阿富汗战争中遇难。家属尽力隐瞒不能让88岁高龄的老母亲对他儿子消息。闻讯赶来的记者堆集在农村小院里，有的从窗帘的一角把相机伸进去拍，有的干脆把村长找来强行砸门。老人很快就知道了儿子去世的消息。冲进来的人用相机继续将老人因撕心裂肺而扭曲的表情拍了下来；
清晨五点的浦东机场，从泰国普吉岛飞来的航班降落，一对推着手推车的外国夫妇出现在接机口，手推车上坐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孩。他们四人身上只有游泳衣，外面只裹着蓝色薄毯。他们来自海啸“第一现场”。现场所有记者们冲上去将他们圈在当中，照明设备统统被开启，光线打在他们的脸上，在相机冰冷的声音中，四个人“没有半点死里逃生的欣慰，只有一种对未来的恐惧，仿佛生死临界点尚未过去，海啸还在身边，梦魇缠绕着生命挥之不去。。。。。。”
这样无良的例子很多是我亲眼所见，也有耳闻。这样的例子太多，多到我把它写出来已经备受内心折磨。
摄影者大多把卡帕的名言放在心上：“拍的不够好是因为离得不够近。”但我看着趴在地上拍摄朝圣者的摄影师却内心悲凉，突然发现卡帕这话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当被拍摄对象行庄严的事时和过度伤悲的场合，摄影者绝不能离太近…因为那是一种庄严的距离！
“庄严”这个词在摄影者那里已经是一个过于陌生的词了。还有多少摄影师有叩问良知的的愿望与习惯？整个社会也没有一种能约束和规范摄影者行动的 潜规则，他们没有不能进去的场合，没有靠不近的事件。拍摄随意唐突，缺乏敬畏悲悯之心以及安慰和伸出援手的冲动，一些摄影师甚至给人留下“庆幸别人不幸”的恶劣印象。
如果摄影师真的和冷漠冷血交朋友，如果“制造另一种悲苦”（李楠转用黄子明的话）真的成为恶习，如果相机无情的声响真的让人害怕，如果手持相机的人真的把别人的忍耐推到尽头。。。。。。。那将会怎样？
做一个尽职的记者，还是做一个真正的人
美国俄勒岗州《波特兰人报》摄影记者兼图片编辑班加明·巴林克（Benjamin Brink）在中国讲课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新闻摄影职业道德的问题。当他把搜集到的9·11照片罗列出来，要在场听课的人选出两张作为新闻图片刊登在报纸上时，几乎所有的人在选择了飞机摧毁世贸中心的全景照片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张有人从楼上掉下来的照片。但当时在美国，所有的报社都没有选择这样一张图片刊登在报纸上，因为一方面这张图片让人感到太残忍，刺激性太强，如果刊登出去将有失伦理道德。（曾璜、任悦对巴林克的访谈）
一些西方媒体对灾难性现场描写和新闻照片的刊载使用都有严格的技术规定。西方媒体的记者在描写灾难现场的时候，也十分注意以人本关怀而不是追求刺激的角度报道新闻。在9·11事件的报道中，各国媒体的镜头都对准了逃生者、焦虑的家人和勇敢的救援人员，而对死难者的惨状基本没有涉及。
所以，当全世界很多媒体机构都收到过恐怖分子寄出的“斩首录像”，但只有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最早播放了其中的片段时，这件事被公认为是“人类传播文明的耻辱。”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9期P24
爱与恨的细节
储劲松
9岁那年。一个冬天。
天上飘着硕大的雪花，地上铺着一层冰雹加雪水的混合物。我从离家有六七里地的乡村小学散学回家，手上拎着一只火炉，脚上穿着母亲做的千层底棉鞋。不出一里地，棉鞋就湿得没了一根干纱，拖在脚上十分吃力。
半路上，远远望见父亲打着家里那把惟一的大黄伞，提着我那双旧解放鞋，急急地往我这边赶。我心里顿时热乎得像刚刚出笼的小麦粑，心想：父亲怎么一下子变得如此关心我了？我上学的那些年，不管刮多大风下多大雨，也不管天上是掉雪花还是掉刀子，父亲都绝对不会像村里的其他家长一样，给他儿子送伞送鞋的，除了这次。他忙。
我兴冲冲地奔向父亲，一边兴奋地大声喊着：“父——”。可是离父亲越近，我越发现父亲的神色不对劲：他的四方大脸阴沉着，黑漆漆的一对剑眉冷冷地皱成两把弯刀。我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终于，在离他 3米远的地方怯怯地站住了。父亲的脸让我心惊肉跳。
然而父亲却一个箭步飞到了我面前，还没等我明白是怎么回事，我的两边脸就各挨了一记响亮的大耳光。紧接着，我和手上的火炉一起滚到了雪地里。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