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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进来，摘下一只手套，郑重其事、小心翼翼地从里面取出一只不能动弹了但仍活着的有桔黄和黑色花纹的漂亮的蝴蝶：“请看，这是一只零下十九度里冻不死的蝴蝶！是停在大梁上的。”
大家全围在蝴蝶旁边。我们之中有幸活着出去的人到了刑期结束的那一天未必能比这只蝴蝶更有生气。
奥拉切夫斯基自己的刑期只有五年。他是因面部犯罪（完全和奥威尔写的一样）——因微笑而被抓的。他原是工程兵学校教师。在教员休息室他向另一个教师指着《真理报》上部的什么东西微笑了一下！那另一个教师很快被打死了，奥拉切夫斯基究竟笑什么，谁也没弄清楚。但是有人看见他笑，对党中央机关报发笑的事实本身就是大不敬行为！后来要奥拉切夫斯基做一篇政治报告。他回答说，命令他要服从，可是他做的报告不会带劲。这下就越过了杠杠。
这两人中间是谁——是普拉夫金还是奥拉切夫斯基——更接近于知识分子？
关于普罗霍罗夫现在也不能不说几句。他是个大块头的庄稼人，沉重的脚步，沉重的目光，脸上没有什么叫人愉快的地方。他不事先考虑清楚是不露笑脸的。这种人在群岛上称为“灰狼”。他心中毫无牺牲自我、为别人做好事的动机。但马上引起了我的好感的是：他给季诺维也夫端小锅，给别利亚耶夫拿面包的时候一点不带巴结奉承的神气、不带假惺惺的笑脸或者哪怕一句没用的话。他带东西的态度庄严而矜持，要人看出他服务归服务，但不是他们的使唤小子。他需要许多食物才能填饱自己劳动者的巨大身躯。他所以忍辱负重全是为了获得将军的菜汤和稀粥。他知道这里人瞧不起他，他不生硬地答话，也不“踮着脚尖”替人跑腿。他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得透亮的，只是没到把心里想的讲出来的时候。我感觉普罗霍罗夫是建造在石头地基上的。我国民间的许多东西都是靠这样的肩膀扛着。他对谁都不急着做笑脸，眼神是阴郁的，可是他也决不会扑上来咬你的脚后跟。
他不是按五十八条坐牢的，但对我国的生活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在纳罗一佛明斯克附近当过不少年村苏维埃主席。那儿也需要有随机应变的本领，该狠心的时候就得狠心，该在上级面前顶住就得顶住。他这样讲起自己当主席时的情况：
“要当爱国者，事事都得走在前头。不用说，什么麻烦也是你头一个碰上。比方在村苏维埃做报告，尽管在乡下说话总是归到实事儿上，可说不定哪个大胡子冷丁给你出个题：不…断…革…命是啥意思。鬼知道是啥意思。我就知道城里娘儿们烫头发”。要是不回答，人家就会说：你这老母猪嘴怎么拱进了面包房。我对他们说，这就是这么样的一种革命，它又卷又滑，用手抓不住——不信你进城去看看娘儿们的弯弯头发，要不，去看看绵羊的也行。咱们跟麦克唐纳（英国首相）咬架的时候，我在报告里给政府提了个醒：我说，同志们，你们少去踩人家的狗尾巴不就行了？”
年头一多，他摸透了我国生活中全部装点门面的把戏，自己也参加去做。他把一个农庄主席叫来，对他说：“你去培养个准备在农展会上得金质奖章的女挤奶员，日产量要六十公升的！”于是全农庄就全力以赴地去培养这么一个挤奶员了。往她的牛槽里猛例高蛋白饲料，甚至倒砂糖。全村和全农庄都知道搞这么个农展会要花多少钱。可是上级硬要演这出戏，自己哄自己——这说明人家要的就是这个。
战火快烧到纳罗一佛明斯克的时候，普罗霍罗夫接到疏散村苏维埃的牲畜的任务。可是如果仔细琢磨琢磨，这项措施不是对付德国人的，而是对付庄稼人的：明摆着是要他们一无牲畜二无机器地留在一片空白地上。农民们不肯交出牲畜，动手打起来（他们预料集体农庄会散伙，牲畜就是他们的了）——差点没把普罗霍罗夫揍死。
战线移到了他们村庄的背后，整整僵持了一个冬天。普罗霍罗夫早在一九一四年就当过炮兵，现在没有了牲口，无路可走，自己跑到苏军的炮兵阵上去扛炮弹，直到被人家轰走。一九四二年春苏维埃政权回到了他们区，普罗霍罗夫又当村苏维埃主席。现在他又有了官报私仇、变成一条比以前更凶的恶狗的全部力量。他本来可以至今一帆风顺。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成为这样的人。他的心颤动了。
他们属于重灾区，上级交给村苏维挨主席一些面包票：由面包房对房子被烧的、最缺粮的户稍稍给些救济。普罗霍罗夫却可怜起老百姓来，发放的面包票超过了规定。结果捞上了一个八七”法令，判了十年。至于麦克唐纳的事，看在他文化不高的份上饶恕了，而他对人们的恻隐之心则没有被饶恕。
在屋里，普罗霍罗夫也喜欢一连好几小时一言不发地躺着，也和奥拉切夫斯基一样把长筒靴搭在床头栏杆上，呆望着灰皮剥落的天花板。将军不在场时他才开口。我十分欣赏他的一些想法和说法：
“什么线难划——直线还是曲线？划直线需要工具，曲线——一个醉鬼用脚丫子也能划出来。生活的线也是这样。”
“钱——现在是双层的。”（一针见血！普罗霍罗夫是说到向集体农庄要粮食是一个价，向人们卖粮食又是另一个价时讲这个话的。但是他看得更宽，钱的“两层性”显示在许多方面，贯穿于整个生活。国家按第一层付给我们，我们在所有地方都必须按第二层付出去，为了这个，我们非得自己从另外地方按第二层搞点钱才行，否则很快就会坐吃山空。）
“人虽不是魔鬼，可照样不给你活路。”这是他另一个谚语。
这一类的话还很多，可惜我没有记下来。
我把这间屋子称为畸形人之家，但是我不能把普罗霍罗夫和奥拉切夫斯基两人归入畸形人之列。然而六人当中畸形人占大多数，因为我自己不是畸形人又是什么？在我的头脑里，混乱的信仰、虚妄的希望、臆造的信念虽然已经打破，撕碎，但它们的碎片仍然在那里漂浮。我的服刑期虽已进入了第二个年头，但我仍然没有理解命运的手指向我这个被甩进群岛的人指出了什么。红色普列斯纳监狱里那个“专用犯人”灌输的“千万不要陷进一般劳动！”的浮浅而有腐蚀性的思想仍然支配着我。转向“一般劳动”的内心演变过程是很艰难的。
一夜，一辆小汽车开进营门，看守员来到我们的房间，摇摇别利亚耶夫的肩头，叫他“收拾东西。”被突然叫醒还迷迷糊糊的将军被带走了。他从布蒂尔卡还设法给我们传来一个条子：“不要灰心I（显然指不要因他的离去而灰心。）只要我活着，一定给你们写信。”（他终于没有写。我们从侧面听到了他的消息。看来当局认为把他放在莫斯科的劳改营里有危险。他被转解到波奇马。在那里已经喝不到从家里用保温瓶送来的汤菜；口粮面包想必也不能削掉六面才吃了。又过了半年，有消息说，他在波奇马十分潦倒，为了占几口便宜，担任了送菜汤的角色。不知道这是否确实。用劳改营里的俗话说，这叫“怎么贩进来，怎么卖出去”。）
这么一来，我第二天清早就顶替了将军的职务，当上了助理定额员，到头也没有学会油漆工的手艺。但是定额工作我也懒得钻研，只是随便加减乘除就是了。担任这项新工作期间，有时候我有到工地各处串串的机会，有时候能爬到我们正在盖的这座建筑的第八层上去坐坐，就像站在一座大楼的屋顶上一样。从这里朝四面望去，整个莫斯科的市容一览无余地展示在一个因犯的面前。
一面是沃罗比约夫山，当时还是空旷的。未来的列宁大街刚刚规划，还不存在。卡纳特奇科夫别墅（精神病院）的外貌还是古朴的原始状态。另一面是新处女修道院的圆顶，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庞大建筑。隔着许多车水马龙的街道，在正前方远远的地方，是笼罩在丁香色的薄雾中的克里姆林宫，在那里面已经准备好了对我们的大赦令，只剩下签发了。
这个充满财富和荣华的世界正向我们这些在劫难逃的人们招手。它好像就在我们脚下，但我们永远够不到它。
但是，不管我怎样像一个新犯人似地渴望“回到自由”，这个城市仍引不起我的羡慕和生翅飞向它的街道的愿望。束缚着我们的恶势力全是在这里缔造的。骄横傲慢的城市，它从未像战后时期这样充分地证实了这句谚语：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现在我时而利用一个前犯人难得的机会：到自己的劳改营去遛遛弯！我每次都很激动。把自己重新浸入过去的绝境，重温一次那种身份的人的感觉——这对于衡量生活的相对尺度是很有益的。原来是食堂、舞台和文教科的地方，现在是“斯巴达克”商店。当时的大门就在现在还保留着的这个无轨电车站旁边。三楼上那个窗口里，就是我们的畸形人之家。这儿是出工站队的地方。纳波里娜娘的塔式起重机就是沿这条线移动的。M·在这里溜进了贝尔沙德尔的房子。现在人们在柏油地面的院子里走路、散步、谈论琐事，他们哪里知道是走在尸骨堆上，是踩在我们的回忆上。他们不能想象，这个离市中心坐车不过走二十分钟的大院竟一度不是莫斯科的一部分，而是野蛮的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它与诺里尔斯克及科雷马比与莫斯科还联系得紧密。但是现在连我也不能爬上我们以前曾大摇大摆地来往的屋顶了，不能进入我漆过门窗铺过地板的住宅了。我像先前一样背起手在营区内踱来踱去。只当自己现在仍是不能出去的，只准从这里走到这里，也不知道明天被押解到哪里去。现在已经没有界墙隔着的涅斯库奇内公园里的那些原来的树木向我作证说，它们还记得一切，记得我；一切确曾如此。
我按照因犯的直线往返的散步方式来回走着，到尽头就向后转。走着走着，今日生活中的一切复杂问题都像蜡似地开始融化了。
我憋不住了，我要了个流氓：沿着楼梯跑上去，在离营长办公室还有一截楼梯的拐角处的白色窗台上写了一行黑字：“第十二劳改工段”。
经过的人会读到，也许会沉思的。
我们虽然也是杂役，但是属于生产杂役之列。我们的房间不是主要的，在我们头顶上还有同样的一间，那里住的是营区杂役，由会计所罗莫诺夫、仓库管理员贝尔沙德尔、派工员布尔施泰因组成的三头执政从那里掌管着我们的劳改营。此项人事更动就是由他们决定的：撤销帕夫洛夫的生产主任职务，由K接替。于是这位新总理就于某月某日迁进了我们这个房间（在此以前普拉夫金仍是被提溜到外地的劳改营去了，不管他怎么巴结讨好）。他们对我也没有容忍多久：轰出了定额室，也轰出了这间卧室。（在劳改营里的地位降得越低，反之在“小车厢”里的铺位升得越高。）但是在我暂时留在这里的日子，有过对K进行过观察的时间。此人相当不错地为我们的小模型补充了革命后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的变种。
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库科斯，三十五岁的会打算盘捞好处的商人（所谓“卓越的组织者”），专业是建筑工程师（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