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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使这种整齐划一显得加倍庄重而高尚的，是有关的秘密命令对于这些恶劣民族中的共产党员也并未稍加宽恕。也就是说，无须检查党证，又少了一层麻烦！而且还要责成共产党员们到达新流放地后加倍努力工作。这样就一切都好了！
整齐划一中的唯一美中不足，是异族通婚的家庭。（难怪我们这社会主义国家从来就反对异族通婚！）强制迁移日耳曼族和后来强制迁移希腊人的时候，没有赶走异族通婚的夫妇。但这种做法带来不少麻烦，并且在看来已经清洗消毒过的地方留下了一些病灶。（不是有些年老的希腊妇女偷偷回到女儿这里来死嘛？！）
把这些民族强行迁移到哪里去呢？可以放逐的地区很多。例如，哈萨克斯坦，放逐到这里的民族人数加上一般流刑犯大约超过共和国总人口的一半，所以，这个共和国满可以称之为“哈泽克斯坦”了。分配特种移民的当局也没有忘记中亚、西伯利亚（许多加尔梅克人死在叶尼塞河流域）、乌拉尔北部和苏联欧洲部分的北部地区。
强制迁移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人民算不算放逐整个民族呢？从表面上看，它不够条件，因为那并不是男女老幼一概迁走，似乎作为一个民族还是留在故土了。（因为那里距离欧洲太近，否则是可以无所顾忌的！）似乎是留下来了，但却已被“间苗”间到了无法再稀的程度。
其实，净化波罗的海沿岸的工作早已开始了。一九四0年，我们的军队刚刚进入这个地区，兴高采烈的当地人民还没有来得及表决加入苏联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净化了。净化首先是从军官开始的。必须认识到，对于这些年轻的国家来说，它们的第一代（也是最后二代）本民族的军官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他们代表着民族的严肃性、责任感和精力。当他们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曾在纳尔瓦城下学习过如何以自己尚未强健的胸膛去捍卫尚未强健的祖国一。如今镰刀一挥，就割掉了他们浓缩的经验和旺盛的精力。这是为了进行全民投票所作的一项最重要的准备。是的，这是一张根“灵”的“验方”，在联盟本土上不是也试验过同样作法吗？就是要把那些将来可能领导反抗的人，以及可能用自己的思想演讲、著述唤起人们反抗的人统统悄悄地、尽早地消灭干净。这样，表面上那个民族还生活在原来的地方，实际上民族已经不存在了。一颗死牙最初从外表看来和好牙没有多大区别。
但一九四O年并未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采取强制迁移的办法，当时用的是集中营，而对某些人则是在石筑监狱的院内予以枪决。一九四一年撤退的时候，尽可能地把一些富人和有地位、有影响的人物像贵重战利品似地带走了，然后却把他们像粪土一样弃置到古拉格群岛僵硬的土地上。（他们全是在夜间被抓走的，每户只许带一百公斤的行李。上车时户主就与全家人分开，然后被消灭在监狱中。）整个战争期间我国一直（通过列宁格勒电台的广播）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进行威胁，说将要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报复。一九四四年苏军回到这里时实现了这些威胁：把大批的人抓进监狱。不过，这毕竟还不能算流放整个民族。
对波罗的海沿岸各族人民的大规模强制迁移是从一九四八年开始进行的（首先从刚强的立陶宛人开始），一九四九年使三个民族一起放逐，一九五一年又进一步放逐立陶宛人。在这些年代也强制迁移了西部乌克兰人，最后一次强制迁移也是在一九五一年。
“大元帅”是否准备在一九五三年还要放逐谁？是犹太人吗？除犹太人外还有什么民族？他的这一设想我们现在永远无法知道了。不过，据我个人猜想，斯大林是渴望着要把整个芬兰的居民流放到接近中国的沙漠地带去的，但在一九四O年和一九四七年（由于雷诺发动政变失败）均没有能实现这个愿望。他还很可能已经在乌拉尔以东选好了地方，要把塞尔维亚人或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希腊人强制迁移去。
假如这位“先进学说的第四号柱石”再多活十年，欧亚大陆的民族分布图就将变得无法辨认，将会发生一场反方向的民族的大迁移。
有多少民族被流放，将来就会写出多少部史诗，它会叙述人们别离故土的悲哀，也会谈到在西伯利亚遭到的大规模消灭。这些民族所经历的一切，只能由他们自己写出痛切的回忆，我无意在此越俎代庖，更无意跑得太远。
但是，为了使读者知道这些民族被赶去的地方也就是读者所访问过的那个流放王国，同一个古拉格群岛上的污秽地，我们还是来看看强制迁移波罗的海沿岸人民时的某些情况吧。
在放逐波罗的海沿岸人民这个问题上，不仅没有强奸民意，而且完全是执行了“人民的最高意志”。三个共和国的部长会议各自作出了自由的决议（爱沙尼亚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通过的），决议要求把某些类型的本国同胞强行迁移到遥远的异乡西伯利亚去。而且是永久性迁移。永远不许他们再回到祖国来（这就清楚地表明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国家的政府有多大独立性，也可以看出那些不争气的、不中用的本国同胞是多么激怒了政府）。要流放哪些类型的家庭呢？1．罪犯的家属（只把家长弄到集中营去累死还不够，还必须把这些家庭的全部种子都根绝掉）2．富裕农民（这一措施大大加速了波罗的海沿岸已经时机成熟的农业集体化）和他们的全部家属（在里加大学读书的学生是在他们的父母从农村被抓走的当天夜晚从学校宿舍被抓走的）；3．由于某种原因逃脱了一九四0年、一九四一年及一九四四年的铁篦子的、漏网的头面人物和要人；4．一般对现政权抱有敌意而未能及时逃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家庭，或者与当地积极分子有私仇的家庭。
为了避免损害我们共同的大祖国的声誉，也为了不给西方的敌人以可乘之机，这项决议未在报上发表，也未在各共和国内部公布，而且在强制迁移的当时也没有向被迁移者宣布。只是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在西伯利亚的警备队内才对他们宣布。
放逐的组织工作效率，这个时期比以前放逐朝鲜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时已大有提高，已经总结并且掌握了宝贵经验，这时已不需要按天计算，甚至不必按小时计算，而是可以按分计算了。实践经验表明：从夜间的第一次敲门声开始，到全家人的最后一只鞋后跟迈出家门槛，走入黑暗的夜幕，登上卡车止，只要二十到三十分钟就足够了。在这几十分钟时间内，被叫醒的家庭能够作到：穿好衣服，弄明白自己是要被永远放逐，在放弃一切财产要求的文件上签字，把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叫到一起，收拾几个小包袱，然后根据命令走出家门。（不必担心留下来的财产会发生混乱。押解人员一走，财务局的代表便会立即来清点物资，填写没收物品清单，全部财产将由委托商店根据清单出售，售款上缴国库。我们无权指摘他们清点财物时曾往自己腰包里装点什么或者从“小道”运走点什么。其实，他们大可不必这样做，因为人民政权的任何成员只要在委托商店再要一张发票，就可以用微不足道的一点钱“合法”地把他需要的任何东西拿回家去。）
在这二十到三十分钟的时间里人们能够想到些什么？怎样选择和决定最需要的东西？有一个中尉奉命强制迁移一户人家（这家里有个七十五岁的老奶奶，母亲五十岁，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和一个二十岁的儿子）。他向这家人建议说：“一定要把缝纫机带上！”谁能想到：后来这一家人就靠了这台缝纫机才得以活命声
不过，这种快速强制迁移的办法有时也对受害者有利：它像是一阵旋风，过后就不见了。最好的笤帚也会漏掉一些东西的。有的妇女恰巧那几夜没在家里住，旋风过后又回到本村来了。她便到财务局去请求打开家门上的封条，财务局也居然就给她打开了：随你去住吧，再发布命令时再说！
运牲口的列车车厢并不大，运马时定额是八匹马，运士兵时定员三十二人，运囚犯要装四十八，而运塔林地方的特种移民时则装五十人。仓促间没有对车厢进行必要的改装，人们请求在车厢的底板上打个洞，以备大小便用，但这也没有及时批下来。只放一个普通水桶当马桶。它很快就满了，溢出来弄脏人们的随身行李。从上车的最初一分钟起，这些双足哺乳动物就被迫忘掉男人与女人的区别。最初一天半，他们被锁在车厢里，没有水喝，没有饭吃，婴儿饿死了。（这一切我们早已在本书中看到过，在两章之前，对吗？二十年之前如此……此时仍然如此……）火车在尤列密斯特车站上停了很久，车厢外面不断有人奔跑，敲打着车厢板呼叫姓名，妄想给车里的熟人送点吃的或其他物品。但是，这些人马上就被驱散了。锁在车里的人却在挨饿。等待着这些衣着单薄的人们的是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
中途才开始分发面包。在几个车站上给了菜汤喝。所有列车都是开往远方的：新西伯利亚州，伊尔库茨克州，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只是巴拉宾斯克一处就运来五十二个车厢的爱沙尼亚人。用了十四昼夜才到达阿钦斯克。
是什么东西在这绝望的路途中支持这些人活下来的？那不是信仰，而是仇恨所带来的希望：“这些家伙快完蛋了！今年就会发生战争。秋天我们就能返回故乡。”
无论在西方世界，还是东方世界，任何一个过着和平生活的人，对于关在铁笼子里的这些人的这种想法都不可能同情，不可能理解，也许还不能原谅。前面我已提到，我们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0年也曾这样相信过，盼望过。那些年代这个制度之不公正、二十五年刑期以及重返古拉格群岛的命运已经使忍耐达到最高点，达到了一触即发的、爆炸性的、武装警卫也无能为力的最高点。（一般地说，如果一个制度是不讲道德的，那么它属下的臣民也就可以对它不承担任何义务了。）需要把人们的生活糟踏到什么程度才会使牢房、囚车和运牛车里的千百万人把绝灭性的原子战争看成是唯一出路而祈祷它发生啊？！……
但是，没有人哭。谁也没有哭。仇恨能够烧干人的眼泪。
爱沙尼亚人在路上也考虑另外一件事：西伯利亚人将怎样迎接他们？一九四0年时期西伯利亚人对放逐来的波罗的海沿岸人是进行掠夺的——勒索他们，一件皮大农只换给半水桶土豆。（当时我国的衣着褴褛的人们确实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来的人看成资产阶级分子了……）
这一次，一九四九年，事先对西伯利亚人进行了宣传：运来的都是些坏透了的富农分子！但是，从火车上下来的“富农”却个个衣衫破旧，被折磨得不成样子。身体检查时俄罗斯护士们意外地发现这些妇女都很干瘪瘦弱，她们抱的小孩连一块干净尿布都没有。爱沙尼亚人被分配到人烟稀少的集体农庄去、一当地的西伯利亚农庄妇女背着领导给这些特种移民送来她们仅有的东西：半公升牛奶、一块菜饼或者一块黑面饼。
这时候，爱沙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