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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一点也没有帮他的忙。我保持沉默。我设法避开关键性的表决（总不能投票反对他吧），我去参加学生的小组活动或去辅导。对那些党员校外考生，我也不妨碍他们取得及格分数，我想：你们自己属于掌权阶层，去欺骗你们自己的政权吧！我以这种态度掩护自己的任务：我在写作，不停地写作。我保重自己，为的是进行另一场战斗，将来的战斗。而且，这个问题也还可以提得更广泛些：米特罗维奇的斗争是正确的吗？需要吗？
他的全部战斗从一开始就没有成功的希望。他无法把这一团又粘又乱的东西理好。何况，即使他完全胜利了，那也不可能使整个制度、整个体系有所改变。最多只是在一小块有限的土地上闪现出一个洗净了的洁净的斑点，而它很快又会被大片灰黑色盖住。他可能取得的全部胜利补偿不了他可能遭到的报复——第二次被捕。（只是由于赫鲁晓夫时代的到来才使米特罗维奇免于再次被捕。）他的战斗是没有希望的，但他那拼出一死也要反对人间不平的精神却很富于人性。可以说他胸斗争是注定失败的，但却不能说这斗争是无益的。假如我们不都那么“聪明”，假如我们大家不是无休止地诉说：“没有用！不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的国家也许会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尽管米特罗维奇不是普通公民，而是个流放者，但他那双眼睛的闪光却也使得区政权当局望而生畏。
虽然他使人们惧怕，但是到了那个光辉的“节日”，到了选举亲爱的人民政权机关的日子，我们三个人——不屈不挠的公正战士米特罗维奇，我，还有另一个不露声色的、平时最谦让、最妥协的格里戈里。萨莫伊洛维奇·姆…泽——就全都一样了。我们三人同样强忍着厌恶的痛苦心情同别人一起走去参加那嘲弄人的选举。（既然如此，他的斗争还有什么价值呢？）差不多全体流放者都能获准去参加选举，这种选举是那么不值钱，甚至被剥夺公民权的人也会突然在选民名单上发现自己的名字。人们会催促他们，赶他们尽快去投票。我们科克切列克从来没有固定的权票处，投票箱设在距中心区很远的一个挂上帷幕的棚子里，路也没有，很不好走。所谓选举，就是要尽快地把选票拿到投票箱处，把它投进去。如果谁在中途放慢了脚步，想仔细看看候选人的名字，这一就会显得奇怪了：难道党组织还不知道应该选谁？名单有什么可看的？！投票之后，大家都有合法的权利去喝上一杯（选举之前照例要提前发工资或者预支部分工资），人们穿上最好的衣服，所有的人（包括流放者）在街上相遇时都郑重地互相行礼，互相祝贺一个什么“节日”
啊！我又一次感到还是劳改营好，那里就没有这类选举！
有一次，科克切列克选举了一位“人民法官”，哈萨克人，自然是“全体一致选出”的。大家照例祝贺了选举日。过了几个月，另一个区转来了该法官犯下的刑事案件的材料；他原先是那个区“一致选出”的法官。他在那个区犯了案，这才查明他在我们区的短短几个月中也已经接受了许多贿赂。虽然遗憾，也只好撤掉他，再指定科克切列克进行部分选举。候选人又是一个外区来的哈萨克人，谁也不认识。于是，星期天大家又穿上最好的衣服，从大清早就开始投票。全体一致！又摆出幸福的面孔在街上互致节日祝贺，眼神里看不到一丝幽默……真是在祝贺节日！
在苦役营里，我们总还敢于公开嘲笑这一切拙劣的表演，可是在流放地却不敢向谁透露这种感情。现在是作为自由人生活，而人们从这“自由”中得到的第一件最坏的东西就是：不敢暴露思想。我只同姆…泽等极少数人谈论过这一类话题。
姆一泽是从杰兹卡兹甘押送来的。来时他一文不名——他的钱在路上全被扣留了。但警备司令部根本不管这些，还是取消了他在监狱时得到的伙食供应，把他赶到科克切列克街头了事：要偷就去偷，要饿死就饿死吧！那些日子我曾借给他十几个卢布。为此他对我始终感激不尽，总提起这件事，说我救了他。这也是他性格上的一个特点：总记住人们的恩惠。但他也记仇。（例如，他就记胡达耶夫的仇。胡达耶夫曾恶毒地、完全无理地残酷殴打过姆…泽的儿子。这个胡达耶夫原来就是险些成为血腥复仇牺牲品的那个车臣青年。看，人世的生活有多么错综复杂！）
姆一泽一无专长，又是流放者，不可能在科克切列克找到较好的工作。他能找到的最好工作是在中学当一名实验员。他很珍惜这份差事。工作本身要求他为大家服务，满足大家的要求，对谁都要和和气气，无须表示自己的意见。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从不暴露自己一用殷勤客气的外衣把自己包住，使人无法看透他。甚至有些最简单的事实，例如，他为什么到了五十岁还没有专长，谁也不知道。我不知不觉地同他接近起来。我们从没有闹过意见，常常互相帮助，而且对许多事都有同样的、劳改营里养成的自然反映和表达方法。这样，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我终于了解到他隐藏已久的经历和内心变化。这些都是很值得借鉴的。
战争开始前，姆一泽是某地区的党区委书记。战争期间他被任命为某师团的译电处处长。他一直担任高级职务，是个“重要人物”，没有尝过什么人间疾苦。但是，一九四二年发生了一件事：由于译电处的某种过错，使得该师的某团未能及时收到后撤命令。这个错误必须立即改正。可是又发现姆一泽手下的人全都不知哪里去了，也许就是全牺牲了。于是将军便命令姆一泽亲自到前线的那个团去传达撤退命令，拯救他们。这时该团已处于敌人不断紧缩的包围圈中。姆一泽立即骑马出发了。他十分悲观，担心性命难保。一路上越走越危险，他决定不再前进。在原地还不知能否活下来呢！他是自觉地停下来的，也就是说，他抛弃了那个团，出卖了它。他从马上跳下来，抱住一棵大树（或许是裁到树后躲避炮弹），这时，他……向耶和华发誓：只要他能保住性命，他将作一个虔诚的信徒，将完全遵守宗教教规。结果他平安无事。那个团被歼灭或者是被俘了。姆一泽活了下来，按照第五十八条，他被判十年劳改，刑满之后他又流放到科克切列克。他确实在十分虔诚地还愿！他的内心和头脑里一点点党员的影子都没有了。妻子只有用欺骗的办法才能使他吃一点禁食的无鳞鱼。每到星期六他虽然不敢不去上班，但在班上则尽量什么也不作，回家后则严守一切教规并作祈祷，当然，在苏维埃政权下不可避免地是秘密地作的。
当然，这段经历他几乎未对任何别人说过。
在我看来，这段经历很不简单。简单的只有一点，也是我们这里最不能同意的一点，即：我们的生活的最坚强、最根深蒂固的支柱是宗教意识，而不是党的意识形态。
应该怎么评判他呢？按照一切法规——刑法、军法、人格的规范、爱国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规范来看，此人都死有余辜，应该受到蔑视；姑且不说他当时对于自古以来他们犹太民族最凶恶的敌人缺乏应有的仇恨吧，他至少是为了自己活命而葬送了整个一团人呀！
可是，姆一泽还是能够根据某种更高的法则高声为自己辩护说：你们进行的这一切战争难道不都是因为最高政治家们的愚蠢才发生的妈？！难道希特勒之所以会侵入俄国不是由于愚蠢，不是由于他本人的愚蠢，由于斯大林和张伯伦的愚蠢而造成的吗？！可是现在你们却要派我去死？！难道是你们使我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吗？
人们（甚至就是那个团里的人！）会反驳我：如果他这样看，那就该早在兵役局给他穿上漂亮军服的时候声明这一点，而不该到了抱住大树的时候才说！是的，从逻辑上我并不想替他辩护，从逻辑上我也应该蔑视他，恨他，应该在同他握手之后感到厌恶才对。
但是，我却一点也没有这类感觉！这是否税为我不是那个团的人，没有体验到当时的境况？还是因为我想到了那个团的命运实际上还取决于其他上百种因素呢？或者因为我从未看到姆一泽趾高气扬的样子，只看到了他陷于绝境的样子呢？我们每天见面都诚挚地热烈地握手，我一次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体面的。
一个人在一生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形！他可能变成对自己和对别人来说都是完全另外一个人！而我们却往往根据命令，根据法律，根据一时心血来潮，或者由于自己的盲目，而心甘情愿地、高兴地拿起石头朝着那个完全不同的人的其中一个打击。
但是，假如你手中的石头掉下来呢？……假如你自己陷入深重的灾难中呢？那时，你就会产生某种新的观点了——对罪行，对罪人，对他人和对自己，都会产生某种新的观点。
在这本厚厚的书里我讲了许多宽恕的话。人们以惊奇而愤怒的口吻反驳我：还有个界限没有？总不能对什么人都宽恕吧！
我回答说：并不是什么人都宽恕。我只宽恕倒下的人。只要那个偶像还高踞在统治者台上，额上显出一道无上威严的皱纹，还在冷酷无情地、随心所欲地糟踏我们的生活，那你就给我挑选更重些的石头吧，不，让我们十个人一起抬起一根大原木来朝他撞去！
但是，当这个偶像一旦滚落下来，一旦倒在地上，当这大地的撞击能使悔悟的犁耙在他脸上耕出第一道犁沟时，那就放下你举起的石头吧！
因为他自己正在回到人类中来。
不该剥夺神指给他的这条道路！
除了上述种种之外，总的说来，我们科克切列克作为一个流放地，也同整个南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地区一样，还算是比较优越的。这是流放到有人居住的村庄，这里有水，土地也不是最坏的（如果是楚河流域，库尔代地区，土地还很肥沃呢）。许多人能够被分配到城市里（留在江布尔、奇姆肯特、塔拉斯，甚至留在阿拉木图和伏龙芝），而且这些人的无权地位同其他公民比较起一来并不很突出。这些城市的物价便宜，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尤其在那些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