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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里，我们讲的都是群众，都是那些莫名其妙被关进去的家兔们。但我们在书中还将涉及那些在新时代里依然是真正的政治人物的人。薇拉·雷巴科娃，一个女大学生——社会民主党人，在外面的时候她一直向往着苏兹达尔隔离所：只有在那里她才能指望会见老同志们（外面已经没有这些人了），养成自己的世界观。女社会革命党人叶卡捷琳娜·奥利茨卡排在一九二四年甚至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进监狱，因为进去的都是俄国最优秀的人物，而她却还没有为俄国做什么事。但是外面的世界已经不让她呆下去了。这样，她们俩人都抱着自豪和欢快的心情走进了监狱。
“抵抗！为什么不见你们抵抗！”——现在那些始终太平无事的人倒责骂起我们来了。
是呀，抵抗本应从这里、从一逮捕起就开始。
但没有开始。
就这样，你被他们带走。白昼逮捕必定有这个不可重演的短暂时刻——或者采取隐蔽的方式，事先偷偷摸摸和你约好，或者公然不讳地，手枪亮在外面——穿过人群，夹在千百个同样无辜也同样免不了遭难的人们当中把你带走。你的嘴并没有被堵住。因此你可以并且本来应当叫喊！你应当大喊大叫，说你被捕了！说乔装打扮的坏蛋们在抓人！根据诬告在抓人！对干百万人在进行无声的摧残！我们的同胞每天多次地在市内各处听到这样的呼叫，也许会激愤起来？也许逮捕会变得不那么轻而易举！？
在一九二七年，当驯服性还没有使我们的脑子那么软化的时候，大白天在谢尔普霍夫广场上，两名契卡人员企图逮捕一个女人。她抓住路灯杆子，叫喊起来，不肯就范。一大群人聚拢来（需要有这样的女人，但也需要有这样的人群！过路行人并没有全都低下眼睛，并没有全都急忙从旁边溜过去！）。这两个手脚麻利的年轻人当时就为难了。他们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干活。他们坐上汽车跑了（这个女人本该立即上火车站，坐车离开！而她却回家去过夜。于是夜里就把她带到了卢宾卡）。
但是，从你那干涩的嘴唇里没有发出一点声息，因而过往的人们便把你和你的刽子手们误认为是一起遛弯儿的好朋友。
我自己也有过许多次叫喊的机会。
在我被捕后的第十一天，三名白吃饭的反间谍人员把我带到了莫斯科的白俄罗斯车站，他们的主要负担是四只装战利品的箱子，而不是我（经过长途跋涉。他们对我已经完全放心了）。他们名为特派押使，实际上是在押解我的借口下，把他们自己和第二白俄罗斯方面军“死灭尔施”（反间谍机关）的长官们从德国抢来的财物运回家。他们背的自动步枪除了妨碍他们搬运四只沉甸甸的箱子，没有任何用处。第五只箱子由我毫无兴致地拿着，其中装着我的日记和创作——揭发我的罪证。
他们三个人对首都都不熟悉，因此选择到监狱去的最近路线，把他们带到他们从来没有到过的卢宾卡（而我却把它同外交部大楼弄混了）去的责任就落在我头上了。
在集团军反间谍机关里过了一昼夜；在方面军反间谍机关里过了三昼夜，那里的难友们已经对我进行了教育（让我明白了侦查员的欺骗、威胁、殴打；明白了一旦被捕就再也不会放回；十年刑期是无可幸免的），在这以后——我突然脱身出来，至今已经有四天像一个自由人那样走在自由人中间，虽然我的身子已经在牢房马桶旁的烂草上躺过，虽然我的眼睛已经看到过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夜不成寐的人，耳朵已经听到过真情实况，嘴巴已经尝过烂菜汤的味道——那我为什么仍然默不作声呢？为什么不利用我最后公开露面的机会使受骗的群众恍然醒悟呢？
我在波兰的布罗德尼察市里保持了沉默——但是，也许那里不懂俄语？我在别洛斯托克的街道上没有喊出片言只语——但是，也许这一切同波兰人无关？我在沃尔科维斯克站上没有吭一声——但它是人烟稀少的地方。我在明斯克的月台上带着这些强盗们若无其事地走来走去——但车站还是破烂不堪的。现在我领着这些特科人员走进白俄罗斯地铁站上层的白色圆顶前厅，它灯光辉煌，两条平行的滚动电梯密密麻麻地站满莫斯科人，迎着我们升上来。他们好像都在瞧着我！他们像无穷无尽的长带，从底下无知的深处——向着光彩夺目的圆顶，向着我不停地伸延过来，要求得到哪怕是片言只语的真情——那么我为什么仍要沉默？？！
然而，每个人都有一打自圆其说的理由，解释他没有牺牲自己是对的。
他们还希望有一个平安的结局，怕一叫喊就坏了事（因为我们没有得到来自阴曹地府的消息，我们不知道从刚一抓起来的时候起，对我们的命运已按最坏的方案作了决定，因而再也不可能把它变得更坏了）。其他一些人还没有成熟到懂得构成向群众呐喊的内容的那些概念。须知只有革命家，他的口号才在唇上，到时候便会脱口而出，而一个驯顺的、毫不相干的庸人，这种口号从何而来呢？他干脆不知道他该叫喊什么。最后，还有这样一类人，他们胸中积郁太深，眼见的世事太多，怎能在几声不相连贯的叫喊中把一湖之水倾吐出来。
我，我之所以默不作声还有一个原因：这些站立在两条滚动电梯上的莫斯科人，对我说来还太少——太少了！这里能听到我号叫的有两百人，就算两百人再加一倍，那么两亿人怎么办呢？……我模模糊糊地感到，有朝一日我将向两亿人呼喊……
暂时，我没有开口，滚动电梯不可遏止地把我拉向地狱。
我在猎市大街也还将保持沉默。
在大都会饭店附近也不会叫喊。
在耶稣殉难地卢宾卡广场也不会挥动双手……
我所受到的大概是所能想象的最轻一种形式的逮捕。它不是把我从亲人的怀里夺走，不是迫使我离开人们所珍惜的家庭生活。它是在萎靡的欧洲的二月天里，从我方插向波罗的海的、不知是我们包围了德军还是德军包围了我们的一支狭长的箭头上把我批出来的，使我失去的只是混熟了的炮兵连以及战争最后三个月的景象。
旅长把我叫到指挥部，不知为什么问我是否带着手枪，我把枪交了，丝毫没有怀疑到会有什么名堂，——突然，从神情紧张地站在角落里一动不动的随从军官中跑出两个反间谍人员来，三步两步蹦到我身边，四只手同时抓住我的红星帽徽、肩章、腰带、图囊，戏剧性地叫道：
“你被捕了！！”
我像从头顶到脚底被灼伤、被刺穿似的，找不出什么更聪明的话来，除了说：
“我？为了什么？！”
虽然这个问题平常是得不到回答的，但奇怪的是，我却得到了回答。这值得一提，因为这太异乎寻常了。反间谍人员刚结束了对我的搜查，与图囊一起拿走了我记录我的政治思考的本子。德国炮弹炸得玻璃震颤，使他们感到很不自在，于是连忙把我推向门口。这时一个果断的声音突然向我传来——是的！穿过那随着一声“你被捕了”而在我和留下的人们之间沉重地落下的闸门，穿过这个什么声音都不敢通过的瘟疫带——传来了旅长的不可思议的神奇的话！
“索尔仁尼琴。回来。”
于是，我就一个急转身从反间谍人员的手里挣脱出来，回头向旅长走去。我对他了解很少，他从来没有降低身份同我作过普通的谈话。他的脸对我来说，一直是命令、号令、愤怒的表象。现在它却由于沉思而显得明朗起来——是对自己身不由土地参与肮脏勾当而感到羞愧？是突然产生的要打破终身的可怜的从属关系的冲动？十天以前我从他的拥有十二件重武器的一个炮兵营陷入的包围圈中，把自己的侦察炮连几乎完整无损地带了出来，而现在他却必须在一纸公文面前同我划清界线。
他每个字都很有力量地问道：“您……有个朋友在第一乌克兰方面军？”
“不行！……您没有权利！”——反间谍机关的大尉和少校冲着上校叫喊起来。墙角里站着的随从参谋人员惊恐地缩成一团，好似害怕分担旅长那闻所未闻的轻率行为的责任（而政治工作人员已经准备提供旅长的材料了）。但这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立即懂得，我是因为同我的一个中学同学通信而被捕的，并且明白了，我应当从哪几条线上预料危险性。
虽然，扎哈尔·格奥尔盖维奇·特拉夫金本可就此而止！但是没有！他继续清洗自己的良心，舒展自己的灵魂，他从桌子后面矍然起立（在此以前他从来没有迎着我站起来过！），穿过瘟疫带向我伸出手来（当我自由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向我伸出过手！），在华若寒蝉的随从人员们的恐怖目光下，他握着我的手，一向严峻的脸上露出暖意，无畏地、字字分明地说：
“祝您——幸福——大尉！”
我不仅已经不是大尉，而且已经是一个被揭穿了的人民敌人（因为在我们这里，任何一个被捕的人，从逮捕之时起，就算已经完全被揭穿了）。这么说，他是在向敌人祝福？……
玻璃在震颤。德国炮弹的爆炸在二百米远近的地方撕裂着大地。它引起这样的想法，如果是在较远的后方，在我们本国的土地上，在稳定的生活的保护罩下，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它只有在人人平等的死亡迫在眉梢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这本书不是我自己生活的回忆录。因此，我不去叙述我那四不像的逮捕的极其有趣的细节。在那一夜，反间谍人员们对于按地图辨别方向（他们也从来没有查看过地图）已完全绝望，因而客气地把它交给了我，并请我向司机说明，怎样去集团军的反间谍机关。于是我把自己和他们带到了这个监狱。他们为了表示感谢，不是立即就把我关进牢房，而是关进了禁闭室。关于这个！临时用作禁闭室的德国农家的小贮藏室，倒不能不说几句。
它有一个人身材的长度，而宽度——三个人躺着就觉得挤，四个人——则要紧挨着了。我正好是第四个人。把我推进去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以后了。三个躺着的人在煤油灯光下从睡梦中向我皱起了眉头，挪开了一点地方。这样，在地面铺着的碎草上就有了我们八只冲着门的靴子和四件军大衣。他们睡着，我心里像烧着一团火。半天前找那个大尉当得愈自信，现时在这小屋地下挨挤就愈难受了。一两次，小伙子们由于腰睡麻木了而醒过来，于是我们就同时翻一个身。
到早晨，他们睡醒了，打打呵欠，伸伸懒腰，收起了腿，蜷缩到各个角落去，这时便开始互相结识。
“你是为了什么呀？”
在“死灭尔施”（反间谍机关）有毒的屋檐下，防人三分的浊气对我已有所熏染，于是我就憨直地故作惊讶：
“我一点不知道。难道那些坏蛋会告诉你吗？”
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