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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到三十岁就顶不住了，早早就向诗歌告别，因为，我无法保持诗人所需要的纯洁与童真，无法面对苦难保持乐观。回眸二十世纪百年文学史，汪静之以后，再也没有出现如此纯洁的童真诗人。汪静之的情诗，就是放到今天，仍然有大胆自由的一面，仍然能唤起读者内心来自各个侧面的深深感叹。将个人的恋爱史嵌入文学史——《蕙的风》、《六美缘》、《漪漪讯——汪静之情书》，汪静之算是将自己的爱情彻底贡献给文学。
相形之下，我们这一代没有情诗，缺少情诗湿润的濡染，我们这一代也就缺失了爱，缺失了宽厚的恕道，只剩下冰冷坚硬的恨。思维方式上，我们这一代就很容易滑入对立式思维，价值观念很容易倒向偏激的一元化，言行举止很容易沦为破坏发泄。因此，我们这一代才最终成为思想褊狭“痛下杀手”的红卫兵，才成为“杀杀杀”的革命小将，整个社会才会爆发无谓而惨烈的武斗。最终，我们这一代必然沦为无知愚蠢的一代。
失去童真、失去情诗，事实上也就等于失去宽容与亲和，整个社会来自良性一翼的柔和的润滑力大幅降低，人们容易形成互仇心理，最后演化为仇视思维，似乎生活中到处是不可忍受的缺陷，没有什么值得珍视与保留的美好之处，必须坚持残酷斗争，必须保持对现实的仇视，必须与旧世界彻底决裂，只有未来才值得珍视与向往。而且，这种残酷的仇恨心态还是最最宝贵的“革命坚定性”。
因此，从社会总体效应角度，情诗的作用不容小觑。爱情能够使人温和，爱情能够使人宽容，爱情容易使人看到自身的缺点，爱情容易使人保持纯洁童真。当然，爱情还能够提高生命的质量，能够使人长寿……汪静之在他最后一本诗集《六美缘》的自序中说：“爱情诗最能培养夫妻爱情，爱情诗最能增进夫妻幸福，因而最能安定家庭，进而也最能创造一个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正是因为如此，孔圣人把‘国风’爱情诗编在最重要的经典‘五经’之首中之首。圣人最重视诗教，诗教首先教的是爱情诗。爱情诗是经国之大业。”纯洁的情诗确实可从整体上成为社会矛盾的减弱器，起着保持社会整体平衡的远端效应。这一点，在过去却为我们长期忽视或无视。无论如何，播撒温湿的爱总比种植阴冷的恨更有利于社会融洽吧？
1990年初，汪搬入杭州曙光新村一楼公寓，某日傍晚，楼上倒下一盆水，将老人全身浇湿，汪冲着楼上喊了一嗓子：“什么人倒水？真缺德！”晚饭后，沉默许久的老人要秘书上楼逐户打听谁家泼的水，不为问罪而为道歉！老人认为楼上那户人家因天黑没看清天井有人，不是有意为之的错误，不应怪罪，所以他要为自己骂了人家而道歉。秘书认为于理不合，未去打听。翌日清晨，老人将写在宣纸上的道歉信贴在楼梯口。
当然，汪诗还可从反面提供一些借鉴，如无边无际过于宽泛的“博爱主义”。他在诗歌中居然要求岳庙里的岳飞怜释跪囚的秦桧、请求“我们都是伴侣”的蚊子松嘴和解，这些说明汪静之思想确实存在过于幼稚的一面。五四知识分子思想十分杂芜，一些基本价值观念尚未在他们头脑中得到确立。此外，汪诗终究只是新诗初期的一个车站，过于直白发露的表现手法只能说明新诗发萌期的幼稚脆弱，对韵律的漠视也破坏了诗歌的基本规律，提醒我们必须尊重诗歌的音乐性。
综上所述，汪静之的五四情诗，不仅作为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解放与艺术革新的重要一环，成为五四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还具有校准现实唤起思考的当下作用。从这些意义上，似乎已经走远了的汪静之，仍然还在静静地放射出光芒，放射出能够照亮今天的光芒。
1920至1930年代，汪静之辗转于鄂皖鲁冀沪宁杭等地执教，二十岁就当上了教授。不过，诗人汪静之的文章似乎不行，所授的国文课颇引非议。浙江一师同窗、时任暨南初中部主任的曹聚仁说：“他教国文，实在糟得太不成话。一篇应该教一个星期的课文，他就在四十分钟教完了。无可奈何，他就说些文坛掌故来填补……我就当面对他说：‘假如我是校长的话，决不请像你这样的诗人来教国文。你这样的教法，真是误人子弟！”〔1〕抗战期间，汪静之先赴粤任中央军校四分校国文教官，后随校迁广西宜山，再迁贵州独山。1942年，因经济困难，两月无肉，拒绝重庆川大教授约聘（因只能吃素），做酿酒生意。1945年，与人合伙开小饭馆，亲自跑堂。抗战胜利后，先后执教于徐州江苏学院、复旦大学中文系。1952年，汪静之投靠冯雪峰，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1954年因与顶头上司聂绀弩不合，改为特约编辑，停发工资。1965年转入中国作协为专业作家，每月领取创作津贴一百二十元，因不受单位管束而相对自由。
汪静之反右时之所以成为“漏网之鱼”，实乃“反党言论”仅为两次之故。当时的中国作协领导邵荃麟、郭小川告诉他“划右标准”——解放前后若各有一次反党言论，便划右；如解放前没有，解放后有三次，也划右。鸣放期间，汪静之在中国作协、人民日报社两次会议上抱怨作家待遇太低，每月仅一百二十元创作津贴，不满意；文化部召集的一次会，由于汪静之不愿再说一遍同样的话，故只有两次“放毒”，未能达标。汪静之晚年庆幸：“如果我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或者复旦，我一定会有三次发牢骚的机会。”〔2〕
“文革”前夕被打发回杭，直到1979年，浙江作协才知道汪静之隐居杭州。“文革”中，汪静之奇迹般的成为未受任何冲击批斗的五四老人。“幸亏自己远离政治，半做隐士，才苟活性命于乱世”〔3〕。1975年办理退休手续，月收入降至八十四元，老伴又无收入，晚年生活十分拮据，衣服破旧不堪，购食必定寻求最低价，晚上只用一支八瓦的日光灯，凡有空白的包装纸（包括牙膏盒、药盒），都收集用作草稿，三十年未订报纸。但一直很用功，立有“四不”公开声明：不向外透露住址、不接受会议邀请、不签名题字、不接待来信来访。宅门贴有一条：“谈话不得超过十分钟。”
直至1979年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四届文代会，“解放后其他所有文代会都没有要我去，很明显是因为我是雪峰的朋友”〔4〕，汪静之晚年认为一生有三位恩人：胡适之（得到最初的鼓励）、鲁迅（得到扶持与保护）、叶圣陶（告知可出版诗集）。
1993年，汪静之九十一岁，一生思想纯简的他在自述中反省：“现在我觉得我向来也是极左，认为胡适之太反动，其实他只是反对独裁，主张民主。”〔5〕
注释：
〔1〕曹聚仁：《诗人汪静之》，上海鲁迅纪念馆编《汪静之先生纪念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2〕〔4〕〔5〕《汪静之自述生平》，上海鲁迅纪念馆编《汪静之先生纪念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307、305页。
〔3〕纪鹏：《世纪诗翁汪静之和湖畔诗史的最后一页》，上海鲁迅纪念馆编《汪静之先生纪念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
孙犁的“自辨”
？ 杨建民
1963年六七月间，孙犁收到在晋察冀工作时两位战友的孩子（高中学生）的一封来信。这封信里，称道了孙犁的作品，但非泛泛，而是在认真阅读基础上的赞赏。信的后半，还对孙犁的一些作品提出了一些具体、切实可行的意见，这使孙犁有些意外。
这个高中生在信里还告诉说：他们课本中选的孙犁短篇小说《荷花淀》，与书中刊出的有很多不同，并且将这些不同列举出来，这引起了孙犁的特别注意。
课本与原书的不同，主要是在课本里，这其中，主要是删节。从比较看，《荷花淀》中几位妇女去看自己丈夫途中，遇到日本人船的追击，她们摇着小船往荷花淀里去时，作者记述了妇女的内心想法：“假如敌人追上来，就跳到水里去死吧！”这一句话，在课文里被删去了。
另一处，妇女们在划船时，有人顺手从水里捞上一棵菱角，因为还很嫩小，便又丢进了水里。“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这句话，也被删去。
《荷花淀》开首第二段，作者叙写这里的芦苇，多被妇女们编了席子，这时补了一句：“编成了多少席？”这增添了小说韵味的句子，也被删除。
妇女们急速划船时，“水在两旁大声的哗哗，哗哗，哗哗哗！”最后一个“哗”，也被划去……
这些删节，作者孙犁并不知道，所以学生一问，他就循着一些人的思路，对为何删节，略作辩解。“假如敌人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被删，孙犁在回信中说：“可能是认为这两句话有些‘泄气’，‘不够英勇’。”当然，孙犁本人并不这样认为，所以，这两个词他都用了引号。
“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被删，孙犁认为：可能是这样的描写“没有意义”，也许认为这样的句子莫名其妙，也许认为有些“小资产”。看来，孙犁也弄不懂为何被删。
“哗哗，哗哗，哗哗哗！”最后一“哗”被删，孙犁替删削者着想：可能是认为既然前面都是两个“哗”，为什么后面是三个？一定是多余，是衍文，他们就用红笔把它划掉了。细细体味，孙犁这样写，既显变化，程度又有加深，删削者却未能体会这一点。
小说开首处“编成了多少席？”被删，孙犁也想不出为什么：有什么妨碍？可能是，他们认为织出多少席，难道还没有统计数字吗？认为不妥，削去了。
对自己的小说进行删削，显然是由于误读产生的，这样的事，孙犁在此前也遇到过。
那是在更早的1952年。当时的平原省（后被撤消）聊城地区（后划归山东省）安乐镇师范学校，有一个学生组织的文艺研究组。这个文艺研究组在“研究”了孙犁的《荷花淀》后，发现了一些问题。便写信给孙犁，就这些问题希望孙犁回答。
他们对《荷花淀》的意见，归起来有三条：
一、有点嘲笑女人的味道；
二、拿女人来衬托男子的英雄，将女人作为小说中的牺牲品；
三、不是郑重地反映妇女们的事迹。
第一条的理由，是孙犁在作品中说：“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女人们尤其容易忘记那些不痛快。”他们指出，作者同时也否认了这些“藕断丝连”是青年们应有的情感，认为这是可耻的，是女人们特有的至少是较甚的卑鄙弱点之一。
第二条理由，说水生们在荷叶下打仗，孙犁描写：“……战士们，正在聚精会神瞄着敌人射击，半眼也没有看她们。”他们信中问：这是否暗示着水生这些英雄看不起这群落后女人呢？
战斗后区小队长和水生所说：“都是你村的？”“不是她们是谁，一群落后分子！”两句，被分析为对女人的嘲笑、咒骂。“您却在表现他杀敌的同时加上了些如何对自己爱人耍凶以衬托水生的英姿”，并郑重地说：“这样的写法我们不赞成。”
第三条，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