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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928年春天，陶希圣再次来到上海。“没有钱，也没有职业，只有一番痛苦的经历，融化了他的思想，增加了他的见识，助长了他的文笔的毫芒。”一度到南京任总政治部宣传处编纂科长，后改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兼任政治部训练科长。然而及至年底，又将所有职务辞去，回上海卖文为生。其妻万冰如在自传《逃难与思归》中回忆：“《新生命月刊》每一期都登他的文章，另外好几家书店杂志要他的稿子，他卖稿子运气很好，可以先拿稿费，也可以送现洋取稿。”与此同时，陶希圣在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与新闻学系讲述中国文化史，每星期二小时；又在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及上海法学院兼课。这一时期，他的文稿大都收录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两书中，均由新生命书局出版。另有一些小册子，如《中国之家族与婚姻》、《中国封建社会史》，均以每千字五元的稿费卖给其他书店。陶的同乡尧鑫在台湾湖北同乡会出版的《湖北文献》中撰文说：“这时期陶先生绛帐授徒，闭门写集，过的虽是文人的刻苦生活，不过砚耕心传，逐渐建立了学术地位。”陶希圣常穿一件古铜色线春长袍，烟瘾甚大，双袖龙钟，尽是烧痕，更显其文人的神采与无行。妻子万冰如也说：“希圣衣服陈旧，又不喜欢理发，有一天在街上遇见熟人，两眼看他一下，冲口而出，问他，你怎么搞得这样，＇他＇一言不发，转身就走。”其时，陶希圣在沪上已加入“粤委”顾孟余、陈公博、王法勤等人的“中国国民党海内外各省市党务改组同志会”。至1930年，该总部迁往北京时，屡催陶希圣北上。陶力辞不赴，却应上海商务印书馆新任总经理王云五之邀，出任总经理中文秘书。但不久即发生一件意外之事。那就是，王云五担任总经理之先，曾赴美国考察大工厂的科学管理情况。王就任总经理后，提出科学管理的原则及实施的决心。一时间商务印书馆馆内反对声骤起，三所一处职工提出十九条意见。人事部门所拟答复不甚中肯，王云五遂交陶希圣改订。三所一处职工大哗，编译所同人尤为激烈。他们推举代表三人，包括周予同在内，来到海宁路陶希圣寓所，劝其辞职。代表们说：“商务同人第一次罢工的时候，你站在职工这一边。现在你是当局待遇了，你替公司出主意，写法律文稿。大家说你是资本家的尾巴，要张贴标语驱逐你。我们先来拜望，并劝你辞职。”陶希圣在笑谈中应答：“我明天辞职，但是我今天劝告你们复工。”第二天，陶希圣果然提出辞呈，扬长而去……这一年年底，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聘请陶希圣为法学院教授；一学期之后又被母校北京大学法学院聘为教授，朱家骅冒雨来到陶的宿舍，再三挽留未果。就这样，有心疏离现实政治的陶希圣开始了自己六年的北大教授生涯，陆续出版四卷本煌煌七十余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初步形成“中国社会发展分为五阶段”之论说；其间又创办《食货》半月刊，开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之新风气，成为上世纪三十年代史坛上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
六陶希圣作为一书生，而立之年即为著名大学教授，包括在当时所获的知名度，主要得力于他对中国社会组织及其演变的独到研究。早在主编独立青年社之下的《独立评论》周刊时，他就在一篇分析中国社会的文章中认为：士大夫阶级与农民乃是中国社会构成的主要成分。所谓士大夫阶级是一种身份，而不是阶级，农民亦未尝构成一个阶级，因此中国社会不是封建社会，而是残存着封建势力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近百年来，在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之下，工业革命未能完成，而农业工业转趋衰落。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形态，亦即为中国革命的起因。这一见解引起中国学界的一场大争论，亦即1928年中国社会史论战之滥觞。当时上海左翼文化界和左派学界，对陶希圣提出尖锐批评，他被扣上两顶帽子：一顶是布哈林派，一顶是社会民主主义者。陶希圣对此不加理会，坦承自己的思想“接近唯物史观而不堕入唯物史观的公式主义圈套。使用的方法是社会的历史方法，与桑巴德的《资本主义史》和奥本海马尔的《国家论》，如出一辙”。而1934年春秋之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实为1928年论战的延续。但此时三派已严重对立。陶希圣分析道：“一派是共产党的干部派，认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一派是反对派（很广泛，不是一个小团体，与托洛斯基有连络），如陈独秀、刘仁静属之，认为中国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我自成一派……反对派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干部派则与苏联斯大林派有关系，此外，自由主义与实证哲学这一派则是受杜威的影响。”这场论战尽管依然发生在上海，但北平各大学的左翼学生对于“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这个问题仍兴趣不减，其中的分歧却也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思绪，而分裂成不同的阵线。“当某一大学的学生团体邀请某一位先生演讲的时候，那位先生上了讲台，若是提起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反对派的学生立刻跺地板、捶桌子，表示异议。若是他一开口，就说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干部派学生也作同样的反对表示。”施存统曾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讲述好友陈独秀其人其事，第一段讲文学革命，推崇陈独秀几句，遭至干部派学生的一片嘘声；第二段讲到武汉时期，他批评了陈独秀，又差点被反对派学生轰下台。陶希圣并没有参与这次论战，因为他“反对公式主义的史论，力主以资料为根据，寻求社会演变的轨道”。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史论战各方争辩，以唯物史观为问题之焦点。单凭唯物史观之理论与方法，使用贫乏的历史资料，填入公式，加以推断，达成预定之目的。此可谓论战各方共通弱点或缺点。”这也是他后来之所以创办《食货》半月刊的真正内因，即试图矫正中国社会史两次论战的公式主义，“使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走上依据历史资料以来每一时代的经济结构及其演变的轨道”。关于陶希圣创立的“食货学派”，长期以来由于他在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特殊的政治角色，“学术界对其学术倾向的判断存在很大差异，其学术价值一直为政治的强光所遮蔽”（陈峰语）。中国社科院著名经济史研究专家李根蟠认为，“《食货》对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的贡献是不应抹杀的，全盘否定并不公允”。《食货》自1934年12月创刊至1937年7月停刊，陶希圣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六篇，其他七篇，翻译二篇，共计四十五篇，位居作者之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书店向海内外推出《食货》半月刊影印本，可见其学术价值至今犹存。不过，这是另话，兹不详述。
七1937年卢沟桥事变，对山河破碎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危急存亡的时刻。或许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始终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头，陶希圣毅然决然走出书斋，舍弃了那份饮茶夜读、著书立说的从容与自得，奉约从北平上了庐山。在由远及近的隆隆炮声中，对三十八岁的陶希圣来说，这简直是一个不由分说的选择。从此，他再也没有重返大学校园。7月17日，他与胡适、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等人一同出席“牯岭茶话会”。就在这次会上，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发出“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的决心。中共工农红军即被正式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拉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这一年8月，陶希圣加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从事国际宣传工作；9月，应聘为国民参政会议员。国难当头，少数知识分子弃学从政在其本质上彰显潜在救国意识的一种担当，同时也囿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或许就像丁文江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前途全看我们‘少数人’的志气”了。其实，素来自诩“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的胡适，在一时心情之下也差点加入国民党。西安事变发生时，国民政府下了三道命令：一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不能行使职权时，由常务委员代行职权；二是行政院长一职由副院长孔祥熙代理；三是特派何应钦担任讨逆总司令。胡适在一次聚会上对陶希圣说：“希圣，你们国民党有读书人，否则无法下这种命令，这是春秋大义。”陶希圣说：“……我推想这件事处理过程中，最具影响力的可能是戴（季陶）先生。”胡适又说：“我不是国民党，我一向反对国民党、批评国民党，但是今天我要加入国民党。”之后胡适虽未加入，则以“国家到这地步，自己没有法子逃”为自我期许，而接受驻美大使的任命。陶希圣则更加艰难，从政之路一开始就布满了荆棘，其中最遭人诟病的一件事，就是在1938年12月跟随汪精卫出走河内，并于1939年11月起参与汪组织与日本和谈代表为时两个月之久的密谈。这件事实际上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抗战之初，全国上下，无不同仇敌忾。由于中日两国军力悬殊，到了1938年夏秋之际，“国土精华尽失，真已到了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此仗如何打得下去？”（唐德刚语）胡适在战前似乎也不甚乐观，认为“中国是一中世纪的国家，断不能抵抗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