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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一胜利即骄傲从而吃亏的错误，并非是毛泽东偶尔考虑的问题，而是他一贯的思想。1949年3月5日，在夺取全国胜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他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他告诫全党：“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囱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个时候，毛泽东头脑中的镜鉴，便是李自成。1949年3月6日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对其他中央领导人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当即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60。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读郭沫若《十批判书》）
［原文］
一句话归总：孔子是袒护乱党，而墨子是反对乱党的人！乱党是什么？在当时都要算是比较能够代表民意的新兴势力。孔子帮助乱党，与其门人弟子帮助乱党例，见于《非儒篇》（《墨子》）者一共七项。
孔子的基本立场既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因而他的思想和言论也就可以获得清算的标准。大体上他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方面的，他很想积极地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的幸福。对于过去的文化于部分地整理接受之外，也部分地批判改造，企图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以为新来的封建社会的纽带。
一个“仁”字最被强调，这可以说是他的思想体系的核心。如更具体一点说，他的“仁道”实在是为大众的行为。这种由内及外，由已及人的人道主义的过程，应该就是孔子所操持着的一贯之道。这种所谓仁道，很显然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现。每一个人要把自己当成人，也要把别人当成人，事实是先要把别人当成人，然后自己才能成为人。
——摘自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
最足以代表秦始皇尚法精神的是焚书坑儒这两件大事。秦始皇对于儒家这样过不去，自然有他的理由：因为他们在一切观点上差不多都是对立的
秦始皇的精神从严刑峻法的一点说来是法家，从迷信鬼神的一点说来是神仙家，从强力疾作的一点说来是墨家，而他又加上了未流道家纵欲派的思想实践，那光彩是更加陆离了。
自春秋中叶以还奴隶逐渐得到自由，向来的奴隶主大多数失掉了他的优越地位，零落了下来，秦始皇则依然站在奴隶主的立场。秦始皇把六国兼并了之后，是把六国的奴隶主和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又整个化为了奴隶。
因此，秦始皇时代，看来是奴隶制的大逆转。由奴隶制言，可以比为回光返照。
——摘自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奏王政的批判》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是有点崇孔罗，因为你那个书上有孔夫子的像哪。冯友兰就是拥护孔夫子的罗。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但是，在范老的书上，对于法家是给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韩非这一派，还有商鞅、李斯，还有商鞅、李斯、荀卿传下来的。这些古董我也不劝同志们回去研究。
——摘自毛泽东1968年10月31日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郁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
——摘自毛译东1973年7月4日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千年》第363页，中共党吏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解析］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是研究先秦诸子思想的专著。“孔墨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分别是其中的第2篇和第10篇。首篇是“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其余7篇依次为关于儒家八派、稷下黄老学派、庄子，荀子、名辩思潮、前期法家、韩非子的“批判”。所谓批判，当是哲学意义上的分析研究之意。
该书写于1943年至1943年初，作者时在重庆。初版于1945年，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印行；1954年人民出版社又改排出版；1959年科学出版社印行新一版；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人民出版社改排本，编入《沫若文集》第15卷；1976年人民出版社重印本书时，作者作了若干文字订正。毛泽东读的，当是1959年以前的版本。1959年10月23日，他要外出，在指定带走的书籍中，便有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晚年，由于视力下降，他又指示有关部门把《十批判书》印成大字本给他读。
儒与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和实践的两大流派。二者的主要分歧，是重礼治还是重法制，是重怀柔还是重严刑，是求王道还是求霸道，是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是孔子，法家思想的奠基者是战国时一批诸侯国的改革家，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成功的法家思想的实践者。几千年来，有建树的历史学家总免不了要谈论儒、法问题，免不了要作出扬此抑彼的评价。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在这个问题上明显的倾向是扬儒抑法、褒孔贬秦，这从上面的引文中即可看出。关于法家的思想，他在“后记”中说：“韩非的文章如《五囊》、《显学》之类，完全是一种法西斯的理论，读起来很不愉快。”此外，该书对“五四”以来受到重视的墨家思想的批判也很严厉，这些看法，正如“后记”所说，“和大家的见解也差不多形成了对立”。于是有人认为作者“袒护儒家”，担心“这样做会是替旧势力张目”。对此，作者在1954年出改排本之前写的《改版书后》中有一个说明，他说：“我采取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在这个立场上我仿佛抬举了先秦儒家，因而也就有人读了我的书而大为儒家扶轮的，那可不是我的本意。先秦懦家在历史发展中曾经起过进步的作用是事实，但它的作用老早变质，它的时代也老旱过去了。这和爬虫时代一去不复返的一样，我们今天虽然在研究恐龙，珍惜恐龙的骨化石，乃至有时颂扬它的庞大，但有谁会希望恐龙夫子再来作一次生物界的主人呢？在今天依然有人在怀抱着什么‘新儒家’的迷执，那可以说是恐龙的裔孙——蜥蜴之伦的残梦。”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在表达他对古代政治思想的看法的时候，也时常对儒法作出评价。至今保存下来的毛泽东最早的文稿，便是1912年6月写的《商鞅徙木立信论》。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称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认为商鞅之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
“五四”时期，他具有明显的反孔倾向，其出发点是为了破除“思想界的强权”，具体内容尚须分析。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曾多次强调孔孟有部分真理。（见本书《哲学篇·对孔子的长处应该说到》）值得补述的是，在1941年9月10日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他通俗地表达过这样的意思：“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里是借用儒法的概念，强调革命队伍的建设，既要靠正确的路线方针指导，也要靠铁的纪律来约束。看来是兼容并收（当然，革命的路线和纪律同儒法的做法不可同日而语）。
50年代末期以后，毛泽东尊法反儒、扬秦贬孔的倾向逐渐鲜明。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破除迷信”的报告时，他称“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
1964年，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展开，毛泽东的这一倾向越来越强烈，多次谈到他的反孔扬秦的观点。
这年6月24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他说：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认为应该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骂他就是两条：杀了460个知识分子；烧了一些书。
同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他说：孔夫子讲“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么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爱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孔夫子为什么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条命，匡人要杀他。
同年8月30日在一次谈话中说到黄河流域的水利建设时，他又发挥道：齐桓公九合诸候，订立五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上坑了460人，是属于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被杀么。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齐桓、晋文，秦始皇也算。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
毛泽东的这个倾向，自然同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的观点是对立的。
毛泽东至晚在1954年就读过《十批判书》。这年9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就谈到：郭沫若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是“革命党”。这指的就是《十批判书》中的论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谈话中，毛泽东多次把郭沫若的《牛批判书》说作尊孔反法的学术代表著作，并鲜明表示不同意该书的观点，特别是1973年批林批孔的时候。这